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谎言禁令中的困难、批评与解释

康德认为在任何情境中都不能说谎,即使在"撒谎救人"的情境中也应说真话。这一"谎言禁令"备受批评,被认为难以与生活实践和道德直觉相容。从康德提出"谎言禁令"的原初语境出发,只能推出"撒谎借钱"不能成为普遍立法的原则。若能正确理解定言命令的形式主义及其普遍化与可逆性标准,则"谎言禁令"不会被"简化"地陈述与理解,"撒谎救人"的准则也能够通过普遍化与可逆性测试,成为普遍立法的原则;在某些特殊的、类似"撒谎救人"的情境中,不说真话也不会与康德道德哲学的基本法则产生矛盾。     

是谁教会孩子撒谎

说你教过孩子撒谎,你肯定会站出来为自己辩护。你会说你把《狼来了》的故事多少次反复讲给孩子听,一再叮嘱孩子要做一个诚实的人。事实上,根本就不会有家长刻意去教孩子撒谎,起码在主观上是这样的。但是很少有人会注意到这样一个现实,因为你的一些不经意的语言,客观上起到了“教孩子撒谎”的作用。     

消极的与积极的:谎言的区分及其道德意义 ——兼论如何理解康德的谎言禁令

康德谎言禁令认为任何时候都必须诚实,甚至在面对凶犯询问朋友藏身之处时也不能说假话,这引发了激烈争议。谎言的道德价值与说谎者的情境地位有本质关联:主动的、以骗取信任来获取利益的谎言是积极谎言,是谎言禁令所严格禁止的;被动的、避免伤害的谎言是消极谎言。消极谎言可以分为面对灾祸的与面对邪恶的两种情境。面对灾祸的谎言是善意谎言,出自避免伤害的动机;面对邪恶的被迫谎言不属于“蓄意的不真实”,而是严格意义的“被迫的不真实”;这不是为谎言辩护,而是为处于邪恶的逼迫之情境中弱者或受害者的生存权辩护。上述概念与真实的背离,是康德谎言禁令产生道德困惑与理论争议的根本原因。     

根系生命:医疗卫生体制道德根基探微——《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进程与前景的生命道德思考》一书评介

2009年初启动的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也即"新医改",既是改革开放前30年改革的继续,也是全新改革进程的开始。10年来医改成就惠及人民并得到广泛肯定,体现了改革在经济制度上科学性与伦理性的统一。站在生命道德哲学立场上反观改革的进程,可以为改革方向和道路的合理性提供道德哲学的辩护。医疗卫生体制及其改革是经济学、公共管理学、政策科学等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也是涵括诸多哲学课题的认识和实践领域,生命道德哲学提供的是价值理性的思考。     

合情理性、辩护真诚性与罗尔斯的公共辩护策略

罗尔斯的公共辩护理念,要求为正义原则所做辩护必须取得合乎情理的公民的合理接受。但这里作为规范性限制条件的"合乎情理"却主要不是认知意义上的,因此合乎情理的公民持有认知上不合理的信念完全是有可能的。而这将会导致"辩护的真诚性"问题:即为正义原则所做的辩护,诉诸的是一个人所持有的认知上不合理的信念。罗尔斯对正义原则的辩护工作是分两阶段来完成的,分阶段的辩护策略可以避免"辩护的真诚性"问题,因为在这两个阶段中,面向某个公民持有的认知上不合理的信念作辩护的问题都没有发生。     

撒谎救人为何不是道德上被许可的——与刘清平教授商榷

刘清平教授在《说谎:禁止、许可还是应当——解析康德的说谎悖论及其根源》一文中认为康德在处理是否撒谎来帮助朋友的问题中陷入悖论.这种批判反映了学界混淆行动的实施者的思维倾向.在这个例子中,是我而不是凶手才是行动者.康德坚持不能撒谎的绝对性彻底贯彻了人性是目的的原则,后果论的处理方式反而会陷入不自洽.在康德那里,许可不是一个混乱的概念,而是表达为了实现某种合乎法权的状态而不得不采取的行动.康德对许可行动限制很多,撒谎救人不属于被许可的行动.在凶犯面前,如果我们无法保持沉默,我们不应当撒谎,同时,我们也要捍卫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和法权.撒谎救人不可能是一种应当的行动.     

