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社会的财产权到历史-生产定向的财产权——马克思对若干近代理论资源的批判

洛克、卢梭以及黑格尔有关财产权的思想代表了近代财产权理论的三种主要路向,分别对应着英、法、德三大思想传统,这三种路向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将财产权问题理解为政治问题,并且始终立足于政治社会来思考财产权问题:洛克提出政府的目的即在于保护财产权,财产权作为自然权利从根本上优先于政治社会;卢梭一方面认为正是财产权(私有制)导致了不平等以及奴役,另一方面又认为"财产是政治社会的真正基础,是公民所做的一切承诺的真正保证"1;至于黑格尔,则在拒斥自然权利或者说自然法传统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以国家为主体的财产权理论。区别于近代财产权理论的理论范式,马克思将聚焦点置于市民社会并致力于揭示诸种财产权理论的"经济基础",其批判的切入点是被普遍承认的"劳动确立所有权原则",而在揭示古典自由主义有关财产权的两条规律的明显矛盾的基础上,马克思将财产权问题批判性地导回生产领域,从而开启了历史-生产定向的财产权理论。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与人类文明新形态

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和未来社会文明形态可能性的生成立场上，马克思从现代形而上学、资本、技术三重维度开启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马克思寻找到了资本主义文明批判的社会存在论根据，揭示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前提、本质真相和来历，把握到了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得以确立的历史本质性和社会现实，揭示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作用和限度，阐明了资本主义文明批判的辩证法原则，筹划了未来社会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创造和展开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呈现出超越资本主义文明本身的特征和态势，具有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     

青年马克思宗教批判的社会哲学意蕴

青年马克思宗教观的形成包含三个环节：(1)从博士论文写作到《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分别以希腊自然神论和19世纪普鲁士政治唯灵论为批判对象,揭示出人在“社会现实”中的不自由是宗教得以产生的社会前提;(2)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论犹太人问题》为节点,马克思通过考察国家神论与私有财产拜物教之间的内在关联,明确了作为“市民社会”前提的现代私有财产关系,是人在当下陷入不自由的根本原因;(3)经《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及至与恩格斯共同完成《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既发掘出市民社会的宗教精神是理性神论与历史唯灵论,又在表征人类实践的“社会历史”中,指认了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的无产阶级革命对私有财产关系的扬弃,是人类实现自由的历史前提。据此可知,青年马克思的宗教批判不是对某一特定宗教观念的理论剖析,而是对宗教本身何以可能的社会前提进行的哲学反思。它内含对导致人类不自由的社会前提进行检视,并对人类自由得以实现的历史前提进行展望的社会哲学意蕴。     

黑格尔对康德财产权思想的批判与重建——从抽象道德法则到伦理实体规则

康德以财产权利为基础,构建了一套关于自由意志的道德法体系.他的权利理论为政治国家的合法性提供了先验的形式依据.黑格尔认为,康德的财产权思想完全局限于道德,具有抽象主观性的缺陷.在黑格尔看来,财产权指向实际的占有,自由意志最终要在伦理实体而不是道德法领域得到实现.现实的自由要求个人拥有将自己的意志置于任何事物中的人格权利,并且作为财产的所有人与其他自由的个体相联系.因此,财产权原则必须具有更加实质的含义,而且只有理性国家才是实现了人格自由的最高伦理实体.黑格尔财产权思想中对私有制度以及契约论国家观的批判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但是他所理解的财产权却囿于精神领域.     

