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坎陷":牟宗三的思想脉络与理论开展

在牟宗三哲学发展中,"良知坎陷"说有认识论、历史文化论和存有论三义。"良知坎陷"说的理论开展,既表现为存有论意义上的理论综合,也体现在以"道德实践"对"坎陷"所作的理论规定。在"良知坎陷"说中,存在着文化诉求与哲学思考的思想纠结。由于对"坎陷"之辩证义的独特规定,牟宗三存有论意义的"良知坎陷"既不同于黑格尔绝对精神的辩证开展,也改造了康德现象与物自身超越区分的理论架构,展露出"彻底的唯心论"的基本意蕴,具有新的理论意义。     

牟宗三"良知坎陷说"的发展历程

牟宗三的"良知自我坎陷说"贯穿了其学术思想发展的始终,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一、"内圣"坎陷"外王";二、"存在之理"坎陷"形构之理";三、"仁心觉情"收敛"智相";四、"无执的存有论"坎陷"执的存有论".从以上的发展线索来看,牟宗三的"良知坎陷说"具有一个逐步内在化、形上化的发展趋势,而其中"存在之理"坎陷"形构之理"这一阶段具有关键的意义.     

牟宗三“良知坎陷”说的意涵及与康德、黑格尔的相关性

本文分疏了牟宗三"良知坎陷"说中的康德与黑格尔哲学资源,剖析其两层存有论的内在矛盾及其缺失。牟氏在证成现代民族国家时,预设了康德式两层存有论的义理架构,在论证方式上则引入黑格尔式的辩证法。牟宗三证成道德的形上学,建立两层存有论,但他认为现象只具有认知的意义,人的德行与法权并不在其中,使二者暗而不彰。顺着康德的理路,牟宗三哲学中法权与德行两个方面的缺失都可以得到补足。     

“良知坎陷”的起点与归宿

"良知"概念,是中国儒家哲学的重要概念。从孟子"良知、良能"到王守仁"致良知"的心学兴盛,及王门后学对其的发展,再到牟宗三继往开来的"良知坎陷"理论的开展,无不表现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和魅力。作为"新儒学"的代表,牟先生"良知坎陷"之说,以其独特魅力亦或"挑事者"的身份掀起了一次次理论回应。     

论牟宗三的“两重坎陷义”

学界对牟宗三"良知坎陷"说的研究和评论已经相当丰富,而不论是赞成或反对者只关注到牟宗三关于"良知坎陷"说的一个侧面,而没有看到另一方面,从而误读了牟宗三讨论坎陷的问题意识。按照牟宗三关于坎陷的论述理路,可分两重,即凡位坎陷义和圣位坎陷义。凡位坎陷义是牟宗三讨论西方知识形态存在何种缺陷的核心概念,因为坎陷是知识构造的根基。牟宗三认识到西方的知识传统对个体生命的安顿不足,遂要从认识心之坎陷中跃出,最终转向本体界,使得本心呈露,获得真正的安心,此历程从现象界上升到本体界,从凡位转入圣位,亦可说是内圣之路。达到圣位后,还要从本体界下降到现象界来安顿天下人的心,在此历程中仍然需要借助坎陷,具体表现为"新外王",其核心内容为科学与民主,但开出的方式上却要本内圣之明,以此使得器物制度皆具有提撕精神。据此可知,凡位坎陷义演内圣之学,而圣位坎陷义开外王之学,二者是上学下达的整体,体现了牟宗三一生学思所向。牟宗三对坎陷问题的讨论始终充满着对现代人生存境遇的人文关怀,他尝试借助东西方已有的文明形态构建起一个融合宇宙知识与生命价值的理想架构。     

新儒家与西方政治哲学:牟宗三的民主思想与自我坎陷论

牟宗三与新儒家生活在中国积贫积弱、社会政治文化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大变革时代。如果要了解牟宗三提出的"道德主体的自我坎陷"的历史背景,我们就需要考虑他思想产生与发展的论述环境——"欧洲中心论"。在欧洲中心论笼罩下的中国思想界,学者视西方民主制度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优良的政治体制。但是近年来,民主政体的结构性缺陷在民主国家的运作实践中越来越凸显。而在牟宗三看来,民主制度的有效运作需要多种文化与社会条件与之相配合。在牟宗三"自我坎陷"论的视域下,我们可以看到民主理论需要的不是自由主义所突出的个人权利,而是集体的社会福益。民主政治得以运作的基本条件不是个人争取合法地满足自己的所有需要与欲望,而是透过互相尊重、妥协、合作而达成对社会共同利益的维护。民主政治要求选民妥协、合作,甚至自我否定,这便是牟宗三"自我坎陷"论所蕴含的道德精神。牟宗三"自我坎陷"的理论观照了民主制度的缺陷,同时补充了西方民主理论之不足。     

从"德性优先"到"德知并建"——由"良知坎陷"问题引出的中国哲学形上学现代诠释的反思

牟宗三先生的"良知坎陷"有三类提法.只有在道德形上学的圆善层面上进行解读,知识才能得以保存.这固然在儒家心学系统中已经达至圆满,却未必是现代新儒家返本开新的最佳典范.成中英先生在尊重先秦儒家经典的原义上建立了本体诠释学,以一本多体的态度看待道德与知识,在新外王的现代开展上甚于"良知坎陷"的处理方式,为现代中国哲学形上学...     

