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子”困境与“服从”难题 —— 博弈困境中的合作与服从问题的伦理学探究

博弈困境为探究社会合作秩序和道德(正义)准则从一种缺乏伦理引导的状态中缘起,提供了一种富有启示性的类比。而与博弈论通过重复博弈的实验来解释合作演化的机制所不同的是,伦理学家们在分享"博弈玩具"兴趣的同时,通过对博弈境遇中人类互动合作的条件以及道德(正义)原则的获得和服从问题的诠释,力图为这一困境提供某种"道德解"。     

论代际正义视域中的“非同一性问题”

"非同一性问题"是代际正义理论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非同一性问题主要关注那些决定未来人存在的某种行为在道德上是否被允许,该理论认为那些存在依赖于看似有害行为的人,并不能认为其自身受到了这种行为的伤害。该观点与人们的道德直觉相悖。帕菲特和雷曼分别为非同一性问题提供了后果主义和契约主义的解决方式,这两种解决方式存在一些有待克服的难题。义务论有可能成为一种解决非同一性问题的可行思路。     

政治义务与正义的自然责任

在《正义论》中 ,罗尔斯把功能上与政治义务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相当的道德要求建基于“正义的自然责任” (ｎａｔｕｒａｌｄｕｔｙ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 ,尤其是“支持与推进正义制度”的自然责任。① 他对这一观点的论证是粗略的 ,并且是不令人满意的 ,我将揭示这一点。尽管在表面上具有直觉上的明显性 ,但自然的政治责任并不能支持政府最重要的方面。对罗尔斯的这种批评对他下述整个观点提出了质疑 ,即我们之所以具有作为道德要求的政治义务 ,仅仅因为我们是人 ,而不是因为我们与特定政府的关系。在《正义论》中 ,…     

论政治伦理的正义主题

本文结合政治学和伦理学有关原理 ,探讨了政治伦理的主题 :正义。政治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现象 ,同样是一种伦理现象 ,政治的公共权力性质决定了它以实现正义为伦理目标 ;从正义的性质及内容等方面看 ,正义根本上具有政治性 ;正义是政治道德的基本原则 ,统摄诸如自由、平等和民主等具体政治道德规范 ;政治的正义目标实现要以法治与德治的结合为保证     

论西方正义思想的内在张力

正义问题的讨论在西方伦理学中呈现出一种紧张、对抗、冲突的景象,充满了内在的思辨张力.这种内在的思辨张力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正义究竟是立足于社会的维面还是个人的维面?正义究竟是落实于乌托邦还是现实界?正义究竟是诉之于德性的完美还是制度的完善?正是这种内在的张力推动着西方伦理学不断深化对正义问题的理解和把握.     

正义:西方道德治理思想的主线

道德治理是统治阶级利用国家权力发挥道德作用维护社会秩序的一种治理社会的活动。如果说中国古代道德治理思想的主要特点在于对仁政和道德教化的推崇,那么,西方道德治理思想的主线则在于对制度正义的追寻。     

论正义的追求与和谐的实现

正义是人类社会崇高的价值追求,然而它却渊源于人类利己与利他的情感冲突,这种情况决定了正义在动机上的相互性或有条件性和在制度层面上的无条件性.正义所具有的这样两种属性互为存在的对立面并成为人类社会得以建立和维系的基础.社会和谐的达成有赖于正义的实现,社会和谐对于正义有着多层次的要求:社会不仅要借助于正义的机制构建起良好的秩序,实现社会的稳定,而且要通过对正义的追求,实现社会成员人心的自由和祥和.而所有这些不仅要借助于法律的支持,而且要依靠道德的教化.     

论康德正义论的两个层次

康德实践哲学中包含着一个比较独特的"正义论",即一个由人类的正义和上帝的正义两个层级构成的完整体系.康德正义论的两个核心要素是分配的正义和惩罚的正义,它们贯穿于人类的正义与上帝的正义这两个层级中.分配正义的原则是合法性,惩罚正义的原则是平等性.上帝的正义和人类的正义之间虽然存在着原型与摹本的关系,但我们对这种关系的理解不能立足于传统神学,而是必须立足于康德的先验哲学:一方面,上帝的正义可为人类的正义提供一种绝对神圣性的保障;另一方面,这种神圣性只具有主观的、实践的实在性.康德的正义论对于康德道德哲学具有重要意义,即在正义的驱使下,道德法则从"应当"走向现实.     

