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思想的演进及其新时代形态

启蒙以降,工业文明与环境危机的“辩证法”引发了人们对于人、自然、社会、科技等关系的生态伦理思考。西方生态伦理学率先以生态系统中的自然规律为依据,建构人与自然的道德关系;社会生态学等思潮基于环境危机的社会历史根源,论证了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的同构性;马克思以感性的实践活动作为人的生存论基础,揭示了贯穿于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中的精神生态向度;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以“两个结合”为遵循,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主体性原则,基于“五位一体”的生态伦理观,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理论支撑。现代生态伦理思想否定之否定的逻辑进路及其新时代形态,既是人类现代化进程及其文明新形态的再现与预示,也是人、自然、社会、科技之间矛盾真正解决的时代智慧。     

建构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的五个着力点

<正>人类文明新形态既是一种已然存在的文明新形态,也是一种处于持续建构之中的文明先进形态。而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重要内容和伦理内核的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它既是中国创造的具有实然性的伦理文明新形态,也是处于动态建构之中、具有应然性的伦理文明先进形态。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的建构涉面极广。它不仅要求当代中华民族具有卓越的实践智慧和能力,而且要求当代中华民族具有心系人类、放眼世界的广阔视野和高远境界;既要在坚持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积累精神文明、道德建设和伦理治理的智慧和经验,也要在中国特色伦理学理论创新中构建自己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着力点。一是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文明观。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文明观是建构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的认识前提和观念基础,既是推动传统伦理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和促进世界伦理文明发展的需要,也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进全球治理变革的要求。“伦理文明观”是“对待文明”的伦理理念,即以伦理对待文明。“观”既是“看待”也是“对待”,是观念也是态度,     

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的生成机理

<正>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是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形态表现。它具有丰富内涵,既有异于中华伦理文明旧有形态,也有异于外国伦理文明形态,尤其是与西方资本主义伦理文明有着根本区别。探明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的生成机理,是推进“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研究”的根本和关键。一、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生成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它是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伦理文明观：“非常伦理”的“最后觉悟”

当今世界,“文明的冲突”根本上是文明观的冲突。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疫情和重大自然灾害、高新技术的发展和人口老龄化,宣示人类世界从诸文化实体的关系、人类与宇宙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类与自身的关系全景式地进入“非常时代”,遭遇“非常风险”,期待“非常伦理”。“非常伦理”有“非常伦理智慧”“非常伦理形态”“非常伦理觉悟”三个层次。人类社会发展史和个体生命发育史表明,伦理是人类文明的原色和理想,但在现代性文明中已然迷失。面对“非常时代”关乎“种族的绵亘”的“非常”挑战,亟待推进“非常伦理觉悟”,进行文明观的伦理革命,其要义是使人类和人类文明学会“为伦理思考所支配”,实现伦理文明观的回归与重建。伦理文明观是文明内部诸要素关系的价值生态的文明观,也是人与自然关系、国家与国家关系以及诸文化实体关系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观。伦理文明观的“非常伦理觉悟”,具有“最后觉悟”的文明史意义。     

中国家庭伦理共同体的时代变迁、现状审视及逻辑建构

家庭伦理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和家庭伦理思想的重要概念。建构家庭伦理共同体,是新时代家庭文明建设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过程和基本要求。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家庭伦理共同体经历了“等级式”到“契约式”的关系变迁、“单一化”到“多元化”的结构变迁、“严格化”到“自由化”的功能变迁,在家庭经济、婚姻和文化等领域呈现出一系列伦理问题。建构新时代中国家庭伦理共同体,需坚持以伦理自觉树立正确家庭伦理观,以伦理自信培育优良家庭伦理文化,以伦理自强健全现代家庭伦理体系。     

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的内容体系

<正>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所创造的和正在创造的伦理文明,其内涵非常丰富。我们对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内容体系的研究,可以主要选取经济伦理文明、政治伦理文明、生态伦理文明、社会伦理文明、国际伦理文明等五个方面的内容进行探讨和呈现。一、以共建共享为核心的经济伦理文明“共建共享”根源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人人平等、天下大同的高尚伦理追求,形塑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经济伦理思想与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享是共建共享。这是就共享的实现途径而言的。共建才能共享,共建的过程也是共享的过程。”⁽[1](215))“共建”突出经济建设各主体的伦理责任,要求发挥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使每位生产者“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2](363))。“共享”反映分配环节公平正义的要求,强调形成人人享有的分配格局。“共建”“共享”相互依存,只有保障人民参与经济建设的机会平等,才能增强群际团结,实现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结果平等。     

