家—国伦理公正与“国家”文明形态

中西方文明都建构了以家庭和国家为基本结构的伦理世界,西方“country”文明中伦理世界的命运是“悲怆情愫”,中华“国家”文明的文化条件和伦理精神是“家国情怀”。家国情怀不只是家庭精神,也不只是爱国主义,而是身家国天下一体贯通的伦理情怀。“国家”文明创生的家国公正的伦理智慧有日常智慧和“非常”智慧。日常智慧贯穿于人的生活与生命的全程,并通过各种民族节日呈现;“非常”智慧是调节家庭与国家矛盾冲突的伦理智慧,逻辑与历史地展开为两种传统形态,即以“国”为重心的“精忠报国”,以“家”为重心的“亲亲相隐”。家国伦理公正的课题与中华现代文明的百年进程相伴随,从中国革命到改革开放,呈现“伦理建构—伦理革命—伦理解放”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进程。现代中华文明依然是“国家”文明,但已经具有新形态,也面临新挑战,必须以伦理公正实现“国家”文明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做出新的“中华”贡献。     

“非常伦理”的道德内涵

“非常伦理”既与“应当做什么”和“应当如何做”的一般伦理问题相联系，也关乎“日常”与“非常”之辨。“非常伦理”和“日常伦理”都关涉伦理学的一般特点，包括德性与规范之间的统一。以“非常伦理”为关注之点，其意义不仅无法与一般的价值原则和普遍的道德规范相分离，而且涉及这些普遍原则的具体落实。在伦理学上，原则的普遍性和原则的落实，关乎形式与实质的关系问题。不管是日用常行，还是日常生活之外具有不确定性的生活领域，都需以普遍价值原则为引导。判断一种伦理原则的正当与否，不仅需要视其价值意义，而且应当同时关注其正面的价值意义是否得到具体落实。从行为过程和道德规范的互动来看，广义上的行为制约还关乎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关系。不管是权力还是权利，都既与日用常行相关又超乎日用常行之外。以伦理学为视域，人类不仅需要约束权力，而且应当约束权利。在更广的意义上，“非常伦理”中的“非常”关乎科技领域，“非常伦理”则相应地需要讨论其中的伦理问题。科技活动既与人的日常存在相关，又不限于人的日用常行。通过对人体增强、人工智能的分析，可以更进一步理解“非常伦理”及其意义。     

老龄化社会的伦理新启蒙

"孝"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觉悟,也是中国社会发生最早的伦理启蒙,从孝慈伦理,到"孝"治天下,再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大同理想,其文明精髓是追求人的终极关怀。当代中国社会的重大难题之一是"超载老龄化",它使原有的家庭-社会-国家伦理实体的有机体系面临解构,老龄人难以透过"孝"的自然伦理安全系统达到伦理上的终极回归,因而难以完成伦理型文化背景下对生命的终极关怀,即终极伦理关怀。老龄化社会期待孝道伦理的新启蒙,在孝道传统的回归和创新性发展中学会对生命的终极关怀,学会伦理地思考。     

“我们”的世界缺什么

“我们”的世界缺什么?这一问题的真义是:“我”成为“我们”的精神世界缺什么?缺“伦理”,缺“本性上是普遍的东西”的伦理!这一缺失历史地根源于对人类文明原初经验和童年记忆的误解和误读,因而必须进行中西方民族精神发展的宏大叙事.苏格拉底之死是古希腊文明的集体记忆,作为一次伦理事件,其深远精神意义使它成为西方文化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记忆;“制礼作乐”的西周维新是中华民族的原初经验,礼崩乐坏是中华民族的童年记忆.带着“伦”的世界和“神”的世界的原初经验和童年记忆,中西方民族开启了各自的精神之旅.20世纪初,中西方哲人以不同的话语形态和问题指向诞生了同一个文明觉悟,这就是“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学会伦理地思考”的“伦理觉悟”.行至当代,中西方民族、中西人的精神世界“同是天涯沦落人”,面临同一个难题:伦理缺失,伦理家园失落.由此,“我们如何在一起”的道德追问,便演化为“我们如何在一起”的伦理追寻,最后演变为一场关于人类文明前途的信念危机:“我们能否在一起?”     

