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克劳斯科对罗尔斯政治义务理论的拯救

罗尔斯的公平原则与正义的自然责任原则是两种影响深远的政治义务理论,但是它们各自也面临着无法解决的难题:公平原则无法解释那些不情愿收到非排他性公共产品的公民的政治义务,正义的自然责任理论则无法证明公民对其所属国家的政治义务。与其他的政治义务理论一样,罗尔斯的理论也没能避免"普适性-特殊性"悖论的困境,但是罗尔斯已经尝试利用多种道德原则论证政治义务(责任)。为了拯救罗尔斯政治义务理论面临的困境,克劳斯科提出了由公平原则、自然责任原则和"共同利益"原则联合构成的多元-原则政治义务理论。尽管这个理论尚在雏形并且仍有缺陷,但是它对政治义务的解释力和前途就在于它符合了当今政治生活的复杂性和联系性。     

论罗尔斯的政治义务理论

政治义务是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哈特首先用“相互限制原则”来解释政治义务,这一原则为罗尔斯所继承并加以修正。鉴于该原则存在的诸多问题,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削减了它在政治义务的道德证明中的作用,而诉诸正义的自然责任原则。这个原则仍然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批评,许多罗尔斯的追随者对这些批评作了回应。罗尔斯从公平游戏原则到自然责任原则的转变反映了他对契约论不同的态度。     

感激原则与政治义务

感激原则有时候被用来解释和证成公民的政治义务,根据这种理论,公民的政治义务说到底是一种感激义务。基于家国类比的感激理论夸大了家庭与国家的相似之处;从感激义务的积极方面出发去解释和证成政治义务的尝试由于将感激国家的义务限定于服从法律,从而与感激表达方式的可选择性相违背;从感激义务的消极方面出发去解释和证成政治义务的进路虽然可以避免前一种进路的缺陷,但无论是将政治义务看作对国家的感激义务还是对其他所有公民的感激义务都有失妥当,而且这种进路也不能解释政治义务的复杂性。感激理论所面临的种种问题表明,我们不能把政治义务建立在感激原则的基础之上。     

论政治义务及其证成

公民的政治义务与国家的统治权利相对,是一种道德义务,不同于法律义务.政治义务问题是一组相关的问题,以公民为什么有服从义务为中心.义务与责任的区分对于政治义务问题意义重大.各种证成政治义务的进路都有问题,这把我们推向了无政府主义.     

政治义务与正义的自然责任

在《正义论》中 ,罗尔斯把功能上与政治义务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相当的道德要求建基于“正义的自然责任” (ｎａｔｕｒａｌｄｕｔｙ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 ,尤其是“支持与推进正义制度”的自然责任。① 他对这一观点的论证是粗略的 ,并且是不令人满意的 ,我将揭示这一点。尽管在表面上具有直觉上的明显性 ,但自然的政治责任并不能支持政府最重要的方面。对罗尔斯的这种批评对他下述整个观点提出了质疑 ,即我们之所以具有作为道德要求的政治义务 ,仅仅因为我们是人 ,而不是因为我们与特定政府的关系。在《正义论》中 ,…     

道德哲学中的证成问题

道德哲学中的证成问题分为两个层次:道德内部的证成和对道德的证成。规范的道德理论回答一阶证成问题,它提供行动的道德正当性标准,而不是一般的决策程序或生活指南。作为道德理论主题的行动不属于特定的实践方式。第二个层次是对道德本身的证成,涉及对道德本性及其权威的理解,这个层次的工作属于通常人们所说的元伦理学。必须将对道德的证成和对道德的说明区分开来。     

权利、义务、责任的内涵探讨

麦金太尔认为权利概念15世纪才出现,并怀疑以往是否存在自然权利;米尔恩则认为人类社会早就存在与权利相关的事实以及相应的权利意识。康德从权利、责任、义务的内在关系上揭示了权利概念的本质内涵,奠定了权利的道德价值基础。康德的思想存在不足,在理性与普遍形式理论两方面受到了非理性和历史主义的挑战。这些讨论有利于人们对权利、义务、责任本质内涵的深入理解。     

