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古文经学合流原因新探——汉代博士制度与今古文经学合流之渊源

关于汉代今古文经合流的原因,过去论者多认为因经学大师郑玄兼治今古文家法,并以之遍注群经,遂使今、古文经合流。本文则一反这一传统说法。认为今古文经合流绝非某位经师大儒所可一蹴而就,而是有学术上、政治上等多方面的复杂原因,特别是与博士职任性质密切相关。博士职任之一是“晓古文尔雅”,即通古文训诂之学,此为后来的今古文经合流之果先播下其因。由于王莽曾立古文经学博士,东汉虽木将古文经学立于学官,但朝廷始终对其采取优容奖掖的支持态度,从而使古文经学日益发展,并起而与今文博士争教席,在东汉时表现为屡因争立古文经而在今古两派间发生剧烈争议。今文经学面对古文经学的挑战,为确保自己独占学官的地位,被迫去研究古文经学以批驳之。今古文经学争议辨难的直接结果是使二者相互渗透,尤其是古文经学向今文经学的渗透,而最终导致了今、古文经学的合流。     

齐文化与汉代经学的今古文之争

齐文化在汇入中国传统文化“多元一体”的文化体系之中后,以新的形式和形态继续向前发展。齐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全面整合之后的流变之一是与秦汉时期的经学合流,形成了齐派经学。本文就汉代经学的今、古文之争的历史背景、汉代经学的今、古文之争的概况以及齐文化对今古文之争的影响等方面试作论述。     

重论经今古文学的问题

晚清经学有今古文学之争,而今古文家都将此学术现象追溯至两汉,以为两汉经学亦然。但返观两汉,则其时虽有王官学与民间学之辩,却无廖平《今古学宗旨不同表》所罗列的那种壁垒森严的对立。文章从廖平表中选出四例,即今文与古文、《王制》与《周礼》、孔学与史学、义理与考据等,证明以今文和古文不能概括经学之争,而王官学并未必以经学为孔学,民间学也不以史学看待经学;且二派都既重义理,也重考据,二者不偏颇;又《王制》之大法未行于汉代,新莽乃以《周礼》改制。凡此证明经今古文学之争是晚清所特有的经学形态,与两汉事实不大相符,如再以今古文学的对立思维来研究经学,显然不甚妥当。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再认识——从经学史的分派谈起

中国经学史上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分,但以前学术界将二者之间的分歧夸大了,如前辈学者周予同先生所列诸多内容虽然看似泾渭分明,但多似是而非之论,今天有重新认识和纠正的必要。就今、古文经的传承谱系而言,基本上都只可考到汉初。两汉今、古文经学之分,始于经传文字内容或版本、文本的不同,后来演变为两种不同学风或研究进路上的差异。今文经学往往采取"政治义理学"的诠释或研究进路,追求的是"通经致用";古文经学通常采取"历史考证学"的进路,追求的是"实事求是"。     

河间儒学中心对汉武帝独尊儒术政策的影响

西汉前期 ,在河间地区形成了一个地方儒学中心。它对儒家经学典籍的传播、对汉代今文经学发展方向的确立和古文经典阐释方式的确定、对汉代独尊儒术局面的形成等 ,都起过重要作用。     

论孟子对西汉今文经学的特殊贡献

历来治经学者都将经学渊源上溯到荀子,本文认为孟子对西汉今文经学的兴起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孟子关于孔子作《春秋》说奠定了经学独尊的理论基础,孟子的某些观点有助于今文经学走向体系化,孟子改造现实的精神直接为汉代经学家所继承,孟子的许多学术观点为西汉今文经学所吸取。孟子对西汉今文经学的贡献决不在荀子之下。     

