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经学吸纳阴阳五行说的原因及其历史意义

汉代经学的基本特征是经学与阴阳家说的结合 ,即经学的阴阳五行化。任何有效的政治统治 ,都必须建立在对该统治合法性的信念上 ,并通过某种经典的确立或援引来完成 ;汉代政治信仰的重建为经学的发展带来了契机。董仲舒精研“五经” ,吸纳阴阳五行说 ,以《春秋》公羊学重构天人之道 ,促成了汉代经学的大变化。汉代经学吸纳阴阳五行说 ,不但是经学发展史上的一次新变 ,而且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对于汉代及其以后的思想文化发展都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 ,对此我们应当有较为充分的估计并作出适当的评价。     

京房易学对董仲舒公羊学的回应与开新

京房集"八宫卦序、卦气、纳甲、灾异"等为一体,构建了一个庞大的象数体系。这套体系用独特的象数语言阐明了当时易学家对天人关系的理解。这种关于天人关系的阐发,正是对董仲舒公羊学重构天人关系的回应与开新。在从天道观及王道思想回应、开新董仲舒公羊大义的同时,基于《周易》经传,京房构建了具有易学特色的学术体系。京房易学一经产生,即令汉代经学在整体上成为高度哲学性的天人之学,易学也逐渐凌驾于其他经学之上,成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     

经义与政教——以《孝经》“天地之性人为贵”为例

<正>经学对汉代政治的意义,在于奠定了汉代政治的价值基础。汉武帝第三策问,董仲舒对之日:"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①与之相对应者,为罢诸子博士,独尊五经博士,并设立博士弟子生员。自此之后,五经成为汉代政治的大宪章。但有汉一代,诸子百家可以自由传播,佛学也可西来东土,绝不因儒术独尊,而受任何压迫。盖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者,不是将儒家立为意识形态,政教合一而排斥其他学说,而是从政治上确立经学为治国理念。兹以《孝经·圣治章》"天地之性人为贵"一句为例,看经学作为一种治国理念,如何影响政治实践。     

论汉代经学师法、家法与学官制度

清儒重申汉学有本,重师法、家法,现代以来的经学研究多落其窠臼。汉代经师强调师法、家法的地位与博士官有关。汉朝立经学博士,以经学为施政教、选人才的依据。经学的政治应用要求经学相对统一,而这并不合于经学之为学术思想的本性。因此,汉代政治多次重申恪守师法、家法,但汉代的经学屡屡突破师法、家法,在不断地演进。东汉后期外戚、宦官掌权,经学的政治地位下降,是以师法、家法混同。汉代师法、家法的兴衰是政治与学术之关系合与离的表征。清儒以汉儒重师法、家法是清代学术之争所产生的问题,并不是对汉代学术的客观认识。     

论经学与汉代"受命"论的诠释

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在政治理论上的一个最突出的变化,就是经学"受命"论的确立.根据董仲舒等人的诠释,汉代"受命"论的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受命"而王所应具有的种种标志和象征,如黄龙、麒麟、凤凰、甘露、朱草、灵芝等,这就是所谓"祥瑞"或"符瑞";二是当"受命"之君出现某些过失时,"上天"所采取的种种"警诫"和"谴告",如天变、灾害等,亦即所谓"灾异".汉代"受命"理论的确立,不仅圆满解决了汉王朝如何继统的法理性问题,而且标志着经学所推崇的"汤武革命"学说已为人们所认同,但同时它也是一把让汉王朝感到惴惴不安的双刃剑.     

汉代公羊家政治考量的伦理向度

汉代公羊家认为,孔子所作的《春秋》,将"政者正也"的政治伦理诉求贯穿其中,蕴涵了丰富的"正名"思想,体现了鲜明的政治伦理旨趣。公羊寿分析名号书写法则,凸显了政治伦理批判;董仲舒深察名号伦理意蕴,彰显了政治伦理要求;何休解诂名号礼制规定,突显了政治伦理制度。汉代公羊家继承和发展了孔子"善的政治"理念,力主实现"政治的善",成为汉代政治伦理文化的一个范型。     