论正义与慈善

人们普遍持有正义与慈善的四种区分:一是正义的义务是消极义务,而慈善的义务是积极义务;二是正义的义务是可以强制的,而慈善的义务是不可以强制的;三是正义的义务是完善的义务,而慈善的义务是不完善的义务;四是正义是一个权利问题,而慈善则不是.这四种区分实质上似是而非.要想完整地把握正义与慈善,我们就必须对道德生活有一种整体的设想.     

分配正义的三个前提性条件——罗尔斯、哈耶克与诺齐克的启示

现代意义的分配正义要求某些资源在整个社会范围内通过国家强制手段进行再分配,以提供给每个社会成员一定水平的物质待遇。此种分配正义的成立,必须满足三个前提性条件:第一,分配之客观基础是可能的:分配作为一种统一设计的制度性安排是可行的;第二,分配之道德基础是可能的:     

法律正义与道德正义

进入文明时代以来,社会正义一直是人们追求的基本价值目标.社会正义实质上是对人类社会关系(包括个人之间、群体及组织之间、个人与群体及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公平性、正当性的确认和捍卫,社会正义通常采取法律形式和道德形式来表达.法律正义是以国家意志的形式来表达的社会关系的规定性,它通过制度规范方式来确认和捍卫公民的合法权益和守法义务.道德正义是以德性和良心的形式来表现的社会关系的规定性,它通过伦理规范的方式来确认和维护公民的伦理权利和道德义务.法律正义是道德正义的基础和保障,因而也是社会正义的底线和起点;道德正义是法律正义的前提和灵魂,因而也是社会正义的理想和目标.构建法律正义与道德正义的良性互动关系.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有效保证.     

论法律正义的几个基本问题--兼与周旺生教授商榷

法律正义,是指体现在实在法的原则和规范中以及法律适用过程中的正义,是实质正义和形式正义的总和.罗尔斯的四个阶段说揭示了社会正义原则向法律实质正义的转化过程,这个模式同样适用于其他正义标准向法律正义的转化.法律正义不是介于法和正义两者之间"第三种规范",它既在法律之内,又在道德(正义)之中.法律正义的结构体系问题旨在探讨法律正义的内在结构即分类、相互关系和具体内容等问题.通过对法律正义的结构体系的多视角全方位的考察,我们将对法律正义形成一个更全面透彻的认识.     

“仁爱”与“正义”:和解及其可能

利他的"仁爱"中可有己、利、私,维护权利的"正义"中亦可有"仁爱"。"正义"与"仁爱"有两种和解方式:化主观"仁爱"为客观制度"正义","正义"与"仁爱"各在其所、互补共生。"仁爱"系个人美德,温润私人领域,"正义"系社会制度美德,维系社会政治秩序。"正义"为"仁爱"提供背景性框架,有"仁爱"美德者在公共政治生活领域维护"正义"秩序及其持续再生产。     

“关怀”与“正义”优先性的道德反思

现代西方社会生活的伦理形态在传统上一直由正义理论所主导。弗吉尼亚·海尔德作为当代西方关怀伦理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其关怀伦理从人类伦理生活的实践维度,对正义理论支配人类道德生活的正当性进行了深刻批判:一是揭露正义理论对人所作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预设的虚假性,二是反对正义理论所依赖的普遍道德规则的绝对优先权。关怀伦理从人类社会生活的实际经验出发,主张人是相关且相互依赖的,处于关系之中并依赖关怀关系。当基于关怀关系的道德选择与基于普遍道德规则的道德选择相冲突时,基于关怀关系的道德选择具有优先性,在关怀关系中回应需求的道德价值应被优先考虑。由此,海尔德重新界定了关怀与正义的关系:关怀是比正义更根本的道德价值,关怀关系提供更广的道德框架,正义包含于其中并仅在有限领域具有优先性。为了更清楚地界定两者的关系,海尔德面对的最大难题是社会各领域之间关系的模糊性,这也是正义理论仍待解决的难题。     

环境伦理视阈中的分配正义原则

分配正义不仅存在于收入分配领域,还存在于自然资源在同代人或不同代人之间的分配过程之中。分配正义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的伦理基础。与一般意义的分配正义主要是指对一定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现象的一种伦理认定和道德评价相区别,环境伦理视阈中的分配正义主要体现自然资源在国家之间的公平分配、国内的公平分配、代际之间的公平分配、人类的需要与环境本身之间公平分配等层面,概括地讲,也就是代内正义、代际正义和种际正义。     

马克思的正义理念:事实还是价值?

