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哲学中政治对道德的促进

康德坚信正义的制度设计能够促进民众的道德进步,但从他关于国家的历史作用的论述中又很难看出政治促进道德的具体机制,这就使康德面临盖尔斯顿所作出的"未能澄清道德进步的来源"的指责.结合康德伦理学、人类学、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相关论述可以重构出政治促进道德的三条途径:第一,通过消解人们对自我价值的焦虑,消减人性中的趋恶倾向;第二,通过对公共性条件的满足,强化人们的道德动机;第三,通过在制度设计中嵌入自由而平等的人的观念,促使人们把他人当作道德平等者来对待.     

马克思哲学—政治思想与20世纪马克思主义——恩斯特·布洛赫报告:《马克思,直路,具体的乌托邦》解读

恩斯特·布洛赫的报告:<马克思,直路,具体的乌托邦>不仅是一部关于马克思的纪念报告,也是一部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在这份报告中,布洛赫高度评价了马克思哲学一政治思想的丰功伟绩,实事求是地指出了他的哲学一政治思想中的某些"实质性缺陷",批判了斯大林主义的"奴役性实践",划清了前苏东"官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的人道主义"的原则界限.根据布洛赫的评估,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马克思哲学一政治思想中的个别结论已不再有效,但是,马克思的基本思想,特别是"辩证法思想"、"异化理论"、"现实的人道主义理念"等依然有效.     

康德实践哲学的义理构建及其逻辑跳跃

康德的实践哲学具有一个完整的义理系统,贯穿其道德形而上学、实用人类学、教育学、政治哲学、历史哲学等等,从本体与现象的绝对划分开始,为绝对的道德价值在理性世界确定其先天来源,开出法权学说和美德学说,在经验世界中考察人的自然禀赋在符合理性理念的政治国家中如何发展到与理性的自主运用相互协调的状态,并把人类历史看作是人类作为一个总体而整体地道德化的无穷的进程。由于缺少物质实践的观念,其义理系统中也存在逻辑跳跃。     

先秦儒家人性论的政治哲学意义

任何一种政治哲学都必须以一定的人性论为前提.与对人的存在进行实然性描述的人性论不同,先秦儒家的"人性善"是对人性作出的应然判断.这种人性论本质上体现的是"人道"精神的"成人论",其形式上是预设的,而内容上则是建构的.以这种人性论为基调,先秦儒家开出的是体现其哲学思想的政治与道德一体的"礼制"秩序模式.尽管自有自由、民主意识以来,"礼制"思想已命运多舛,但从普遍的历史视角出发,"礼制秩序"既体现了其历史的现实性,同时对当代道德和政治哲学仍不失文化传承上的启迪意义.     

法国启蒙思想批判与《神圣家族》的政治哲学主题

青年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批判了鲍威尔及其伙伴的思辨神学,通过对鲍威尔批判的法国启蒙思想的批判,超越了法国革命政治学和法国唯物主义。马克思以萌芽的唯物史观解蔽自我意识哲学的精神幻觉,以新启蒙的笔触书写"使用实践力量的"群众的历史,进而彰显群众事业的世界历史意义。让符合新时代的物质生产实践和群众利益的思想来启蒙群众做出合宜的政治选择,是马克思基于现实政治且影响未来政治走向的政治哲学创见。     

超越巴黎传统:马克思早期法哲学思想探源

马克思早期的法哲学与巴黎浪漫主义思想之间联系至为紧密。对早期文本的梳理可以发现,马克思对浪漫主义的理解走过了一条"信古"、"疑古"到"释古"的心路历程。他曾试图将"日耳曼的头脑"(哲学革命)与"法兰西的心灵"(政治革命)结合起来,但"现有"与"应有"的矛盾,哲学家们在缺乏实质自由的财产关系面前的集体失语,迫使他开始反思浪漫主义观念、政制、风尚的意义与局限,并在批判资本结构的基础上逐步摆脱浪漫主义政治观,超越巴黎传统迈向历史的纵深,从哲学和政治革命走向经济革命、社会革命乃至人性革命。     

《资本论》的正义观与马克思的现代政治批判

学术界关于《资本论》正义观的争论表明,马克思对于正义问题的理解已经跳出现代政治哲学视野,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探讨正义问题的理论语境。重新理解《资本论》的正义观成为重新阐发马克思现代政治批判思想的重要切入点。古典政治哲学对于"普遍正义"与"特殊正义"的区分为我们重新理解《资本论》正义观提供了新的视角。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正义从一个道德二元抉择问题转化为政治经济学问题,从根本上瓦解了现代性正义理论的政治哲学基础,进而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正义危机的同时,开辟了一条超越现代"道德政治"的思想道路。     