财产权批判的政治观念与历史方法

一、财产权问题的政治之维财富和财产权问题一直是西方学界的热点,近年来国内学界也开始予以关注。这是一个重要学术动向,因为现代社会是经济型社会,财富的生产及其占有既是这个社会的实体,也是它的首要目标。这决定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从经济角度对现代社会的批判性理解,需要在政治上落实于财产权问     

论马克思的社会批判及其在宗教学史上的意义

社会批判不仅能使宗教批判现实化、彻底化,且能揭示出产生“处境的幻觉”的“幻觉的处境”所遮蔽的“颠倒的世界”,即揭示出能澄明人、人的本质的社会关系总和。社会批判的目的是,消解“元价值”强制和同化、消除“中心”与“边缘”的分裂和斗争,使社会成为“自由人联合体”,个人及其自由解放与他人及其自由解放彼此平等即各人“以人为自我主体”的“人的自为存在”状态才得以最终实现。这说明,马克思已从人类学立场和视野来考察、把握人和人类社会,因而社会批判蕴含人类学哲学意义。     

从对康德哲学的批判看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与意义

考察马克思对康德哲学的批判是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的一条重要途径,这不仅是因为康德哲学的"哥白尼式革命"在西方哲学史上第一次系统认识并批判了形而上学的独断,而且由此导向的对社会历史的判断成为关于现代性矛盾问题最初的、具有哲学高度的把握和批判。从二者的关系看,马克思哲学继承了康德哲学直面现实问题的批判精神,并将康德哲学中的自由问题进一步深入到了历史现实的层面。沿着康德哲学试图解决而未解决的问题,马克思推进了认识论问题的真正解决和形而上学的根本转向,进而揭示了认识论与形而上学问题之间的本质关联,克服了康德哲学的不彻底性。马克思真正在实践层面实现了将哲学改造为"改变世界"的思想武器,并且在实践的基础上把康德哲学所关注的"抽象的人的自由"改造成为对"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追求。     

何谓现实抽象——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考察和勘定

在西方左翼的认识论批判语境中，“现实抽象”概念的界定经历了从交换抽象到抽象劳动再到资本抽象的流变过程。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看，将现实抽象理解为交换抽象，虽然推动了对康德先验认识论的批判，但对抽象劳动的否定却导致其未能彻底完成认识论批判的任务；将现实抽象定义为抽象劳动，虽然触及了马克思关于现实抽象论述的核心，但未能把握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抽象结构；而把现实抽象界定为资本抽象，虽然揭示了资本主义这一“具体总体”是自主的、单向度的、封闭的、抽象的统治结构，但由于其方法论的限度，又未能彻底完成认识论批判和社会形式批判的任务。实际上，现实抽象不只是单一的社会形式抽象，而是包括了社会存在领域多种关系之间内在必然联系的历史规律。马克思的现实抽象理论应是认识论批判、社会形式批判和主体解放理论的统一。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政治意识

在当代西方社会批判理论中,以汤普森为代表的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以下简称历史学派)的政治批判越来越引人注目。历史学派的主导思想在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进行历史研究,并在历史研究中为现实政治斗争寻找根据和动力,进而以共产主义的政治理想为现实政治斗争导航,最终在未来社会中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体系中,首先在英国,如何有效地开展社会主义运动,并最终把共产主义的政治理想变为现实,构成历史学派学术活动的焦点。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们相信:“一个正义而人道的未来社会的根源可以在英国…     

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法哲学的批判及其理论效应——自由主义批判视域下的重理与检视

晚近以来西方学界对黑格尔国家法哲学的自由主义定位,使得我们有理由重理和检视马克思有关黑格尔国家法哲学批判的理论效应。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法哲学的批判,展开为市民社会与国家主义的双重批判,进而确定了唯物史观及其社会政治理论的起点。对市民社会及其有限性的历史批判,使得无产阶级被抽象和规定为世界历史主体,而市民社会的质料方面,则被规定为历史生产的首要的和决定性的方面,由此建构起唯物史观。但是,自由主义视域下的黑格尔国家法哲学解读,则完全无视这一历史视界。马克思对国家主义的批判集中于揭露王权及其基督教国家的封建主义本质,并导向人民民主,由市民社会或资产阶级社会意义上的政治解放以及政治革命,转向社会解放与社会革命,由此,马克思的社会政治理论同无政府主义及其民粹主义区分开来。但是,对黑格尔国家法哲学的自由主义定位,依然只是将马克思的社会政治理论看成左翼激进主义,从而也不可能真正理解现代社会主义传统。     

