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文通对晚清《公羊》学及董仲舒的批评——兼论社会转型时期政治对经学的影响

蒙文通通过探讨今文经学的革命说,以此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批评了晚清《公羊》学讲改制而不讲革命之说,并对晚清《公羊》学的思想渊源———西汉董仲舒今文学亦提出批评。从中可以看到清末民初以来社会转型时期政治对经学的深刻影响。     

庄存与《春秋》学新论

庄存与是清代经学史上一位承前启后的经学家。从梁启超以来许多学者都认为庄存与是清代今文经学的开创者, 而以《春秋正辞》为其体现, 人们论庄存与的经学往往以《公羊》学为说。不可否认, 晚清出现以《公羊》学为中心的所谓今文经学, 与庄存与的《春秋正辞》重《公羊》有着不可否认的联系。但是庄存与的经学实是以六经为宗, 不守门户; 专明大义, 以求致用, 并非仅仅只是《公羊》学。就《春秋正辞》而论, 则具有以《公羊》为主、杂取诸家, 不重微言、专重大义的双重特点, 而这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时代意义。一、《公羊》为主, 杂取诸家庄存与在…     

董仲舒《春秋繁露》与经学开山

董仲舒是两汉公羊春秋学的宗师,其所撰《春秋繁露》则较早提出,并探讨了儒经排列顺序、托古改制、孔子为素王、张三世与存三统、常义与应变等经学的基本问题,对经学的治经方法也多有阐述,确立了经学的重要范式和框架,是经学史上当之无愧的开山之作。     

董仲舒的犯罪心理学思想研究

董仲舒(约公元前179——前104年),广川(今河北省景县)人,汉代最主要的唯心主义思想家。据《汉书·董仲舒传》载,他“少治春秋”,以“三年不窥园”的刻苦精神深究《公羊春秋》的“微言大义”,成为西汉时期儒家春秋公羊学派的大师。汉景帝时,董仲舒曾任博士,讲授儒家经典。汉武帝即位后举贤良文学之士,董仲舒以三篇“对策”博得武帝的赏识,官拜江都相。晚年,他免官居家,著书立说,然而“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董仲舒生活于西汉中期。这时,诸侯王国割据的局面已经基本结束。董仲舒适应时代的要求,从     

廖平与经学的终结

历史以某种形式开端,也往往以某种形式结束。西汉经学大师董仲舒用春秋公羊学开创了经学,两千年后,近代经学大师廖平又用公羊学的素王改制说,建立了一个具有内在矛盾的尊孔尊经的经学理论,从反面宣告了经学的终结。在近代中国,廖平不但是著名的经学家,而且是一位奇特的思想家,以思想多变和怪诞闻名于世。他一生学经六变,一变平分今古,二变尊今抑古,三变大统小统,四变天学人学,五变天人大小,六变以五运六气解《诗》、《易》。他的经学六变,愈往后就愈是玄虚怪     

《周易》象理无隔视野下的船山经学观

王船山学宗张载,以易学为入路构建起形上学体系。他从易学最基本的象理问题出发,提出了“《易》之全体在象, 象理一体无隔”的易学基本理念,并据此导出“即象以见理”的易学方法论。他以此象理无隔的易学视野和方法来统摄《六经》,进一步得出了“《五经》皆象,《易》统其理”的经学观,并主张治经要以训诂为根基,以义理为标的,从而使他的经学呈现出汉宋兼采并治的学术特色。     

论董仲舒的“张三世”学说——以何休为参照系

“张三世”学说是两汉《公羊》学最为核心的义旨之一。两汉《公羊》师说大多失传,董仲舒之说相对零散,唯有何休留下系统性的《公羊》“张三世”说,但何休《公羊解诂》从未提及董仲舒,使得何休的“张三世”是否可以溯源到董仲舒那里遂成为一个问题,学者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通过以何休之说为参照系来考察董仲舒的论说,可以发现何休关于“张三世”说的两层内涵在董仲舒那里都可窥见一斑,由此足见董、何之论《春秋》“三世”并无实质性的不同。不过,董仲舒的“三世”思想虽然不殊于何休,却没有何休那么成体系性的论述,其理论形态相对而言也没那么成熟。     

董仲舒与今文公羊学说体系的形成

董仲舒与今文公羊学说体系的形成陈其泰西汉时代,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大盛。《春秋繁露》归纳并阐发大一统,张三世,通三统,以《春秋》作新王等重要命题,符合于武帝时代的政治需要,由此构建起公羊学理论的总体框架。“王鲁、故宋、新周”这组命题是基于历史上制度演变...     