论哈特的义务与责任概念——以义务与责任的区分为视角

"义务"与"责任"作为道德哲学与法哲学的核心概念经常被替换使用。哈特是较早区分"义务"与"责任"的当代法哲学家之一。自哈特以来,越来越多的论者开始区别使用这两个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区分了自然责任与职责概念。哈特对"义务"与"责任"的区分与他的"特殊权利"和"一般权利"相联系,但哈特并没有一以贯之地区别使用"义务"与"责任"概念,这是他的义务与责任概念所存在的混乱和困境之根源。     

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正当性证成

法治与德治相结合,虽已确定为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坚持的重要原则,但在学界对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正当性仍有不同程度的分歧与存疑。因之,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正当性的证成,则是推进我国法治社会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转型亟需深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本文从法律与道德价值的同源性与交叉性、法律与道德规范的同宗性与交叠性、法律与道德功能的独特性与互补性,立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原则正当性的理论基础。     

通过契约建立国家:霍布斯契约国家论的基本结构

霍布斯的契约国家论,描述了自然状态下个体如何通过契约建立一个人为的政治共同体.这一理论包含三个核心环节:契约的订立、共同权力的建立和统一人格的构成.霍布斯的人为国家,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双边契约,克服自然状态下的人性困境.不过,理性的契约结构形成的规范义务,仍需借助共同权力,才能保障义务的有效性.建国契约,作为国家的奠基性契约,同时建立了服从的义务和保障这一义务的强制权力.为了确立这一权力的公共性质,霍布斯在《利维坦》中阐发了一套代表理论,作为具有统一意志的政治共同体的基础,但这一政治共同体的统一却无法摆脱具有自然性的主权者.霍布斯通过契约建立的国家,仍然面临人为性与自然性的内在张力.     

难民问题的伦理反思

难民问题是全球化背景下人类面临的重大发展问题,更是一个重要的道德问题。难民问题是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多方面发展的综合产物,其首先表现为一个人道主义问题,但同时又与政治密不可分,人道性和政治性带来了难民问题的复杂性。"自我"与"他者"问题是处理难民问题的关键所在,而"自我"与"他者"问题的核心是道德义务是否局限于共同体边界。难民问题的解决应当诉诸于一种基于责任原则的复杂路径,基于责任的援助义务为难民问题提供了伦理出路,难民在道德上没有过错,无论从理论层面还是实际层面,主导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发达国家都应承担起援助难民的义务和责任。     

儒家孝悌责任伦理论辩

作为家庭责任伦理的有机组成部分,由儒家所阐发、所倡导的孝悌道德,不仅是一种德性伦理、规范伦理,也是一种责任伦理。历代儒家主要从以下五方面深刻阐述了家庭责任伦理:一是父慈子孝的双向的责任,儒家提出来的父与子的角色责任伦理要求核心是父慈子孝的义务规范;二是游必有方的感情责任,"游必有方"并未否定晚辈行动选择的自由权利,它不过表达了孔子着重强调父母健在时子女必须尽孝道的义务和责任;三是不亏其体的重生责任,我们每个人作为自然存在均有保存生命的义务,"不亏其体,不辱其身"表明我们每个人作为自然存在均有保存生命的义务;四是劳而无怨的代际责任,"劳而不怨"既表达了对父母的关爱、敬重和诚意,又是化解矛盾、避免陷父于不义的合适情感表达;五是兄友弟恭的同辈责任,"友于兄弟"作为体现兄弟双方的对等责任内在地包括"兄友"的责任要求和"弟恭"的义务诫命。     

论传媒社会责任理论的伦理意蕴及其困境

大众传媒的社会责任理论并不是传媒自由理论的对立面,而是对传媒自由理论的补充、修正与确证.在这种补充、修正与确证中,社会责任理论把自由解读为个人对于他的思想、对于他的良心的义务为基础、且附有义务的一项道德权利.尽管大众传媒的社会责任理论充分认识到了传媒自由泛滥所导致的近乎灾难性后果,并试图通过责任建构来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法,但这一努力并没有取得预期中的理想效果,而且,社会责任理论自身也面临着许多理论与实践上的困境.     