张力与调适:董仲舒“天人三策”意涵追问

董仲舒作为汉代新儒学的开创者,其思维方式集开放、包容和排他于一体,吸纳扬弃先秦诸子百家之学,构建了一套以"天人三策"为基本框架的政治哲学体系。该体系借助于"天"的至上、至善性,为汉代社会秩序提供价值理想与目标导引,为大一统国家的统治秩序寻求合理与合法性论证,从而与汉武帝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某种文化共识。这种共识无疑是儒士与皇权对儒学价值理想认识存在的张力不断进行调试的结果。此结果使得以孔孟为代表的原典儒学,在汉代获得转型并最终以"新儒学"的形式取得独尊地位,进而逐渐使儒学在后世成为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文化,其影响至深至远。     

汉代象数易学的理论价值与历史地位

易学发展史上的汉代象数易学,就其理论形态、思维方式、思想特征而言,具有鲜明、典型的时代性与范导性.作为汉代经学核心的有机组成部分的汉代象数易学,对汉代哲学与文化、社会与政治等方面,都产生了广泛与深远的影响.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对汉代象数易学在易学与哲学史上的理论价值与历史地位的认识,或者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或者缺乏客观公允的评判.本文从"立足《周易》象数系统,确立天人之学新形态"、"深化儒家社会政治思想,强化政治指导功能"、"深化整体性和谐理念,凸显和谐价值理想终极诉求"等方面,深入地分析并揭示了汉代象数易学的理论价值与历史地位.     

经学与传统社会互动关系的新诠释——读张涛《经学与汉代社会》

经学是封建时代的官学 ,是统治者治国平天下的指导思想 ,它与传统社会的关系极其密切 ,值得深入研究。张涛先生最近出版了《经学与汉代社会》(河北人民出版社 2 0 0 1年版 )一书 ,选取经学与汉代社会这一课题作了一次全新的考察 ,尤其是对汉代经学的社会政治功能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和阐释。通读该书 ,我们深感这是一部创发精深、颇具学术见地的经学史研究力作。该书的主要特色 ,大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 ,该书编著体例、叙述体例系统清晰 ,结构安排合理。全书 2 6万余言 ,共分两部分、六个章节。前三章依次为“经学的早期发展”、“汉代…     

董仲舒《春秋繁露》与经学开山

董仲舒是两汉公羊春秋学的宗师,其所撰《春秋繁露》则较早提出,并探讨了儒经排列顺序、托古改制、孔子为素王、张三世与存三统、常义与应变等经学的基本问题,对经学的治经方法也多有阐述,确立了经学的重要范式和框架,是经学史上当之无愧的开山之作。     

汉代公羊家对“政治善”的哲学思考

中国传统哲学本质上是一种经学思维方式,它通过"原道""征圣""宗经"等方式,采取"假托"和对历史进行察微、褒贬等手法,将孔子王化、实史文化、文史经化,阐发了对现实政治、伦理等实然行为的应然之理,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建构王道大一统政治哲学的目的,形成了宗教、政治、教化三位一体的独特政治文化。运用经学思维方式对什么是好的政治(政治善)的思考,充分体现了政治伦理合一的传统哲学的特性。这一特性在汉代公羊学家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是探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重要思想资源。     

试论苏舆对董、何“三正”说的批评与诠释

《春秋公羊传》通过“通三统”例,以“存三正”的方式处理王朝更迭后新王与旧王间的关系,用“存二王后”的形式保留前朝社稷、服色,籍此展现“尊先王”之意。清末学者苏舆通过分疏两位汉代《公羊》学先师董仲舒、何休对“以《春秋》当新王”一旨的不同诠释,以及“亲周”与“新周”的异文,成功地构建了董仲舒与何休对“三统”诠释的两处矛盾,并以《春秋》“只改正朔而不易王统”为基点,凭借将商、周、汉通为三统的理论构建,批驳了何休以降的今文学家所认同的《春秋》“黜周王鲁”说,否定了康有为本诸“通三统”例而构建的“改制”之论。但苏舆对董仲舒“统三正”说的诠释完全建立在对何休“通三统”论的批驳上,带有强烈的学术及政治主观性,亦未必董氏学之本意。     

论董仲舒的“教化成性”说

董仲舒是汉代最著名的儒学思想家,也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影响较大的哲学家之一。董仲舒在儒学发展史上的突出贡献之一就在于他融合百家建立了庞大而严密的政治伦理哲学体系,从而使儒家的道德伦理思想臻于成熟完备。而在他的政治伦理哲学思想体系中,“教化成性”说亦即道德人性论又是个极为重要的内容。然而,学者在探讨其人性思想时,虽论及这一命题,但对其具体内容、实质、意义等专门展开论述的木多。笔者认为,深入地研究和恰当地评价这一命题能从一个侧面反映董仲舒思想的历史地位及其特征。“教化成性”是董仲舒人性论的一个重要命题,…     