青年马克思的现代社会批判及其理论效应

在马克思法哲学批判时期的著作中,“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是表征现代社会的两个概念。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关于现代社会以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立为特征的思想,从两个方面对现代社会展开了批判性分析。一方面,政治解放使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互分立,使现代人分裂为双重身份并处于双重组织之中,而政治国家也随之陷入双重悖论;另一方面,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也具有一致性,即政治国家沦为维护市民社会的私利的附属物,其结果是市民社会在蓬勃发展的同时逐渐宗教化。马克思扬弃了黑格尔突破现代社会困境的“和解方案”并初步建构了其未来社会理论。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提出“真正的民主制”,但在《论犹太人问题》中以“社会力量”替代它。就超越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立以实现人的类本质而言,“社会力量”与“真正的民主制”具有共同的理论主题,两者的差异在于,后者的核心要义为市民社会通过不受限制的普选制“变体”为政治社会,而前者则强调无产阶级通过变革市民社会、消除私有财产的方式走向人类社会。青年马克思的现代社会批判在其思想发展中产生了重大的理论效应：一是使马克思切入近代政治哲学的问题域,开创了新的政治哲学传统;二是促使马克思...     

财产权批判与正义——马克思对黑格尔正义观的批判与超越

财产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是现代性法权正义的核心内涵。黑格尔的思辨法哲学不仅剖析了财产权的形而上学基础,而且以"生命的权利"和"贱民的反抗"向财产权的合法性发起挑战。黑格尔的挑战揭示了法权正义的内在缺陷,构建了批判和超越法权正义的国家哲学进路。马克思以财产权批判切入法权正义批判的理论视角受到黑格尔的影响,但在批判重心上实现了从"权利"到"资本"的转换。通过把财产权批判诉诸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马克思得以透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剖析法权正义的社会存在基础,开启了在资本批判中批判和超越法权正义的逻辑进路。     

从“物的关系”到“人的关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社会观革命

亚当·斯密的国民经济学主要探讨资本主义财富增长的一般原理,以及基于这种经济原理所实现的社会运行模式。总的说来,斯密是按照“物”的观点的思维方式来理解现实社会的,从而,其理论中非历史的“物的关系”遮蔽了现实的“人的关系”。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恰好是要通过批判异化劳动,揭示私有财产的历史性根源,澄明资本主义条件下,掩盖在“物与物的关系”背后的“人与人的关系”。从根本上来说,马克思的社会观超越了斯密探讨现实社会时纯粹的经济学视域,并以实践观点思维方式所实现的哲学变革为基础,深入剖析了隐匿在物与物的交换关系这一现象层面内部的人本身的异化存在状态。而共产主义正是马克思力求恢复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自由自觉本性的现实运动。     

“伦理本位”与“乡约重建”——梁漱溟对古代政治传统的现代转化

梁漱溟从政治制度与实践层面探索了古代政治传统的现代转化之道。在传统政治特点的总体研判上，梁氏认为传统社会是伦理本位的社会，社会礼俗形构了古代社会的基本组织。在传统政治现代转化的具体理路上，梁氏探索了从乡村建设入手重建社会组织的实践方案。梁氏分析传统政治、探索现代转化始终着眼于传统的现实面相。虽然他的政治改造方案与当时中国的社会实际之间仍有一定张力，但他注重伦理情谊、强调价值引导等主张凸显了古代中国社会治理的鲜明特色，对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具有一定启发。     

青年马克思对“德国自由主义”的批判

在历史哲学层面,通过与英法自由主义的比较,马克思指认德国自由主义秉赋"观念论"特质,并揭橥德国自由主义"观念论"的文化传统和历史成因。在实践哲学层面,马克思认为德国自由主义"观念论"崇尚一种"理论实践"形态,并依据"群众-精神"实践主体、"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实践结构、"改变世界-解释世界"实践功能等实践唯物主义逻辑,揭示德国自由主义"理论实践"的抽象性和狭隘性。在政治哲学层面,马克思认为德国自由主义"理论实践"的重要指向是对英法自由主义的批判,通过对青年黑格尔派"自由人"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所自诩的"自由主义批判"的批驳,马克思揭穿德国自由主义的错位历史观和保守政治观,彰显实践唯物主义的政治哲学意蕴。     