简论郑学与王学的异同

<正> 汉魏之际,儒学又发生分化,其中的一派好讲义理,并且与老庄道家思想合流,形成新兴的玄学思潮。另一派则致力于经学内部的改造,把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这两大经学派别合为一家,这就是“郑学”的出现。郑学,是东汉末年郑玄所创立的经学学派,郑玄(约108—201年)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属山东)人。世称“后郑”,以便同郑兴、郑众父子相区别。早年曾入太学学今文《易》和《公羊春秋》,又向东郡张恭祖学《古文尚书》、《左传》、《周官》等古文经,最后又西入关中,向马融学古文经。东汉桓帝至灵帝年间,发生了党锢事件,郑     

稷下争鸣与经学一统

稷下学宫中的百家争鸣是齐文化尊贤重士传统的产物,而经学则是汉武帝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构起来的意识形态。两汉时期的经学分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其中今文经学被汉王朝立为官学,设博士,置弟子员,优秀者可以依次入仕做官,经学借着政治的力量得到广泛传播,直接将经文与现实政治相结合,讲阴阳灾异,讲微言大义,从而形成了学风活泼、议论合时的风格。经学在的形成过程中,无论是从经学大师的“参政”、“议政”,还是从经学的内容与学术特点来看,都与稷下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清末关中今文经学家刘古愚

清末关中今文经学家刘古愚刘宝才兴起于西汉的儒家今文经者,早在东汉时就与古文经学混合,魏晋以下无所发展,成为绝学近两千年。至清代,始有庄存与开创的常州学派,着力阐发《春秋公羊传》之微言大义,促成今文经学复兴。清末维新变法运动领袖康有为,则是清代今文经学...     

谶纬与古文经学关系之再检讨——以刘歆为中心

从思想内容来看,谶纬与今文经学关系更为密切,而其与古文经学的关系则给人以相互敌对的印象。其实,谶纬与古文经学的关系非常复杂。在东汉之前,古文经师对于谶纬基本上持赞同态度,在思想上还影响了谶纬,如刘歆的很多思想在谶纬中都有体现。王莽一方面利用"符命"和谶纬为自己篡夺政权积极制造舆论,另一方面在政治改制上则主要依靠古文经学。到了东汉,谶纬取得了"国宪"的地位,虽然遭到一些古文经师的批评,但由于其不可置疑的地位,古文经师也积极从图谶中寻找资源以争取上层的认可。     

关于清代今文经学的几个问题

经学,即以儒家所崇奉的经典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严格地说,它是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才开始起步的。到西汉末,还出现了经今、古文之学。此后,每一个统一的、统治时间又较长的朝代,无例外地都崇儒尊经,而且给以法典化。由满洲爱新觉罗氏建立的清朝。在经学史上虽属殿后,却有着重要的地位。不仅汉学(古文经学)、宋学、尤其是汉学的进展,趋于鼎盛;而且,被冷落了一千五百年的今文经学,又恢复了生命力。     

孔广森的公羊学

孔广森是清代今文经学的先驱者之一。他从戴震学古文经学,从庄存与学今文经学,于两家之学能取长补短,使之相得益彰。他的《春秋公羊通义》既发挥公羊学的微言大义,又运用古文经学精擅的考据学,校订文字,审音释义,特别是利用《左传》《谷梁传》厘正史实,纠正公羊学家何休《春秋公羊解诂》的错误,对清代公羊学的复兴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汉新羲和官设置考——兼论王莽官制改革中的今、古文经

汉平帝初置羲和官,新莽时期羲和由太史官变为九卿之一。从羲和官职的变迁可以发现王莽试图把羲和纳入周礼六官体系,但其中也有对现实的妥协。王莽改制参用今、古文经,其原因一方面与王莽个人所受今、古文经学教育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今文经在汉新时的学术地位有关,王莽试图争取今文经学家的支持。     

宋学经典诠释的哲学意蕴

经学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经学发展到宋代,形成了以讲义理为主的宋学,而理学思潮占据了其中的主要成分,代表了宋学发展的趋势。与经学史上的汉学和清学(清代新汉学)相比,宋学对儒家经典的诠释具有独特的哲学意蕴及自身经学体系形成的深层次原因。一、汉、宋、清学经典诠释之特点经学起源于战国,奠基于西汉。虽然西汉今文经学重微言大义的阐发,但真正意义上的经学哲学化是从宋代开始的,这与汉学经典诠释的特点以及宋学受宋明时期儒释道三教融合的影响所形成的学术特征有关。清学对经典的诠释则主要受东汉古文经学的影响,亦思辨意…     