集成性建构方式:公共管理学科再理解

公共管理学科的证成问题,是中国社会科学演进中的一个知识学难题,确当的证成方式有助于避免各种权力因素的干扰,回到知识学本身做出正当性的对话。在社会科学学科的证成中,经典的理论是普遍性建构方式和中轴化建构方式,但这两种方式并不适合公共管理学科。在普遍性和统一性哲学日益受到挑战甚至被舍弃的后现代知识氛围中,作为适应人类社会后现代转向的公共管理学科,其证成的有效方式是集成性建构。     

公平原则与政治义务:从哈特到罗尔斯

<正>如果公民有义务服从国家的法律与统治,这种义务的根源是什么?或者说,公民为什么有义务服从国家的法律与统治?这是政治义务的核心问题。政治哲学史上对这个问题的传统回答是同意理论。根据这种理论,公民之所以有义务服从,是因为他们以某种方式对国家表示了明确的或隐然的同意,忠顺宣     

全球治理视域下代际正义的三个基本理论问题

全球治理赤字是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和安全赤字的根源。完善全球治理的实践,构建以人类可持续发展为基础的代际正义,需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厘清代际正义的本质、代际正义的分配对象和代际正义的责任。基于跨国跨代的特殊性,代际正义不可能是互利的正义,而只能是公平的正义;代际正义的分配对象不可能是功利主义的效用或福利,也不是某种可以比较的社会基本善,而只能是人类得以发展需要的具有内在价值的功能性活动的集合,即可行能力;根据自然义务理论,我们需要明确各代建立并促进代际正义的普遍义务,而根据获得性义务的自愿或主动性原则,我们要明确跨国具体的世代因为自身的具体行动而承担的特殊责任,尤其是相对弱势的未来世代的责任。     

人格研究中国化之我见

人格是一个人的存在方式。人不是一个纯自然的范畴,而是受社会文化和历史制约的。当今西方人格心理学不是普世的人格心理学,它虽然有多种定义,但其核心是强调个人的独特性。中华文化注重个人所肩负的社会义务、历史责任和道德价值,强调个人要正确处理与他人、与集体、与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而不是个人的独特性。人格研究中国化就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研究中国人的人格,努力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格心理学,更好地为我国的人才培养和社会发展服务。我们在教学中应当引导并支持学生厘清概念,深入中国实际,采用质性和量化相结合的方法开展人格的中国化研究;鼓励师生学以致用,优化人格,成为幸福的进取者。     

论官员道德责任法治化及其限度——以“道德问责”为分析视角

官员道德责任法治化表现为官员道德责任法律化和道德问责,其源于道德规范调整官员道德行为的有限性,对约束官员恪守义务道德有若干作用。但道德责任法治化存在立法难题,无法将愿望道德责任转化为法律责任,难以穷尽义务道德责任,以及私德应否入法令人纠结。道德问责也存在实践难题,"依法问责"原则难以坚守,问责存在归责之难,问责受"回应性困扰"。总体上,道德责任法治化能防止官员成为魔鬼,却不能将官员铸就成天使。对官员担当道德责任需要德法并治。两者的关键都在于将捍卫人的尊严原则作为官德的首要道德原则。     

当代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历史演进分析

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观呈递进状态。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即计划经济时代的政治义务等同于社会责任、改革开放初期到20世纪末现代社会责任意识的觉醒和新世纪以来企业社会责任的清晰与自觉。     

论人对自然的权利和义务

人对自然的权利和义务是相辅相成、紧密联系的。人类在享有对自然的权利的同时,应该也必须履行对自然的相应义务。人对自然的权利和义务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其一,人类享有在适宜的自然环境中生存的权利,同时负有保护和改善自然环境的义务;其二,人类享有在适宜的自然环境中发展的权利,同时负有可持续发展的义务;其三,人类享有利用自然资源的权利,同时负有保障自然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的义务。人对自然的权利和义务问题的实质是利益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