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的内涵要义和研究意义

“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概念被写进党的二十大报告,既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文明的理论认识和实践探索达到新高度,也标志着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历史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和文明自信达到新水平。中华文明历来是以伦理文明作为核心内容的。在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为了深入诠释和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论述,本刊特组织四位专家围绕“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这一重要主题展开笔谈。     

儒家和谐伦理的历史形态与现代启迪

传统儒家伦理的和谐性主要体现在仁爱原则以"推及"的方式贯穿始终,在由"家"到"国"的过程中,以血缘亲情为基础,使"家"的伦理规范自然过渡到"国"(民族)的伦理规范,达到了家、国之间的和谐统一.宋明时期更将仁爱扩展为"民胞物与"、"万物一体",使人的伦理意识由家庭、社会、自然一直推广到天地万物.这种伦理规律的和谐性、家庭观念的神圣性与仁爱原则的超越性对于建构现代和谐伦理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高技术的伦理中道

高技术难题的解决 ,必须向传统的中道哲学寻求伦理智慧。中道不仅在世界文明体系中具有一定普适性的形上智慧 ,而且它是应对重大社会历史变革的智慧 ,尤其是应对那些潜在巨大文明风险的变革中的两难选择的文化智慧。高技术伦理的辩证结构是 :伦理理智 ;伦理意志 ;伦理精神。社会文明生态的合理性 ,是伦理理智的中道 ;技术冲动力与伦理冲动力的合理“冲动体系”或“合力”,是伦理意志的中道 ;而“新人文主义伦理精神”,则是高技术伦理精神的中道     

儒家伦理与基督教伦理的冲突与交融

儒家思想和基督教思想是在两个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文明中诞生的两种不同思想。儒家思想以伦理为核心,强调家国同构、天人合一,具有泛道德主义倾向;基督教思想以超越的神学为基础,从神人关系出发,把“神人合一”作为其最高境界,伦理道德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儒家思想和基督教思     

解放的“个性”与“禁锢”的自我——论“五四”个体伦理的困境

个体伦理的提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中国现代伦理建设的最重要贡献,也是它与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以来伦理思想的真正接轨之处.但遗憾的是,无论是对个体伦理的阐释还是倡导,“五四”的个体伦理都与西方存在重要的区别,充满了内在的悖论和外在的困境.最主要的体现为对于“个性”的片面理解,以及对于旧式“德性”的不自觉沿袭所造成的现代伦理价值标准的建构空白.这使得“五四”伦理思想试图建构的独立个性与自我意识,携带着各种影响至今的局限与矛盾.     

经济伦理学的深度挖掘——《产权的伦理维度》评介

“保护所有权乃是各国家的道德神;因为它在这些国家里维持家庭的和睦,使人道流行;因为人们之所以联合起来,只是为了保障自己的所有权;因为惟有公正几乎包括一切美德,而公正就是把属于谁的东西给谁,因而归结起来就是保障这种所有权。”法国18世纪哲学家爱尔维修的这一论断,道破了整个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产权与伦理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产权是伦理的基础,规定着一定社会伦理的基本特质和发展状况;伦理是产权安排的价值尺度,是产权运作的重要规范和保护产权的基本方式。产权与伦理的结合,实质上构成经济伦理中的一种重要的伦理价值形态———…     

中国传统经济伦理及其现代变革论纲

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必须对传统经济伦理进行根本的变革：(1)变革“重公轻私”的产权伦理;(2)变革“不患贫而患不均”的分配伦理;(3)变革通行于熟人社会的“诚信”道德;(4)变革“家庭主义”。但由于存在着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因而“传统经济伦理”的现代变革将是一个相当困难的过程。     

论刘师培对中国伦理学独立化学科化的创造性探索与贡献

刘师培是中国伦理学独立化学科化的代表性人物。他编著的《伦理教科书》以及撰写的若干文章,初步建构了一个中国伦理学的框架体系,使五千多年博大精深的中华伦理文化进化发展到具有独立品性和专门研究问题的伦理学学科发展阶段。刘师培所建构的伦理学框架体系具有融合古今中西伦理思想精义于一体的特点,不仅吸收西方伦理学知识和观念来改造和整合中国原有的伦理思想,而且结合中国近代道德革命和新式学堂教育要求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和西方近现代伦理学进行创造性转化,从而促成了中国传统伦理向中国近代伦理的转型,促成了西方伦理学优秀成果的中国化转化。     