哥德尔的概念实在论及其辩护策略

哥德尔从数论的客观主义出发,逐步将实在对象从抽象的数扩展到集合和类上,直到扩展到抽象概念上,最终形成他的柏拉图式概念实在论。哥德尔为他的概念实在论提供了三类辩护策略:第一,不可或缺性论证,承认抽象数学对象对于建立物理学理论是必不可少的;第二,以概念实在论在做出重大数学发现过程中所起的助探作用提供辩护;第三,诉诸抽象数学直觉的不可消除性的辩护。论文将从以下五个侧面给出具体分析:哥德尔概念实在论的基本立场;哥德尔的三种辩护策略如何与他的数学发现紧密相关;诉诸抽象直觉的策略如何与胡塞尔的现象学产生共鸣,以及这种共鸣的根源又如何与哥德尔建立"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规划相连。最后指出,哥德尔的辩护策略未能免除概念实在论最终遭遇的认识论困境的根源。     

编后记

为了向读者反映近数月来苏联哲学界为苏共领导人的修正主义路线辩护并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情况,本刊在上一期中曾从苏联报刊选译了十二篇文章,这一期中继续选译了十一篇文章,供读者研究和批判时参考。本期译文按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组:一、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二、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问题;三、关于人的本质和生活的意义问题。第一组有四篇文章。苏联《哲学问题》的社论,对我们的党作了种种无耻和恶毒的污蔑。它诬蔑我们是“教条主义者”,说我们“脱离辩证法和转到僵死的形而上学立场上”,并“企图用革命     

重叠共识的公共性与辩护性

罗尔斯的后期哲学例证了一种公共辩护(public justification)的方案。作为这一方案的核心环节,重叠共识不仅需要展示正义原则是如何得到辩护的,还需要使这种辩护满足公共性的要求。许多学者基于"双重视角"的区分来理解重叠共识,认为它是从理性个体有偏袒的私人立场出发来对正义原则的稳定性进行检验的。这种观点既不能真正解释重叠共识的辩护性,也无法满足公共性的要求。事实上,重叠共识最好被理解为合理公民们从集体的公共视角出发,尝试调和正义原则和各种合理整全学说的动态过程,其最终目标是确立一种辩护的政治,而非展示正义原则理论上的正确。     

重叠共识理念再检讨

基于合乎情理的多元主义的事实,罗尔斯意识到《正义论》中的正义观念缺乏稳定性。在《政治自由主义》中,他通过公共辩护这一概念处理稳定性问题,目的是通过公共辩护,由合乎情理的公民所拥有的合乎情理的整全性主张来最终形成关于正义观念的重叠共识。这一处理是否成功的关键就在于重叠共识的可欲性和可能性。在可欲性上,重叠共识所面临的主要考验在于正义观念之间的冲突所导致的分歧,但这是一个得以在政治自由主义理论框架内解决的问题。在重叠共识的可能性问题上,正义观念的初步辩护和充分辩护之间可能存在着难以轻易填补的理论间隙,这需要对政治自由主义中的前提性条件做出更为仔细的辩护。     

贝叶斯方法与归纳合理性问题——拉姆齐、布鲁诺·德·菲耐蒂和豪森的观点之比较

贝叶斯方法论的创始人拉姆齐和布鲁诺.德.菲耐蒂把归纳合理性问题看作初始概率的合理指派问题,拉姆齐最终将其归结为一种能够自我支持的有用的习惯。相比之下,德.菲耐蒂的归纳合理性理论更为深入,因为他所证明的意见收敛定理为拉姆齐所说的习惯提供了逻辑的辩护。不过,他们二人的归纳辩护都存在一定的缺陷,而且或多或少地表现出向休谟的心理主义立场靠拢的趋向。豪森曾试图为贝叶斯条件化原则进行辩护,但后来却放弃了这一努力而完全倒向休谟的立场。笔者认为,如果把休谟哲学和康德哲学在贝叶斯主义的框架内互补起来,那将为归纳问题的解决开辟更为广阔的前景。     

洞见还是偏见:实验哲学中的专家辩护问题

在哲学研究中,大量的哲学论证其前提依赖于直觉,从直觉出发建构哲学论证是当代哲学的一个主要特征。由此引发的一个问题是:专家直觉与大众直觉哪一个更为可靠?传统哲学家认为专家具有洞见,大众则充满偏见,这种立场被称之为专家辩护。实验哲学家反驳了这一看法,认为专家直觉和大众直觉同样不可靠,所谓的洞见不过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偏见。追索这一思路,本文认为哲学在根本的意义上是人间之学,专家和大众直觉都值得同等对待。本文一方面引介讨论实验哲学对专家辩护的批评,另一方面从概念上理清直觉和理论的关系,指出专家辩护不能成立的深层原因,进而在此新理路下,重新理解哲学与科学的区分、重新理解哲学的本性。     

财产与自由:社会历史、实践及形而上的分析——从对布坎南的批评开始

<正>布坎南是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长于用经济学方法来讨论政治问题,思想上属于右翼保守派。他的《财产与自由》一书对私有财产的神圣性给出了大胆的辩护。但相比较近几十年来经济     

