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历史哲学的基础

作者认为,康德历史形而上学的意义不次于《纯粹理性批判》在其自身领域的重要性,它将哲学问题由存在领域转向义务领域。普遍世界历史观采用的是先验方法,与目的论联系在一起,体现出大自然的计划。如果说康德伦理学追求个体的自由及其道德独立性,那么其历史哲学则强调人类只有通过社会这个媒介,才能实现其真正的道德任务。人类自身的二重性构成康德历史哲学的本质,也是历史与社会发展的动力,由此决定了社会政治的真正任务,由此方显启蒙运动的真正意义。     

论康德政治学说的道义论特征

道义论不仅可以用来说明康德的伦理学,还可以用来说明康德的政治学说。康德站在权利原则立场上批判政治的幸福原则,主张政治必须符合权利正当性原则,主张政治行为要以人为目的并实现人的尊严,这些观点都具有典型的道义论特征。康德的政治道义论作为实践理性的绝对命令的演绎,在理论上具有合法地位,在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康德的政治道义论既站在权利立场批判了发展的限度,又赋予权利以道德特征,更提出了政治的道德目标,这使得他的政治学说既具有重要现实针对性,也成了当代政治哲学的价值标杆。     

康德目的论体系中的普遍历史与永久和平

一般而言,和平作为政治目的,主要基于正义权利的考虑。但如果要将和平视为一个永久目的,那就不仅要考察其政治哲学的思想内涵,同时也应理解其历史哲学的维度。康德正是在普遍历史理念的基础上,将永久和平视为最高政治目的来筹划,提出无论是个体或社会,还是国家或国际联盟,人类历史发展都是合目的的。而在康德的目的论体系中,道德是主旨,普遍历史的主体是作为道德存在者的人类,无论从自然目的过渡到自由目的,还是从基于自由意志的道德目的过渡到关涉自由权利的政治目的,自由是普遍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因此,作为政治目的与道德义务的永久和平,需要历史目的论来保障。     

儒家哲学的现代转型及其在21世纪的价值

面对各种挑战,儒家哲学的现代转型问题仍需要作切实的严肃的思考。儒学已不可能恢复其历史上的“独尊”地位,但它要恢复其活力,成为现代社会多元哲学中的“一元”,就必须完成其现代转型,成为一种现代的“合乎理性的完备性学说”．承担起“人类各种价值的总协调”这一哲学使命。新儒学需要与其他学说进行积极的对话和良性的互动,不仅在“正德”方面突出其价值,而且在“利用”(经济)、“厚生”(生活)、“致知”(科学)和“立制”(政治)等方面与其他学说逐渐达成“重叠的共识”。人类在21世纪将更加提升“交往理性”,更加重视“正德”．儒学在2l世纪将彰显其价值。     

以西释中,还是以西化中?——以康德自律道德哲学为参照

康德道德哲学被称为自律道德哲学,是西方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自律道德哲学通过理性意志自我立法的学说,对道德哲学的几个关键问题:道德的基础、道德的普遍性和必然性、道德义务的绝对性、道德行动的动力等作出了系统而有创意的回答。然而,康德自律的道德哲学并非凭空提出,而是要回答近代西方道德哲学所面临的一些根本问题。现代中国的某些学者在康德哲学的影响下,将中国古代儒家哲学也说成是康德意义的自律道德哲学,这种以西释中的结论忽视了中国古代哲学特殊的问题语境和切问思路。本文在梳理了康德自律学说的基本原理和立场之后,将儒家哲学与之比较对照,证明将传统中国哲学说成是康德式的自律道德哲学是郢书燕说,不能成立的。以西方现代性哲学来包装中国传统哲学,使得中国传统哲学真正有创见和有普遍意义的贡献被遮蔽和歪曲。     

自由、公意与社会契约——关于卢梭和康德的一个政治哲学的比较

康德将人在国家中的的权利与义务建立在所有人的理性同意基础上。因此,他的法哲学与政治哲学不依赖于意志论,不依赖于社会成员的伦理诉求,也不依赖于个体的理性自律。借助于人的理性,我们发现人们对于国家权力的服从是一种自然的义务。理性因而是自由公民之间达成的共识。在此意义上,康德的法哲学与政治哲学不是卢梭学说的简单延续,而是其光大与拓展。康德学说中不但有卢梭因素,同时蕴含着对于霍布斯与洛克学说主题的回应。     