在马克思是否存在正义理念的问题上,国内外存在事实性解读和价值性解读两种倾向:前者认为,正义在马克思那里只是一种事实陈述,从而否定马克思具有独立的正义理念;而后者则认为,正义在马克思那里是一种包含道德诉求在内的价值判断。这种判断反映了马克思的正义主张,从而肯定马克思具有独立的正义理念。两种倾向恰恰彰显了,正义作为一种价值诉求,既具有积极意义,也存在严重不足。     

论税收正义

税收是一种重要的道德存在.在我国,无论是民间还是学界关于税收德性的认识,经常会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一种"税收幻觉"之中,即认为税收是善的.与之不同,西方民众和学者对税收德性的界定却是:即便税收不是一种纯粹之恶,最多也只能是一种必要之恶.二者争论的焦点不是"税本恶"还是"税本善"的问题,而是税收正义能否实现的问题.纯粹之恶论者认为,既然税收本身是不公正的,我们显然无法将一种"罪恶之税"修正为"正义之税",因而税收正义是根本不可能的.必要之恶论者虽然也认为税是一种恶,但坚持税收正义并不是不可能的,国家可以通过严格的制度设计来校正税收之恶,在不同程度上实现税收的公平与正义.     

人们应得什么 ——罗尔斯的“反应得论证”及其困难

罗尔斯的作为公平的正义认为,人们不应得基于自然天赋和资质获得的利益,因为从道德立场上看,这种应得的基础是任意的和偶然的。由此,作为公平的正义反对亚里士多德等应得论者的主张。后者理解的应得是一种前制度性应得,罗尔斯只承认制度性应得的合法性,即应得依系于制度规则,制度规则决定着应得的正当性。诺齐克和斯特恩伯格等人对罗尔斯的"反应得论证"提出批评,但是这些批评存在误解。"反应得论证"的真正问题在于:一是罗尔斯因"权宜之计"放弃对前制度性应得中关于人的自主性的考虑,而人的自主性是支撑正义理论大厦的重要支柱;二是他把制度性应得、资格和合法期望等同起来,从而混淆了它们之间的重要区别。     

艾伦·伍德阐释“马克思与正义”问题的论证逻辑及其反思

艾伦·伍德在“马克思与正义”问题上所持有的否定性立场，是当今学界尝试建构马克思规范性政治哲学必然要面对的一个挑战。这种阐释的论证逻辑是：以对道德的特定解读为中间环节，从人的本质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刻矛盾这一前提推出作为描述性和依附性的法权正义之结论。在这种论证中，作为描述性的正义与还原性的道德观，在作为经验假设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得到定位，并共同指向对规范性道德及正义的否定。这种论证逻辑得以成立的原因在于伍德遵循“亚里士多德—黑格尔—马克思”的思想谱系，并秉持一种理性的、社会性的人性概念为社会历史以及价值提供解释基础的主张。如果将这种论证逻辑以倒推的方式呈现出来，人们会更加清楚地看到伍德的观点及其意图。我们认为，问题的关键不仅在于反思伍德的结论，更在于反思伍德否定性阐释的论证逻辑之有效性。     

重新思考马克思与正义：希腊的维度

作者认为马克思思想具有希腊的维度,古希腊伦理哲学中的本质主义、目的论和正义这三个要素深刻地影响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和批判.在作者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本质主义和目的论的,这与亚里士多德的影响密不可分.而马克思对正义的看法则深受伊壁鸠鲁的影响,即将一种历史的维度引入了关于正义的讨论,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马克思在正义问题上采取了"有限相对主义"的立场,即认为资本主义就其本身来看是正义的,但是从社会主义的立场来,这种正义又是有限的和不足的.正因为历史地看待正义问题,所以马克思又用道德的语言来谴责资本主义.作者认为,这种"有限相对主义"和用道德的语言抨击资本主义之间的张力并不像某些学者认为的是一种矛盾,而是马克思处理问题的一种辩证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