儒道传统生态伦理观的现代意义

我国儒道的传统思想与西方工业革命时期以人为中心的生态价值观不同,因为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在西方高速发展工业文明时期,我国仍然是以农桑为主的农业经济,这时“靠天吃饭”的思想,还深深地根植于人们的心中,为此“人与自然界的和谐”的生态伦理思想成了当时社会主流的思想,而“天人合一”是这一思想的主要代表。     

重塑德性概念：西塞罗对罗马政治伦理的再造

在罗马共和国末期，西塞罗对“virtus”概念的重塑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在早期拉丁语中，“virtus”主要被用来指体质上的或军事上的勇敢；到了共和国中期，“virtus”的含义和用法开始出现分化，呈现出两种主要的面貌：一种是传统的用法，指体质的或军事的勇敢、勇武；一种是受希腊语“■”的影响，将概念扩展到军事领域之外，成为抽象的各种德性的统称。正是在西塞罗这里，“virtus”完成了概念上的抽象化、普遍化，获得了稳定而持久的伦理含义。西塞罗对德性概念的提升与重塑，不仅反映了希腊思想的影响，而且也再现了他对不依赖军事之“新人”意识形态的建构；由此，他深刻地改造了罗马的政治伦理传统，深远地影响了西方文明。     

当前中国大众国家伦理认同的精神形态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迁,传统社会的伦理体系及伦理逻辑遭遇解构,国家作为最基本的伦理实体也面临诸多挑战。社会变迁对中国大众国家伦理认同的影响及其精神形态,关系国家伦理安全和文明精神命脉。调查表明,中国大众对国家的伦理认同呈现为新的精神形态:以"从实体性出发"的高度伦理觉悟,对涣散国家精神的"贪污腐败"和"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等现象保持严峻的伦理关切,并以"社会公正"的伦理诉求守望国家实体性。个体以匹夫之责、之忧、之力捍卫遭遇多重变迁力量裹挟中的国家实体,这是社会急剧变迁中所迸发的推动社会进步、文明发展和国家昌盛的深刻伦理力量。     

“老龄化时代”的伦理形态

"老龄化时代"的伦理形态是什么?因何形态以及如何形态?通过历史并关注形态的分析得出三点结论。中国传统社会以家庭为重心,通过"报"—"敬"—"畏"的理论构架和"孝"伦理精神及家国一体制,实现了"敬畏"的"老龄"伦理形态。孔孟学说证明了由"敬畏"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伦理实现;近现代转向中的"老龄"伦理形态是基于"理性",呈现家庭—社会—国家三大伦理实体有机构建的"伦"的失却及"老龄"伦理形态的实体虚空。康德"实践理性"、黑格尔"伦理世界"、罗尔斯"正义论"提供了理论依据;"老龄化时代"的伦理形态是基于"共生",需要重建价值解构,关注关怀伦理,以善的道德动力相互扶持,倡导传统伦理和关怀伦理之间的普遍"爱",使我们皈依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     

论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特质及伦理深蕴

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和平发展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本质特征。和平发展之所以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价值特质,不仅因为中华文明的血液中没有侵犯别国和掠夺别国的基因,消除战争、实现和平是近代以后中国人民最迫切、最深厚、最强烈的愿望,而且因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必然要求。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特质是对五千年中华伦理文明所形成的“以和为贵”“协和万邦”“和而不同”“人心和善”等伦理美德的创新性发展和全面继承,凸显出了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的价值特质和精神要义。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经历自古及今的历史变迁和递嬗发展并成为人类连续性文明的典范,与其始终坚持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的和平主义价值追求有着一种内在而紧密的联系。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特质和价值追求决定了其在对待其他文明和人类文明的关系问题上必然要求建构“文明的和谐”,建构人类文明包容互鉴的和谐谱系。     

家内关系的伦理辩证

中国传统伦理价值体系下的家内关系就其所体现的伦理精神而言,是一种类似于黑格尔家庭法哲学中“爱的辩证法”的个体与实体相统一的伦理关系。在这种家内伦理关系中,“实体性的同一”是贯穿始终的基本法则。在夫妻关系中表现为由“别”而“合”“不同而一”的伦理结合,在父母子女关系中呈现出生身养育、报本反始的伦理施报结构,在兄弟姐妹关系中达成了友爱平等的伦理平衡。然而,夫妻关系中的“别”“异”、父母子女关系的“异形离质”、兄弟姐妹关系的“分形连气”都表明家庭伦理精神的“实体性的同一”内在地存在着“伦理性的裂解”的结构特征与现实可能。这种家内伦理关系所体现的个体与实体的辩证运动为家庭精神及其现实形态的历史演绎提供了逻辑前提和动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