孔子思想与“全球伦理”问题

孔子时代是一个存在着严重“道德危机”的时代 ,我们今天的人类社会 ,文化道德问题更多、更复杂。孔子思想对于建立“全球伦理”可以提供极其有意义的资源 ,如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是可以为不同文化传统的民族和国家所共同接受的伦理准则 ;“和而不同”应是寻求“全球伦理”的原则 ,等等     

当前中国大众国家伦理认同的精神形态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迁,传统社会的伦理体系及伦理逻辑遭遇解构,国家作为最基本的伦理实体也面临诸多挑战。社会变迁对中国大众国家伦理认同的影响及其精神形态,关系国家伦理安全和文明精神命脉。调查表明,中国大众对国家的伦理认同呈现为新的精神形态:以"从实体性出发"的高度伦理觉悟,对涣散国家精神的"贪污腐败"和"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等现象保持严峻的伦理关切,并以"社会公正"的伦理诉求守望国家实体性。个体以匹夫之责、之忧、之力捍卫遭遇多重变迁力量裹挟中的国家实体,这是社会急剧变迁中所迸发的推动社会进步、文明发展和国家昌盛的深刻伦理力量。     

中国家庭伦理共同体的时代变迁、现状审视及逻辑建构

家庭伦理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和家庭伦理思想的重要概念。建构家庭伦理共同体,是新时代家庭文明建设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过程和基本要求。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家庭伦理共同体经历了“等级式”到“契约式”的关系变迁、“单一化”到“多元化”的结构变迁、“严格化”到“自由化”的功能变迁,在家庭经济、婚姻和文化等领域呈现出一系列伦理问题。建构新时代中国家庭伦理共同体,需坚持以伦理自觉树立正确家庭伦理观,以伦理自信培育优良家庭伦理文化,以伦理自强健全现代家庭伦理体系。     

“信息方式—伦理方式”诠释框架的道德哲学解读

当谈及媒介与伦理的关系时,人们常局限于将伦理作为媒介实践的价值指导。媒介与伦理的关系还有另一重要旨趣,即媒介作用于伦理。以"信息方式"解读媒介,以"伦理方式"阐释伦理,"信息方式—伦理方式"的诠释框架突破媒介能够作用于伦理的传播学问题,从道德哲学高度复原出媒介影响伦理建构的道德哲学图景。信息方式通过具体的语言构型和交往行动,影响伦理方式的意义结构与时空因素,进而影响伦理方式"个体"与"伦理实体"两大概念元素的存在性状,最终在信息方式的文明生态中生成具有特殊立场、价值特征以及存在形态的伦理方式。伦理方式的变革将进一步深刻影响精神世界、生活世界的状态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造就整个文明世界发展的基本走向。这是伦理方式对文明的影响,更是伦理方式对其自身的文明诠释。信息方式与伦理方式的耦合,无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深刻的道德哲学意义。     

建构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的五个着力点

<正>人类文明新形态既是一种已然存在的文明新形态,也是一种处于持续建构之中的文明先进形态。而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重要内容和伦理内核的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它既是中国创造的具有实然性的伦理文明新形态,也是处于动态建构之中、具有应然性的伦理文明先进形态。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的建构涉面极广。它不仅要求当代中华民族具有卓越的实践智慧和能力,而且要求当代中华民族具有心系人类、放眼世界的广阔视野和高远境界;既要在坚持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积累精神文明、道德建设和伦理治理的智慧和经验,也要在中国特色伦理学理论创新中构建自己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着力点。一是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文明观。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文明观是建构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的认识前提和观念基础,既是推动传统伦理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和促进世界伦理文明发展的需要,也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进全球治理变革的要求。“伦理文明观”是“对待文明”的伦理理念,即以伦理对待文明。“观”既是“看待”也是“对待”,是观念也是态度,     