近代道德重建的可贵探索——孙中山论道德的革命与革命者的道德

道德重建是从传统走向近代的一个重要任务。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对革命的得失进行了持续的反思,愈益清醒地认识到道德重建对于革命的重要价值。围绕着国民道德的革命与革命者的道德这两个方面,孙中山阐发了诸如人格救国、替众人服务、为主义奋斗以及为主义牺牲等道德主张。这些道德思想为当时的民族民主革命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动力与价值引导,其合理的内容在今天仍然闪烁着历史的光辉。然而,囿于历史的与阶级的局限,孙中山的诸多道德主张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触及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文化精神问题,但并未能对道德的本质与道德发展的规律进行科学的认识与探究,故未能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现实途径。     

阶级解放、劳动主体与共产主义——《共产党宣言》的政治哲学阐释

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以个人权利、资本人格和有限政府为核心建构起资产阶级统治的一般理论框架。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三个政治哲学命题:"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命题,以"阶级解放原则"取代"个人权利原则",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与政治哲学的内在原则;"消灭私有制"命题,以劳动取代资本,复归劳动及劳动者作为现代政治哲学的主体地位;"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命题,用"自由人联合体"重构了个人原则与共同体原则辩证统一的共产主义理想。通过这三个命题,实现了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原则的改写、政治哲学主体的倒转和政治哲学理想的重构,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开辟了新的前景。     

马克思如何在社会主义理念中把握和超越时代

马克思对时代与哲学关系的考察是其转向并提出社会主义理念的内在动因。社会主义理念包括三个层面,即社会思想、批判哲学与"革命的科学",它是马克思把握和超越时代的哲学依据。第一,在反思黑格尔法哲学与卢格阐发的"政治时代"时,马克思在"社会思想"而非"政治理智"中把握德国所处的时代,社会思想成为他转向社会主义理念的哲学起点。第二,在批判以往共产主义者将私有财产与作为新时代的共产主义截然分立的"粗陋观念"时,马克思在"批判哲学"视野中界划了"批判的共产主义"与"粗陋的共产主义",批判哲学成为他评判同时代共产主义者的哲学标尺。第三,在批判以往社会主义者从既定的经济范畴和原理出发超越"资产阶级时代"的做法只是"经济学上的空论"时,马克思在"革命的科学"层面揭示了资本主义本身潜在的社会主义倾向。马克思在社会主义理念中对时代的把握、对同时代人的批判,不仅具有思想史意义,更是直面当下时代的重要哲学方法论。     

道德理想国的覆灭 ——卢梭政治伦理观述评

卢梭通过对近代政治哲学和启蒙运动的激烈批判,确立了从道德、正义的角度探寻政治哲学的主题,因而将伦理与政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政治伦理观。他的政治伦理思想主要是在自然人性的基础上,建构一个自由、平等和正义的道德理想国。然而,他的这个道德理想国遭到了来自理论界和实践的双重挑战,最终走向了覆灭。卢梭的政治伦理思想的矛盾之处在于混淆了"道德上的应当"和"政治上的能够",将"应当"看作"能够"去追寻,构建自己的道德理想国;在道德培养问题上,其思想有着"成公民"和"成人"的逻辑矛盾,最终导致无法实现其政治和道德融为一体的理想;近代政治对于人类生存的过分关注,导致对与政治相关的道德、自由的远离,这是卢俊政治伦理观遭遇的无法避免的时代困境。     

从对康德哲学的批判看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与意义

考察马克思对康德哲学的批判是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的一条重要途径,这不仅是因为康德哲学的"哥白尼式革命"在西方哲学史上第一次系统认识并批判了形而上学的独断,而且由此导向的对社会历史的判断成为关于现代性矛盾问题最初的、具有哲学高度的把握和批判。从二者的关系看,马克思哲学继承了康德哲学直面现实问题的批判精神,并将康德哲学中的自由问题进一步深入到了历史现实的层面。沿着康德哲学试图解决而未解决的问题,马克思推进了认识论问题的真正解决和形而上学的根本转向,进而揭示了认识论与形而上学问题之间的本质关联,克服了康德哲学的不彻底性。马克思真正在实践层面实现了将哲学改造为"改变世界"的思想武器,并且在实践的基础上把康德哲学所关注的"抽象的人的自由"改造成为对"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追求。     

道教法思想初探

道教的政治哲学,直接继承了战国、秦汉黄老道家的精神传统,既固守黄老自然无为的核心理念,又充分吸收了法家的合理思想成分,对"法"、"术"、"势"的为治功能予以充分的肯定,形成了以道德为主,法术势为辅的政治哲学理念。     

走向伦理精神

在精神哲学意义上,现代中国伦理道德发展遭遇三大问题:道德僭越伦理,理性僭越精神,道德理性僭越伦理精神;相应存在三大病症:无伦理,没精神,道德理性泛滥;必须进行三大回归:伦理回归,精神回归,伦理精神回归。三大回归必须探讨三个前沿性课题:在人的精神发展和精神世界中,到底伦理优先还是道德优先?伦理道德到底期待理性还是期待精神?中国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到底是"道德理性"形态还是"伦理精神"形态?伦理是人类的家园和"安宅",精神是回归家园的达道。伦理与精神既是中国基因和中国传统,也是中国话语,"走向伦理精神"是现代中国伦理道德发展的精神哲学之路,它期待两个哲学觉悟或哲学革命:由"应当如何生活"的道德问题意识向"我们如何在一起"的伦理问题意识的革命;由只是作为社会存在反映的"意识论"向主体建构的"精神论"的革命;简言之,"伦理"革命,"精神"革命。现代中国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是"伦理精神形态"。"伦理精神形态"是植根中国传统、针对现代问题、追求伦理理想和伦理信念的中国话语与中国形态,是伦理道德发展的现代中国精神哲学形态。     