"六经注我":宋代理学的阐释学——兼谈朱熹在经学阐释史上的贡献

中国学术和思想的发展历史可谓经学的阐释历史,汉代经学和宋代理学则是这一历史发展的两个关键期。朱熹就是宋代理学确立的关键人物。文章在叙述宋代理学的兴起及发展过程中,探讨了经学向理学转向过程中的阐释学思想的变迁,通过这一历史梳理,说明朱熹在其中的贡献和历史地位。文章包括五部分内容:一、经典文本的重新确立,二、“理一分殊”与本体阐释,三、“尊德性”与“道问学”,四、“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五、朱熹在经学阐释史上的贡献。     

孔广森的公羊学

孔广森是清代今文经学的先驱者之一。他从戴震学古文经学,从庄存与学今文经学,于两家之学能取长补短,使之相得益彰。他的《春秋公羊通义》既发挥公羊学的微言大义,又运用古文经学精擅的考据学,校订文字,审音释义,特别是利用《左传》《谷梁传》厘正史实,纠正公羊学家何休《春秋公羊解诂》的错误,对清代公羊学的复兴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史学与经学之间——朱子《春秋》观的再检讨

朱子在不同的场合,对《春秋》的说法颇有出入。其或视《春秋》为史学,亦否认《春秋》有义理、书法、条例。但朱子同时又无法否认孔子作《春秋》是“致治之法垂于万世”,在这一经学的意义上,朱子又不得不承认《春秋》有义理、书法与条例。在经学维度上看《春秋》,朱子对后儒之解经颇存怀疑。这种疑虑使得朱子对《春秋》的态度不自觉地由经学转向史学。但如果纯然视《春秋》为史学,这样不仅取消了孔子作《春秋》的意义,而且使得儒家五经之一的《春秋》学成为专计较利害的功利之学,这又是朱子所极力拒斥的。这或许就是朱子的两难之处,从而使得朱子对于《春秋》就不可避免地在经学与史学之间游移。     

论苏洵的经史观及苏辙《春秋集解》的阐释特征

《春秋》的"经""史"性质问题是《春秋》学史上的重大议题,历代治经者对《春秋》经史性质的判定决定着《春秋》学的发展方向。先秦时期,《春秋》被列为"六经"之一,集经史于一体。从西汉董仲舒到晋代杜预再到宋初孙复,儒者往往将《春秋》的经史之性分裂为二,对其阐释也多采取扬此抑彼的做法。北宋时期,苏洵对经史问题作了深入的理论探讨,提出了经史"义一""体二"以及"用相资"的观点,从方法论上对传统的《春秋》学阐释思路作了重大改造。苏辙继承其父思想,他的《春秋集解》正是对苏洵经史观的实践之作。苏氏父子的经史观及其治经之法不仅对北宋时期《春秋》学逞意说经的弊端起到了纠正作用,也对后世经史观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试论苏舆对董、何“三正”说的批评与诠释

《春秋公羊传》通过“通三统”例,以“存三正”的方式处理王朝更迭后新王与旧王间的关系,用“存二王后”的形式保留前朝社稷、服色,籍此展现“尊先王”之意。清末学者苏舆通过分疏两位汉代《公羊》学先师董仲舒、何休对“以《春秋》当新王”一旨的不同诠释,以及“亲周”与“新周”的异文,成功地构建了董仲舒与何休对“三统”诠释的两处矛盾,并以《春秋》“只改正朔而不易王统”为基点,凭借将商、周、汉通为三统的理论构建,批驳了何休以降的今文学家所认同的《春秋》“黜周王鲁”说,否定了康有为本诸“通三统”例而构建的“改制”之论。但苏舆对董仲舒“统三正”说的诠释完全建立在对何休“通三统”论的批驳上,带有强烈的学术及政治主观性,亦未必董氏学之本意。     