“老龄化时代”的伦理形态

"老龄化时代"的伦理形态是什么?因何形态以及如何形态?通过历史并关注形态的分析得出三点结论。中国传统社会以家庭为重心,通过"报"—"敬"—"畏"的理论构架和"孝"伦理精神及家国一体制,实现了"敬畏"的"老龄"伦理形态。孔孟学说证明了由"敬畏"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伦理实现;近现代转向中的"老龄"伦理形态是基于"理性",呈现家庭—社会—国家三大伦理实体有机构建的"伦"的失却及"老龄"伦理形态的实体虚空。康德"实践理性"、黑格尔"伦理世界"、罗尔斯"正义论"提供了理论依据;"老龄化时代"的伦理形态是基于"共生",需要重建价值解构,关注关怀伦理,以善的道德动力相互扶持,倡导传统伦理和关怀伦理之间的普遍"爱",使我们皈依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     

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的伦理认同与伦理困境

民族国家的伦理认同有明显的地域历史性、民族性。它具有激励功能、规范功能、整合功能,是国家成员间团结一致的凝聚力所在,它是维系一个国家存在和发展的精神纽带;在全球化时代无论在国家层面还是在国际层面,它都是社会平等、合作环境及机制的重要维系基础。经济全球化给各国带来相互协作机遇的同时也冲击着国家主权观、国家地域观与民族文化等传统国家实体性精神的基地。西方发达国家应对全球化治理需求提出"普世伦理"认同,诱导消解着民族国家的伦理认同。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我们要塑造良性的民族国家伦理认同,确立生态伦理价值观,反对抽象的伦理普遍主义;在深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系统工程中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创造文化条件、整合有效资源。     

资本权利霸语的叙事逻辑与人类文明发展伦理学评析

作为人类文明的核心要素之一,“权利”既是人的基本价值诉求,也是人的伦理价值体现,并由此成为人类文明演进的重要动力。资本权利霸语有着深厚历史根脉,且遵从了从财产权利到资本权利、从资本权利到资本权力再到资本权利霸权的叙事逻辑。资本权利以资本主义法权观为基点而生发,最终在资本逻辑推动并在“个人主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指引下把财产权利推向极致,最终形成资本权利霸语,把“人与人的世界”变为“狼与狼的世界”,形成西方文明的现代悖论与伦理之殇。人类文明新形态融合法权观念、道德观念和伦理观念,消解资本权利霸语,秉持平等互鉴的兼容文明观、共生共存的和谐人际观、共同富裕的仁道价值观、天人合一的辩证自然观和互惠互利的普惠发展观等现代文明理念,确保人类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轨道上平衡发展。     

家内关系的伦理辩证

中国传统伦理价值体系下的家内关系就其所体现的伦理精神而言,是一种类似于黑格尔家庭法哲学中“爱的辩证法”的个体与实体相统一的伦理关系。在这种家内伦理关系中,“实体性的同一”是贯穿始终的基本法则。在夫妻关系中表现为由“别”而“合”“不同而一”的伦理结合,在父母子女关系中呈现出生身养育、报本反始的伦理施报结构,在兄弟姐妹关系中达成了友爱平等的伦理平衡。然而,夫妻关系中的“别”“异”、父母子女关系的“异形离质”、兄弟姐妹关系的“分形连气”都表明家庭伦理精神的“实体性的同一”内在地存在着“伦理性的裂解”的结构特征与现实可能。这种家内伦理关系所体现的个体与实体的辩证运动为家庭精神及其现实形态的历史演绎提供了逻辑前提和动力支撑。     