牟宗三的“圆教智识论”

后期牟宗三区分圆教与别教,认为两者的表述模式分别为"诡谲的即"与"超越的分解"。圆教对于一切法包括知识在内的看法,与别教不同,圆教"性具善恶"的理论使得知识等染污法具有本体论上的"永恒的必然性",而非别教下的"辩证的必然性";其起现知识等染污法是"任运而现",而非别教下的"作意而现";其视识心为觉悟后智慧之异名,而非别教之视识心为必定有碍而要"破识显智"。"良知坎陷论"对于知识、认识心的看法更接近别教而非圆教,牟宗三对此似并未从判教的角度予以深入反思,而只是以圆教理论来处理德福关系问题。本文扩展牟宗三的圆教理论,用以处理"良知"与知识、识心的关系问题,以勾勒牟宗三的"圆教智识论",这是不同于"圆善论"的新拓展。     

《整合与重铸——牟宗三哲学思想研究》出版

颜炳罡著《整合与重铸——牟宗三哲学思想研究》于2012年2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属于郭齐勇教授主编的"现当代新儒家研究丛书"之一,全面系统地评述了著名哲学家牟宗三先生的哲学思想。作者就牟宗三的道德的形上学、良知自我坎陷、三统并建、儒学第三期之发展说、真善美之分别说与合一说、宋明儒学三系说、天台宗华严宗的     

由“一心开二门”到“存有三态论”——儒学之一个新的发展向度

一心开二门是大乘佛教的一个重要观念,牟宗三认为这一观念不仅在佛教内部具有普适性,而且在佛教以外也具有普适性,故可以作为一个公共模型来使用。因此,牟宗三借用这一模型建构了一个儒家式的一心开二门体系:良知为本体,它既可开出本体界,成就无执的存有论;亦可开出现象界,成就执的存有论。显而易见,这一理论对于传统儒学来讲是一种理论新创,故对     

牟宗三“坎陷开出民主论”的再检讨

在牟宗三先生看来,良知虽是个人发现是非对错、决定道德行动的能力,却在内涵上与作为创造之元的宇宙本体同一;良知作为创造性的力量,能表现、呈现自己,其呈现自己的方式就是"坎陷"。良知经"坎陷"以"开出"并非合乎逻辑地推导出,而是立足于实际,以良知为范导,开创新外王的事业。坎陷"让出"的是建构功能,而恒保持范导、调整、轨约功能;民主则重在保持政权本性、使人的自由能客观化而有保障,善恒为善。     

现代新儒学基本理论的自我消解

现代新儒家的基本理论主张可概括为 :儒学主流说、儒家道统说、新内圣外王之道、良知自我坎陷说、儒学复兴论。现代新儒学第三代重要代表人物已经偏离或放弃了这些基本的理论和主张 ,走上了文化多元化之路。这无疑意味着现代新儒学基本理论的自我消解。现在 ,这股文化思潮的高峰已经过去 ,已经成为历史。     

未冠以存有论名称的存有论思想--牟宗三《心体与性体》存有论思想辨析

在写作《心体与性体》的时候,牟宗三的存有论思想已经基本成形。由于他此时仍不承认知性有其存有的意义,所以并没有将有关的思想直接冠以存有论的名称。深入研究这部著作中的有关思想,是全面理解牟宗三存有论思想的入门捷径。     

牟宗三对佛学研究的两次转变及其意义

牟宗三是现当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对中国佛教的研究有着两次意义深远的转变,佛学最终在其思想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他早年受其师熊十力的影响开始对佛教有所涉猎,但更多偏重于知识性的了解,直至一次特殊的机缘方才对佛学用力。这一转折所引发的"悲情三昧"直接影响了牟氏哲学的整体进路。《佛性与般若》这部巨著则标志着牟氏佛学思想的成熟,其中肯定了天台圆教有一特殊的"佛教式的存有论"可以对法之存在等问题作出圆满的交代。这一"存有论转变"的意义在于,牟宗三最终认识到不必亦不可用儒家之体用义、创生义去衡量佛教,而应以"不以佛教为忌"的态度正视之。牟宗三跳出了拒斥佛老的窠臼,亦由此展现了新儒学之"新"的另一面向。     