Testimony是如何得到辩护的

Testimonial辩护问题是testimony① 理论的核心问题。它在理论上的重要性表现在 :不解决这个问题 ,就不能解决能否信任他人的问题 ,因而也就不能摆脱认识论中的怀疑主义。如果这个问题能得到解决 ,那么认识论中的其他许多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Lehrer ,pp .5 1-5 2 )认识论者们都竭力提出各自的辩护方案来摆脱怀疑主义的阴云 ,而不同的辩护方案又有不同的哲学和社会学意义。此外 ,testimonial辩护究竟是建立在testimony的基础上 ,还是建立在非testimony的基础上 ,关系到认识辩护的根基是不是社会的。如果辩护是建立在testimony的基础上 ,那…     

尼采永恒轮回思想的神义论阐释

早在奥斯维辛之前,尼采就见证了基督教和近代神义论的失败,因为虚无主义是它们的必然后果。上帝死了,但是神义论问题,即受难生命的救赎称义问题却还在,还必须予以回应。尼采永恒轮回思想包含对神义论的价值重估,是对受难生命救赎称义问题的一种后基督教思考。作为最高肯定公式,永恒轮回思想洗除人之罪责,为一切生命辩护;它通过意愿生命永恒复回而救赎生命,受难生命因绝对肯定它自身而称义。     

元伦理学中的寂静主义实在论:解释与定位

最近二十年来,有一批道德实在论者声称,道德实在论无须应对规范领域外部的挑战,尤其是形而上学挑战。这一立场可称为元伦理学中的"寂静主义实在论"。虽然这个立场已经引起了一些注意,但它尚未得到清晰界定。这一立场可以归到"非自然主义的道德实在论"阵营,其特殊之处在于,它认为实在论的主张只能在一阶的道德视角中得到阐明和辩护。寂静主义实在论背后蕴含着对"方法论的自然主义"的抵制。     

情感内容是概念性的吗?——一种现象学的路径

基于胡塞尔现象学的思想资源,本文试图为情感内容的概念论立场作出辩护。笔者将遵循麦克道威尔等概念论者的判定标准,即只要情感与判断之间存在"证成"或"理由给予"联系,情感内容就是概念性的;并从现象学知识论和现象学伦理学两个方面展开论证。从现象学知识论出发,笔者将利用充实学说为知觉概念论和情感概念论作双重辩护;从现象学伦理学出发,笔者则通过把胡塞尔的情感评价解读为推理过程,来论证情感内容的概念性。     

基础流变与责任对称——论推论语境主义对阿格里帕难题的消解

阿格里帕三难问题对认知辩护的可能性提出了巨大挑战。与传统的基础主义、融贯主义、无限主义方案不同,推论语境主义对阿格里帕三难问题提出了一种诊断式的回答。根据推论语境主义,正是由于断言者和挑战者之间的责任不对称,无穷倒退问题才会产生。一旦我们代之以“默认与挑战”(default and challenge)的辩护观,赋予断言者和挑战者同等的辩护责任,怀疑论问题就能随之消解。推论语境主义预设了辩护的论辩观,批评者认为这一观点是错误的,但本文基于知识论内在主义的立场捍卫了这一预设。整体看来,推论语境主义不仅消解了三难问题带来的怀疑论挑战,还发展出一种流变的基础主义,为克服独断论做出了实质贡献。     

心理因果性、排他性论证与非还原物理主义

在有关心理因果性的当代争论中,非还原物理主义无疑是个备受青睐或关注的哲学立场。而金在权的排他性论证则是一个被广泛用来质疑非还原物理主义的著名论证。本文首先考察排他性论证的两个版本(简化版和复杂版)。然后,为由戴维森首创的非还原物理主义的一支——殊型同一论进行辩护。与当前大多数辩护方案有所不同的是,本文采取了一个保守辩护策略来回应排他性论证:具体指出,金在权究竟在什么地方未能恰当地理解戴维森的工作;并且表明,经过澄清之后的殊型同一论完全可以免受排他性论证的困扰(无论是简化版还是复杂版)。最后,本文还揭示了金在权对戴维森相关工作的不恰当理解,乃源于更深层的形而上学分歧。因此有理由认为,只有在一个合适的形而上学框架中,我们才能够恰当地理解和评估有关心理因果性、非还原物理主义及其相关问题的思考。     

世上最爱撒谎的人

在这世界上,有一个人总是喋喋不休地告诉你:不能撒谎,撒谎的小孩会长出长鼻子,就像小木偶匹诺曹那样。你信了,于是不敢撒谎。可是,你渐渐发现,这个教你不要撒谎的人其实最爱撒谎。你爱吃的东西,注定是她不爱吃的。譬如吃鸡,她总说不爱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