全球化中的伦理认同与伦理冲突

全球化不仅改变着世界各国经济、政治格局,而且在思想文化领域亦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在伦理维度上以伦理认同与伦理冲突的矛盾现象凸显出来。面对全球化中伦理认同与伦理冲突并存的复杂态势,合理的战略选择应该是:理性审视和反思全球化中的伦理认同和伦理冲突,以生态价值观引导下的伦理多元主义应对全球化的文化挑战。     

文化本质的“伦理证成”使命与精神生活的道德价值逻辑

文化的本质是伦理,其最后的成果则是优雅人性和高尚道德人格境界的养成。文化担负着塑造国家形象和国家信仰、接续民族精神血脉等多重重大使命。面对普遍的"文化失序"以及文化自身内在的提升人的道德境界功能日渐弱化、钝化的严峻现实,面向未来,我们需要在"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意义上,以生成中的、成长中的具有强大包容性和开放气度的"大中华文化"之价值重建的立场和姿态,按照文明人类之道德价值实现的实践逻辑,着力培育市场化社会所需要的优良公共性伦理的生活生态,整饬业已"碎片化"的道德生活现实,创制具有典范性、引导性的人类共享的道德价值,引领人类逐渐回归到文化本质的伦理证成与自我拯救之路。     

中华民族伦理传统再辨识

任何一个民族都具有自己特定的伦理文化传统 ,问题在于如何辨识和确认这种传统。伦理道德不过是人类应对现实生存中遭遇的人—天、人—己、义—利诸矛盾的对策选择以及由此生发的思想原则、价值追求和行为习惯。以此为据 ,我们可以用《尚书》中的六个字来概括中华民族的伦理传统 ,即“正德”、“利用”、“厚生”。     

建构生态环境伦理促进可持续发展

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是一切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选择。现在人类正面临着生态环境危机。生态环境危机 ,呼唤建构生态环境伦理。生态环境伦理是人类对人和自然关系认识深化的新成果 ,是人类道德文明的进步和完善。生态环境伦理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一靠科技进步 ,二靠立法 ,三靠建构生态环境伦理。     

从“后伦理时代”到“伦理精神时代”——《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的思想进路

《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用精神哲学方法探讨伦理道德的历史、理论和现实形态,回应现代伦理道德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实现伦理道德向精神家园、精神哲学体系和精神哲学形态的回归,借以把握中国伦理型文化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独特贡献。该书基于对时代精神的清醒判断,直击当代文明缺失之质性和根源所在,试图通过精神哲学独特运思方式,将主导现代道德哲学的"我应该如何生活"句式转换成精神哲学的"我们如何在一起"句式,架起个体之"我"通达整全之"我们"的伦理纽带,推动人类伦理共同体的建构,促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该书视角独特,结构宏大,创新之处颇多,理当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现代社会伦理秩序的发生路径

“自发生成论”和“理性创设论”是传统道德哲学关于社会伦理秩序生成的两种理论模式。“自发生成论”认为,伦理道德不是纯粹人类理性设计的产物,而是人类行为实践的自然结果;“理性创设论”认为,伦理道德是人类自觉建构的结果,是人类理性创设的产物。这两种理论模式都以抽象的人性为其理论基础,无法合理解释个体与类之间的伦理关系。基于现实伦理实体的“创生拓展”应成为现代社会伦理秩序的发生路径。     

韦伯伦理—经济“理想类型”的历史哲学取向

韦伯关于“新教资本主义”的伦理—经济“理想类型” ,表现为道德哲学与历史哲学的二重向度和二元分离。在道德哲学方面 ,它建立了一个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逻辑模型 ,然而在历史哲学方面 ,“理想类型”却潜隐着深刻的文化霸权与文明霸权的价值取向 ,它与后来的“文明冲突”理论和“全球化”思潮 ,以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历史观 ,同属一种历史哲学谱系。“儒教资本主义”的命题 ,因与之在道德哲学方面不同构 ,历史哲学方面不同质 ,只是对“新教资本主义”“理想类型”的一种错位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