历史的诠释与创造的诠释──论牟宗三后期哲学中的“物自身”是价值意味概念的命题

“物自身”是康德哲学中最为复杂、最难理解和最为重要的基本概念与中心概念,也是牟宗三后期哲学即道德的形上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牟宗三把“物自身”诠释为一个具有价值意味的概念,是在对康德哲学与中国哲学的比较与会通的过程中完成的。这项诠释既是历史的诠释也是创造的诠释,开启了从价值论的形上学的视角审视与诠释康德哲学的新路。无论是对于康德或者牟宗三来说,伦理学也只是透视与契近物自身的一个支点。因此,物自身作为一个价值界域具有比伦理学更为广泛与丰富的意义。对康德来说,其终极的指向是一个宗教的界域;对牟宗三而言,其终极的指向则是一个价值论的形上学的界域,即一个“无执的存有论” 的界域。     

牟子近朱远王论——从一个心性学的视角

心性之学从告、孟、荀开始即有"二性"或"二心"问题。《大乘起信论》以真如心和生灭心明确分开又统于一心的方式来解决二性之间的矛盾。程朱借鉴了"一心二门"和华严宗事理分界的思路,通过天理气质、人心道心之分,心统性情、心包理之和,来实现"即理"和"造作"、"存有"和"活动"的统一。但按阳明良知学,人心道心,或道德心和认知心却只是一心,没有二门二性之说。牟宗三高扬良知概念,又判朱熹一系"别子为宗",但是从一心开二门、良知坎陷,以及在"一性"问题上对阳明的批判来看,牟氏在基础思维方式上远于阳明,与朱熹更为接近。     

牟宗三与海德格尔

牟宗三以道德意识的有无为视点,对海德格尔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其不通透,误置了形上学。反批评者则从现象学的角度,认定牟宗三对海德格尔的批评有着原则性的误识,反而是他自己误置了存有论。双方观点针锋相对,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深入理解牟宗三、海德格尔哲学的契机。事实上,牟宗三对反批评者的担心和理据"了如指掌",其海德格尔批评或许"来得太早",但却具备着毋庸置疑的正当性。     

我们应该如何研究《圆善论》

牟宗三对《圆善论》非常看重,认为该书借助儒家思想已经解决了康德未能解决的圆善问题。但这部著作不仅未能真正解决这一难题,在某些重要理论环节,特别是幸福的两种不同性质上,还存在着一定的混乱,其学术地位是有待讨论的。牟宗三有此失误的根本原因,是他以存有论说明圆善问题的特殊思路。这一思路决定牟宗三未能看到幸福主要不是存有论赋予的,而是道德要求得到满足的结果,而且不明白儒家纵然对德福关系有自己独特的看法,这一看法也极有价值,但并不能真正解决康德意义的圆善问题。出于对牟宗三的尊重,人们往往不能发现这些不足,即使或有发现,也未能正视并引起足够的重视,这是非常可惜的。     

道体与道德——道体学内外的牟宗三

牟宗三在《道体学引论》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丁耘教授一方面接续了牟宗三的基本洞见,以四因说为基本问题来判摄中西哲学,但另一方面也对牟宗三提出了三个主要批评:1.误认乾元;2.以心统天;3.重流行而无主宰。在批评牟宗三用存在论取代了熊十力的体用论后,丁耘提出了存有与活动之外的道体新义:虚静。但是牟宗三的思想并非不涉及体用论与虚静问题,而是将其统摄于圣人之道与实践工夫之中。首先,牟宗三通过乾道各正性命的“善终”义来强调“天道性命相贯通”是实德成物之流行,肯定了个体终成意义上的目的因,以此与玄学以“乾元”为主的体用论相区分;在《易经》诠释中,牟宗三提出兼赅“静正”与“沛然”的“寂感真幾”的概念,主张通过圣人精诚感应的德性生命呈现道体;在主静问题上,牟宗三以具有德性内容的圣人之道为第一序,并将其作为区分儒道的义理骨干,从而将主静限定在“静复以立体”的儒家工夫论上。牟宗三的道德的形上学与丁耘的道体学之根本差异是前者侧重“心性对扬”而非对道体自身之体悟,时刻突出道德实践的警策义,其着重呈现的是道德、形上学与宗教的源初交互境界。     

动态“良知”与牟宗三美学思想的核心问题

牟宗三学思中的"良知"概念有显著的动态性,主要表现在"上提下贯"和"承体起用"两方面。"上提下贯"是指"良知"能够在本体与现象两个层面之间自由活动,本身已经解决了两界沟通问题,不再需要单独设定审美判断力进行沟通;"承体起用"是指"良知"既是本体又是呈现,以"践仁知天"的方式呈现于现实生活。"良知"的动态性影响了牟宗三美学思想的形态,它使审美判断"无相原则"得以确立,美的分别说与合一说两层结构论得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