蒙文通对晚清《公羊》学及董仲舒的批评——兼论社会转型时期政治对经学的影响

蒙文通通过探讨今文经学的革命说,以此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批评了晚清《公羊》学讲改制而不讲革命之说,并对晚清《公羊》学的思想渊源———西汉董仲舒今文学亦提出批评。从中可以看到清末民初以来社会转型时期政治对经学的深刻影响。     

西汉初期儒学的发展演变

汉代儒学发展在整个中国儒学思想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其中西汉初期儒学的演变又有着较特殊的意义。一般认为西汉武帝时代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标志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确立;而西汉初期阶段一直是黄老道家清静无为思想为时代精神之主导。其实西汉初期儒学潜流暗动,始终没有停止发展。汉初开书禁,文帝、景帝时代都设有经学博士,《诗经》有齐、鲁、韩三家诗,《书经》则有胡毋生及董仲舒,儒家并未被逐出庙堂,而且因为处于民间地位,没有政治权力的参与,禁忌较少,儒家思想首经陆贾,变至贾谊,已经与先秦时代的儒…     

《潜夫论》与汉代经学

东汉王符的《潜夫伦》，是一部政论性的古典名著。严格说来，王符本人并非专注一经或几经的经学家，《潜夫论》亦不属于说经解经的经学著作。但由于这部名著是在汉代经学统治时代完成的，其人其书同其时代有密切的联系，我们今天从中亦可“观见”当时经学的情况，包括经学统治所造成的思想影响、经学两派在后来的融合、经学复杂的社会作用以及经学的衰落和经学向玄学的过渡，等等。汉代经学的统治，从政治思想开始，遍及整个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我们从王符《潜夫论》中可以看到，这在当时的思想界和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汉…     

董仲舒儒学对《内经》的影响

从汉代董仲舒儒学出发,通过天人合一、尊君思想、尊天法天三个方面,探讨其对《内经》的影响,论证《内经》主体成书是在董仲舒儒学兴起之后,董仲舒"君为枢机"的理论影响到中医学"三枢"概念的形成.由此认为每一个时代的主流文化,由于其强势地位的原因,必然会渗透到其他相关学科领域.     

道家思想与汉代学术

道家思想发展到汉代，对汉代的学术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道家的气论学说衍变成了元气说，并以此形成了宇宙论的体系；道家思想与儒学相融合，使儒学的理论思维进一步深化并发生了某种程度的转换；道家思想向经学的渗透，有效地消除了汉代经学的非理性因素，增强了经学的理性成分；道家思想也为汉代的社会批判思想提供了理论武器。     

汉代经学之争

两汉学术标帜经学。经有数经,各经异解;学分个古,二派异说。今文经学,内存数家;古文经学,亦有歧义。而汉代经学独尊,设立学官,诱以利禄,经学纷争,自然而生。汉代经学之争,依纷争的对象的不同,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其一是汉武帝到汉元帝时,主要是今文经学内部之争;其二是从汉哀帝到东汉末年,主要是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之争。今文经学的内部之争既刺激了今文经学的发展,又给古文经学的兴起提供了条件;而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则促进了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融合。因此,从汉代经学纷争中,可以探寻到汉代经学演进的某种轨迹。…     

董仲舒《公羊》学方法论

西汉经学首推《公羊》。《公羊》大师最著称者 ,非董仲舒莫属。董氏能从《公羊》中发挥出自己的学说 ,与其方法密不可分。他的这一方法 ,在西汉今文经学中极具代表性 ,更给其后二千年经学发展以深远的影响 ,大凡在经学义理方面有所成就的经学家 ,都或直接或间接、或明或暗、或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董氏这一方法。一董仲舒是经学史上借用典籍以言己学的开山人物。他研治《公羊》 ,不是为了墨守其学 ,而是要借以建立自己的董氏《春秋》学。他的治经就不可能以文字训诂为主 ,“我注六经” ,而只能是“六经注我” ,以解经来灵活地阐发己说。《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