马克思与现代政治

"自由个体如何共存"是马克思和现代政治解放理论共同关注的主题。启蒙试图仅仅从道德、法律和政治层面解决这个难题,陷入了形式平等与社会民主的张力之中。马克思提出实践唯物主义、个人所有制和真正民主制思想,扬弃现代政治解放的矛盾,从人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出发,阐释了自由人联合体的可能性。他对政治解放的批判并不是完全放弃自由、平等、正义、民主、道德、伦理、法律这些一般概念,而是以实践唯物主义的自由概念为基础,在否定阶级政治暴力和阶级意识形态的基础上,赋予它们新的内涵。     

正义的多面孔:马克思与罗尔斯

马克思和罗尔斯都致力于消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病状。在具体方案上,马克思主张在认识历史规律的基础上进行共产主义实践,反对诉诸规范理论;罗尔斯则提出了一种平等主义的规范理论,但是缺少从现实社会向良序社会过渡的理论。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看来,罗尔斯的正义论注重发挥政治和法律上层建筑的能动性,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则有助于明确其经济基础方面的条件和限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汲取从马克思到罗尔斯的理论资源,一手抓民主法治,一手抓市场经济,实现国家和市民社会的良性互动,才能建设成功自由和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     

罗尔斯“正义论”视野下的财产权

罗尔斯的"正义论"区别了公法意义上的财产权和私法意义上的财产权。前者属于基本自由,系第一个正义原则调节的范畴;后者则归属第二个正义原则调节。与洛克的财产权理论不同,罗尔斯将私法上的财产权与政治自由相分离,否定了其自然权利性质,使其回归分配制度建构的本来面目。罗尔斯的财产权理论不仅为"所有权社会化"提供了哲学基础,而且为私法提示了一种全新的财产权伦理观。     

哲学的“终结”与真正的实证科学——重新理解恩格斯的辩证法及其理论意义

在理论思维层面上阐述辩证法，这是恩格斯对辩证法的理论贡献。恩格斯变革了哲学的思想内涵和理论功能，作为绝对真理体系的思辨哲学终结了，哲学以“通晓思维历史及其成就的理论思维形式”作为其合法存在方式。辩证法是哲学“终结”之际开启的真正实证科学，这门科学不同于对事物进行经验描述的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它是现实生活本身的感性存在论证明，是澄清社会科学之理论前提，洞察时代脉搏、历史走势和人类自身命运的科学世界观。辩证法立足“自然-生命-劳动-人类”有机整体的大历史观和人类史观，揭示人与世界的本源性关系，展现社会现实的矛盾运动机制，把握事情本身和彰显生命意义。恩格斯将唯物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统一起来，将辩证法作为批判资本主义和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思想锐器，克服黑格尔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对市民社会的理论直观，澄清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遮蔽的感性生活本身，实现了人类认识史、思想史和社会科学研究史的革命性变革。现代社会风险事件的发生具有不确定和复杂性特征，这需要能够把握和审视复杂多变形势的哲学理论思维引导，需要作为理论思维和实践智慧的辩证法思想引领。     

霍耐特与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

在几十年历史演变过程中,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经历了三期发展:第一期发展侧重于批判理论建构与工业文明批判;第二期发展侧重于批判理论重建与现代性批判;第三期发展完成了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如果说,哈贝马斯话语伦理学、商谈政治理论,意味着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一定程度实现;那么,霍耐特承认理论及其多元正义构想,则标志着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最终完成。尽管霍氏徘徊于批判理论与后批判理论、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一元主义与多元主义之间,但是最终从批判理论走向了后批判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