经史之间的郑玄

两汉今文经学强调六经折中于孔子,经学为孔子所立之法。汉末面对《周官》《左传》等典籍的传播与兴盛,郑玄把古文经典纳入经学体系。郑玄的注经目标,是"究先圣之元意",其基本背景,是体现在《汉书·艺文志》中把经学理解为"王官学"的体系。把经学视为王官学,容易导出经学就是历史。而在郑玄的体系中,经书是自伏羲至孔子所遗的文献集合,而历史只是理解经书的一种方式,作为文献的经书本身是独立的。经书的独立性与解经方法的历史化,既维系了经部的独立地位,也塑造了中国的经史传统。     

《民功篇》无今文经学观念论

房德邻认为《民功篇》有今文经学,但其提出的三个新论点都不能成立。《民功篇》关于改革社会制度的思想,确与龚自珍的"自改革"相近,但由此推不出就是今文经学的结论;《民功篇》确有对上古怀疑的只言片语,但总体肯定上古帝王功绩,而与《孔子改制考》的"上古茫昧不可考"观念根本不同;《民功篇》确有将中国自秦代以后的政治黑暗归结为"经义不明"之义,但并没有否定古文经学之义。     

论汉代经学师法、家法与学官制度

清儒重申汉学有本,重师法、家法,现代以来的经学研究多落其窠臼。汉代经师强调师法、家法的地位与博士官有关。汉朝立经学博士,以经学为施政教、选人才的依据。经学的政治应用要求经学相对统一,而这并不合于经学之为学术思想的本性。因此,汉代政治多次重申恪守师法、家法,但汉代的经学屡屡突破师法、家法,在不断地演进。东汉后期外戚、宦官掌权,经学的政治地位下降,是以师法、家法混同。汉代师法、家法的兴衰是政治与学术之关系合与离的表征。清儒以汉儒重师法、家法是清代学术之争所产生的问题,并不是对汉代学术的客观认识。     

论清代今文经学的创立复兴及其思想特点

论清代今文经学的创立复兴及其思想特点李军清代今文经学是继清代乾嘉古文经学衰落之后，于道光年间前后复兴再起的中国传统儒学的重要派别和学术思潮。它的开创者是庄存与，而其真正奠基者则为刘逢禄、宋翔凤，复兴发扬者则为龚自珍、魏源，继承延续者则为康有为、梁启超...     

近代经学的形式和内容

近代经学以复古的形式表达创新的内容。形式和内容的矛盾与统一,尤其突出了它的时代特征。仅就形式而言,近代经学继乾嘉时期复东汉之古以后,先是复西汉今文之古,继而复先秦诸子之古,最终又转向金石之学而复殷商之古。此时的经学大师又多承乾嘉请老之遗韵,也以考据、小学为治经之途。因此,近代经学在形式上表现为各种学派并存、交融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大致说包括有：今文经学的崛起,乾嘉考据之学的发展。诸子之学的复活与优劣异同的比较;理学趋于汉家兼容而从旁路摸入以及考古学的勃兴。一、今文经学的崛起近代经学从形式到内容最显…     

今文经学视域中的“殷有三仁”

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对《论语》"殷有三仁"的理解,有很大区别。古文经学认为,三仁中的箕子、比干就是《尚书·微子篇》出现的"父师、少师",并在两个文本间建立解释联系,由此使三仁的行为呈现出表浅性的和谐特征,孔子是以历史学家的身份作出这个评价的。今文《尚书》此二人本为"太师、少师",和箕子、比干无关,并认为三仁的行为处于争执势态之中。本文对《论语》"殷有三仁"章的解释史进行了微观考察,并根据今文经学的说法,对"殷有三仁"、孔子的形象和仁论等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解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