道德能力与情感的首要性

理性主义认为,"道德能力"概念本质上是一种以认知、推理和判断为核心特征的理性能力,是理性能动性在道德实践中的发挥和运用。受罗尔斯等康德主义者的影响,这种理解在当代英美道德-政治哲学中占据着支配性地位,并且也似乎能够获得经验证据的证明。然而,最近的一些经验科学证据表明,支持理性主义理解的经验证据是存在问题的,建基于其上的哲学理解因而也值得质疑。通过分析新证据,重新理解"道德能力"概念,有助于重新认识情感能力在人类"道德能力"构成中所占据的地位。     

道教哲学简论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从历史上看,宗教孕育了哲学。宗教提供了哲学所依据的思想资料;反过来,哲学在一定条件下,又为宗教的发展提供了思想依据。同时,哲学和宗教有着共同的研究内容和对象,对人生和世界都有自己的观点,都是比较完整的世界观。任何宗教都要探索人类与世界,人生与自然界,以及社会的各种关系,反映这种理性思考的便是宗教哲学。宗教哲学是在其基本信仰的支配下展开的一种研究宇宙和人生的哲学。     

政治与道德的分与合——论康德政治哲学中政治与道德的关系

在康德的政治著作中,政治与道德的关系有分界、冲突、一致等不同表现形式——政治与道德严格分界,如果发生冲突则提交道德来裁决,政治在根本上以道德为基础。其不同形式具有内在关联,它既体现了外在自由和内在自由的关系,也是康德理性主义哲学的必然要求,政治是理性的产物,道德也产生于理性。全面分析康德政治与道德关系的思想,对于理解现代政治很有启示。     

实践理性的重建:伦理学基本问题的设问与解答

近30年来,"伦理学基本问题"之所以在理论界不断激起波澜,是因为它负载着特殊的历史使命,那就是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背景下重构实践理性.实践理性关怀经验世界,为日常生活提供道德法则;另一方面,实践理性超越经验世界,寻求可普遍化的绝对命令,建构道德形而上学.具有特定历史意义的伦理学基本问题完成了它的使命了吗?在探讨伦理学基本问题的过程中,理论界解决了哪些问题?遗留或拓展了什么样的思考空间?     

公共理由、公共理性与政治辩护

公共理性(由)是当代政治哲学中一个关键而又含混的理念,它可能包含的理性能力与公共理由这两个维度及其相互关系有待澄清。如果仅仅从公共理由的角度来理解该理念,我们无法超越实践理性的怀疑论,也无法为政治辩护提供任何公共理由。如果将其作为一般性道德推理的实践理性能力,我们则会因为推理主体与推理程序的模糊性而无法确定合情理性的最终标准。唯有基于民主的公民身份,在政治正义的领域来塑造这一理念,我们才能够把公共推理的能力与共享的公共理由完整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一种融贯的公共理性理念。     

传统儒家的天人观与政治哲学

政治哲学,就其本意来说,是用哲学的观点体认社会生活,用哲学的方法对于政治思想、政治秩序以及人类社会的政治原则进行设计。在中国古代,传统儒家提出了一整套的伦理政治学说,其思想学说的每一部分,与天人观之间都有着逻辑上的联系。     

启蒙方案、透明性与道德生活

现代哲学家提出,人类道德与政治生活(以及相应的规范)应该能够经受人类理性的检测,即需要满足一种"透明性条件"。这一要求本身承诺了一种理性主义的启蒙价值。该承诺的三种不同版本将实践规范的形成与"理性而自主的个人"联系到了一起。威廉姆斯系统地批评了这三种版本,提出了"启蒙的理智不可逆性"及"实践的优先性"命题,因而在理智层面上将一个"无须理由的世界"展露在了我们面前。沿着威廉姆斯的进路,我们主张,人类的道德与政治无法完全满足"透明性"要求,部分地接受"非透明性"并不荒谬。     

对形而上学的实践哲学反思

形而上学能否被终结是长期存在于哲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欧洲传统形而上学是一种实体论的思维本体论,康德颠覆了这种传统的形而上学,但并没有颠覆形而上学本身。他通过纯粹理性批判为人的自由本质奠定了认识论基础,同时又在他的实践哲学中为形而上学找到了栖身之处,即以人的自由本质为依据,确认普遍的道德法则和权利法则只能来自人的纯粹理性,而不是来自经验。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以人的感性活动为本体论原则完成了对以往旧哲学的总体超越,从人的生命活动(劳动)出发确认人的自由本质,并将"改变世界"确立为实践哲学的主题。人类改变世界的活动必然要面对实践的普遍法则和价值理念。这些普遍法则和价值理念不可能直接出自于对经验世界的归纳和概括,而必然是以人的自由本质为前提性依据,通过人们的理性思维推导出与人的自由本质根本一致的普遍法则和价值理念。而依靠我们的理性能力来探讨实践的普遍法则和价值理念,正是形而上学在实践哲学中的运用。     