贾逵注《左传》“不用今说”辨

皮锡瑞《经学历史》认为杜、郑、贾、马注《周礼》、《左传》不用今说,全守古文门户,而实际上贾逵注中抉发微言大义,阐述天人阴阳思想,甚至直接采用公羊、穀梁说之处还是屡有所见。这说明在东汉时期今古之学的斗争中,森严之壁垒正在逐渐消除,"相攻若仇"的态势也逐渐变得缓和。     

读郑易管见

作者运用文字训诂方法和文献考辨方法对部分郑玄易注进行详尽疏解。通过解说郑氏易注,提出郑玄治易路数是象数、义理兼顾训诂。过去认为郑玄治易偏重象数而疏于人事,其实是一种误解。在汉代,以爻辰治《易》和以礼治《易》是郑氏易学的重要特征。郑玄解《易》不乏真知灼见,但他的解释不可能完全符合或重现《易》作者本义,只是一种依自己理解而形成的一家之言。     

京房易学对董仲舒公羊学的回应与开新

京房集"八宫卦序、卦气、纳甲、灾异"等为一体,构建了一个庞大的象数体系。这套体系用独特的象数语言阐明了当时易学家对天人关系的理解。这种关于天人关系的阐发,正是对董仲舒公羊学重构天人关系的回应与开新。在从天道观及王道思想回应、开新董仲舒公羊大义的同时,基于《周易》经传,京房构建了具有易学特色的学术体系。京房易学一经产生,即令汉代经学在整体上成为高度哲学性的天人之学,易学也逐渐凌驾于其他经学之上,成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     

黑格尔对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命题的评析

“美德即知识”是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提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伦理命题。在《哲学史讲演录》中,黑格尔对这一命题作了比较详尽的分析、评价。由于黑格尔对哲学史的研究更多地采用“六经注我”的方法,即通过研究哲学史或历史上某些哲学家的思想来表达自己的某种观点,因此,对苏格拉底“美     

王廷相道寓于“六经”的思想

王廷相提出道寓于“六经”的思想,以“六经”为载道之文,强调求道于“六经”,而不讲“四书”;并尊孔非孟,批评宋儒之学。以维护孔子及“六经”的权威来降低孟子、朱熹及“四书”的权威和重要性,修正朱学的流弊,这在经学史和理学史上均具有重要意义,体现了王延相经学与理学思想的独特性。     

孙复《春秋尊王发微》探赜

孙复著《春秋尊王发微》以鲜明的"尊王"主旨和"不惑传注"的治经方法,开辟了"春秋学"研究的新路径,改变了汉唐治经模式,实现了经学研究由训诂向义理转变的伟大革新,为儒学在宋代的复兴指明了方向,孙复也因此跻身"宋初三先生"之列。《春秋尊王发微》的用世主旨和对传统经学研究方法的范式革命,不仅为后世经学研究定下了基调,更为儒学的全面复兴和更新鸣锣开道,称孙复为新儒学的开路先锋毫不为过。     

晚清广东学者的经学研究探析

梁启超曾将清代学术的演变分为四个阶段,而将康有为和他本人归入第三期。然而广东学术的发展并不符合这一轨迹。广东学术在道光以前,宋学占主导地位;随着学海堂的创建,汉学成为广东显学,并成为晚清中国经学研究的重镇。道光以前,广东虽治经学的不乏其人,但以《四书》为主,兼及《五经》。学海堂创建后,广东学者以《十三经》为其治经范围,且颇具乾嘉遗风。学海堂创建后,在晚清广东学坛上出现了东塾学派和九江学派．两者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九江学派后来又分化出康有为一系和简朝亮一系。康有为走向今文经学,简朝亮则与朱次琦的治学精神一脉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