论道德叙事

哲学的叙事就是有关生命和生活的道德叙事,道德叙事的主体通过生命体验和生活经历中的事件叙述,呈现或揭示隐藏在这些体验、经历、事件或行为背后的道德思想和价值观念,以创造出生命或生活的意义。生命的存在形式和生活运行轨迹表明道德叙事的主体是一个在时间流逝中呈现的历史主体;有意义的人生和道德生活表明道德叙事是基于一个统一主题对人性目的的理解。"道德主体""历时性""人性目的论""主题统一性"和"可理解性"构成了道德叙事的基本要素。这些基本要素通过"道德训诫"把"未受教化而偶然所是的人"转化为"实现其目的而可能所是的人",这是人类深层次的道德叙事。     

马克思道德理论:非功利主义目的论及其限度

非功利主义目的论是一种从人的本质出发,追求诸如幸福、自由和自我实现等各种善的马克思道德理论进路,这种理论进路实际上是将马克思的道德理论视作一种追求抽象的人的本质实现的亚里士多德式目的论。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脉络来看,该理论进路的底蕴正是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批判的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思想遗迹和黑格尔哲学的目的论形式。非功利主义目的论者片面地发展了这种以抽象的、理想化的人的"类本质"为基础的人本主义和目的论,却忽视了马克思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过程中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决裂和对黑格尔哲学的"清算"以及历史唯物主义提供的历史性解释原则对于理解和构建马克思道德理论的根本性意义,因而只是一种具有历史限度的理论建构。     

康德目的论体系中的普遍历史与永久和平

一般而言,和平作为政治目的,主要基于正义权利的考虑。但如果要将和平视为一个永久目的,那就不仅要考察其政治哲学的思想内涵,同时也应理解其历史哲学的维度。康德正是在普遍历史理念的基础上,将永久和平视为最高政治目的来筹划,提出无论是个体或社会,还是国家或国际联盟,人类历史发展都是合目的的。而在康德的目的论体系中,道德是主旨,普遍历史的主体是作为道德存在者的人类,无论从自然目的过渡到自由目的,还是从基于自由意志的道德目的过渡到关涉自由权利的政治目的,自由是普遍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因此,作为政治目的与道德义务的永久和平,需要历史目的论来保障。     

个性自由与“丰富的个体”之文化共同体

个性独立与自由的确立 ,是社会文明发展进步的主导标志之一。然而 ,确立个性自由的历史必然性与其在事实上尚未确定的现实之间的矛盾 ,已经十分尖锐地存在于社会生活中。问题不仅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误解 ,更在于人们文化认识的局限和文化模式的限制。一、“集体”死了 !确立个性自由与发展 ,是近代以来一切思想革命、社会革命的宗旨———实现人的解放的基本目标与途径 ;为了确立个性自由 ,人文学家们发现了理性与历史 ,思辨哲学则把普鲁士王国作为理性的最高存在 ,人们便将走出人身依附关系的个人前途与命运 ,与虚幻的人为设定的“国家…     

从黑格尔的“Handlung”到马克思的“Praxis”——19世纪上半叶德国实践哲学的两个主题词及其演替

通过主题词研究法,黑格尔的"Handlung"与马克思的"Praxis"之间的演替过程能够得到清楚呈现。"Handlung"在黑格尔客观精神理论中被主题化,它在道德领域指道德意志或主观意志的外显,在伦理领域则既包括市民社会中具有特殊性和中介性的劳动,也包括政治国家中具有普遍性的政治行动。"Praxis"一开始被马克思主题化为理论的现实化和世界化,后来它尤其被理解为一般劳动和革命。19世纪上半叶德国实践哲学中"Handlung"向"Praxis"的演替背后是时代和时代精神的变化。在马克思的时代,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发展体现出社会化劳动生产的巨大威力,它支配着包括道德行动和政治行动在内的一切方面,同时引发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冲突和革命。     

“良知坎陷”：牟宗三的思想脉络与理论开展

在牟宗三哲学发展中,"良知坎陷"说有认识论、历史文化论和存有论三义。"良知坎陷"说的理论开展,既表现为存有论意义上的理论综合,也体现在以"道德实践"对"坎陷"所作的理论规定。在"良知坎陷"说中,存在着文化诉求与哲学思考的思想纠结。由于对"坎陷"之辩证义的独特规定,牟宗三存有论意义的"良知坎陷"既不同于黑格尔绝对精神的辩证开展,也改造了康德现象与物自身超越区分的理论架构,展露出"彻底的唯心论"的基本意蕴,具有新的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