对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基础的追问及存在论意义上的超越

康德的道德哲学与其政治哲学是逻辑一致的,康德认为正义的优先性在于人先天的自由,而自由的主体坚持正义和遵从道德,则在于人的实践理性自身具有的善良意志,康德就这样通过自由、实践理性、善良意志等概念为道德奠定了基础。然而它仍然是先验的、空洞的,唯有从道德是人存在的方式这一存在论的根基处入手,才能理解道德并使其获得自身存在的坚实根基。     

康德实践理性的事实概念及其对自由的证明

康德实践理性的事实概念指的是道德律或道德律的意识,而道德律本身实际上是道德律的意识。道德律是某种自身肯定的东西,它作为事实肯定了纯粹实践理性的客观实在性,并通过理性的这一积极的概念,证明了它自身在实践上的客观实在性。正是通过道德律这一事实,在思辨哲学那里只具有消极性的自由的原因性的概念,在实践哲学中获得了积极的规定,也成为了一个“事实”。     

康德的法律哲学与国际和平

面对排除或无视权利、义务和自由的概念以及把道德哲学变成非道德学说的当代哲学中占统治地位的倾向,这篇概要将探讨给这些概念以系统论述的康德哲学。不离开哲学理论的领域,而只是粗略地作为一个实例把理论应用于联合国宪章,如下的论述旨在阐明法律的政治实践的原理。在实践方面什么是权利的问题,如果不是指经验上的问题(那样就会杜绝一般的回     

黑格尔的绝对知识与历史理性

黑格尔哲学声称把握绝对知识,但又承认哲学不外是以思想把握时代,哲学家也不能超越所处身的独特历史条件。为了尝试疏解这个表面冲突,可将作为黑格尔的系统基础的《逻辑学》视为一套庞大的范畴体系;分析康德的范畴论及其理论预设,则有助于显示黑格尔理论的独特之处。有别于其他理性主义者,黑格尔不接受有任何先验而终极的原则可用来建立哲学系统和完整的范畴论,而是认为只能在具体的哲学史发展中把握概念,然后整理出一个系统。因此,哲学只能回顾思想和历史的发展,把握当下的时代精神,这种历史理性才是把握绝对知识的正途。通过理性的历史条件来理解黑格尔的绝对性概念,黑格尔哲学可重新被解释为一种开放的和需要不断更新的哲学思维方式。     

道德理想国的覆灭 ——卢梭政治伦理观述评

卢梭通过对近代政治哲学和启蒙运动的激烈批判,确立了从道德、正义的角度探寻政治哲学的主题,因而将伦理与政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政治伦理观。他的政治伦理思想主要是在自然人性的基础上,建构一个自由、平等和正义的道德理想国。然而,他的这个道德理想国遭到了来自理论界和实践的双重挑战,最终走向了覆灭。卢梭的政治伦理思想的矛盾之处在于混淆了"道德上的应当"和"政治上的能够",将"应当"看作"能够"去追寻,构建自己的道德理想国;在道德培养问题上,其思想有着"成公民"和"成人"的逻辑矛盾,最终导致无法实现其政治和道德融为一体的理想;近代政治对于人类生存的过分关注,导致对与政治相关的道德、自由的远离,这是卢俊政治伦理观遭遇的无法避免的时代困境。     

卢梭“自然状态”设计的双重对勘及其构成性张力

霍布斯通过自然平等和理性欲望的预设实现了古典政治哲学向现代政治哲学的转变,将政治问题转化为技术问题,将欲望问题转化为利益问题。卢梭通过区分作为人类原初状态的自然状态以及作为人之为人的法理地位的自然状态、自然人的可完善性与公民理性,自我保存的自然欲望与理性的欲望,自然人的自然自由、公民的契约自由、道德自由,自然人的自然平等与权利平等,以自然与历史对勘的方式将霍布斯的理论极端化,揭示了霍布斯理论必然导向的逻辑困境,进而通过认知性的思路而非规范性的思路、以构成性张力而非辩证的线性历史的设计描绘了一幅关于理想政制的完整连贯的理论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