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瓛《易》类著作辑考

南齐学者刘瓛学问淹博,通贯数经,为时人所重,号称"儒者宗"。在《周易》研究领域,刘瓛撰有多种著作,惜皆已亡佚。本文在总结前人辑佚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传世文献及域外汉籍的征引情况,对刘瓛《周易乾坤义》《周易系辞义疏》两部著作的佚文进行重新辑录,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刘瓛易学的相关特色。     

敦煌赞文中的五台山信仰管窥——以《辞娘赞文》敦煌连写本为中心

敦煌文献中散藏有《辞娘赞文》写卷9份、《五台山赞(文)》写卷16份。敦煌写卷《辞娘赞文》有单写本和连写本两种形式,其连写本则与《五台山赞文》抄录在一起,是研究五台山佛教的重要资料。通过对《辞娘赞文》敦煌连写本的文献梳理、内容述要和隐喻诠释,可以管窥以文殊菩萨信仰为核心的五台山佛教信仰在9世纪至12世纪之剪影。     

麦积山明代写本《报恩道场仪》及相关问题研究

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藏明代写本《报恩道场仪文》是目前国内保存最早的同类写本,共七卷,由宋代四川大中祥符寺僧人思觉集,明弘治四年(1491年)伏羌县谢子宁述,珍荆峰、永珍记。该写本对研究宋代以后的佛教、儒释融合以及四川佛教对周围的影响至为重要,本文对之作简单的介绍,并与云南发现的清代写本以及四川宝顶石刻作初步对比性研究,以引起该领域研究者的重视。     

回鹘文《兔王本生》及相关问题研究

在吐鲁番出土的古代回鹘文写本中,属于《兔王本生》的有三件,内容比较完整。本文首先对文献全文进行了转写与译释,进而探讨该文献的重要价值。通过回鹘文、巴利文和汉文文献对同一故事的记载可以看出,回鹘文《兔王本生》既不同于巴利文本,也不同于汉文《六度集经·兔王本生》及《生经·佛说兔王经》等多种经典的相关记载,说明另有来源。经笔者研究考证,认为该故事与玄奘《大唐西域记》的有关记载最为接近,说明《大唐西域记》有可能曾被译入回鹘文,至少是回鹘文《兔王本生》的编译者曾参考过玄奘的记载。回鹘文本中的兔王升天故事最先形成于中原地区,后传播至印度,被巴利文本《兔王本生》吸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印文化之间的交流。     

敦煌藏文《入菩萨行论》版本特征及价值研究

《入菩萨行论》(《菩提行经》)是一部重要的大乘佛教论典，这部论典的藏文译本和汉文译本对我国佛教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敦煌遗书中存有部分《入菩萨行论》藏文写本，这些新材料的发现对研究这部论典的形成史以及汉藏佛经文献的比较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并对解决相关的学术问题具有重要的价值。通过与藏文传世本《入菩萨行论》、宋代汉文译本《菩提行经》的比较，指出了敦煌藏文写本《入菩萨行论》的版本特征及价值，并就同一部经典产生藏汉三种不同译本的情况进行了探究。依据藏传佛教相关文献，提出《入菩萨行论》梵文原典有三种不同的主要版本，分别流传于古印度的不同区域，藏汉三种不同译本是此三种不同版本的相应译本的观点。     

《药师经》梵、藏、汉对勘研究

本文通过梵、藏、汉多文本对勘的方法考察《药师经》,提出以玄奘为代表的汉译具有三方面的特点。其一是在译文中加入印度原典中不存在的内容。这些内容有的承袭自前人译本,有的是玄奘依据上下文所撰;其二是汉译是参考多个梵文写本后综合其义做出取舍的结果;其三则是汉译为了使内容更适合本地读者的需求,表述上更符合中国习俗,会对一些词语的翻译做出处理,使其更为"中国化"。最后本文提出了在对勘研究和汉译佛经研究方面的两点思考,即参考多个写本的必要和对玄奘译经的多角度检视。     

杨时《三经义辨》新考——兼论其对王安石《三经新义》驳正

由于宋代杨时《三经义辨》的亡佚,学界一直未能对其内容进行研究,亦无法讨论其如何驳正王安石《三经新义》。今通过对相关宋元文献的全面梳理,详考各家征引杨时《义辨》的内容,对《三经义辨》进行辑佚,改变了该书无可详考的局面,亦厘清了杨时《三经义辨》的成书及卷数的问题。同时将其与王安石《三经新义》的对应条目展开讨论,揭示其对王安石《新义》的驳正,更进一步发现:杨时《义辨》中有受王学浸染之痕迹,其对王学的打击有限,实际上此书在宋代之影响未如历来宣扬之巨大。以此,对杨时《义辨》及其学术重新作出客观的研究与评价。     

部分日本室町写本《周易》的宋刻唐写融合特征

日本室町时代(1393—1573)部分写本《周易》既有宋刊本特征,又有唐写本的异文,是一种融合了宋刊本与唐写本的特殊文本。此类文本今时日本早稻田大学、内阁文库各有一本。杨守敬日本访书时亦曾据此类文本影抄一部。根据校勘,《七经孟子考文》记载的足利学校所藏三种古本《周易》与此类文本大体相似。江户时代(1603—1867),这类特殊的《周易》写本过渡到刊本形态,刊本当中包括《七经孟子考文》所引足利本《周易》,以及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活字本《周易》。     

中国道教学者刘志

正刘志,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博士后。曾挂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党校屯垦研究所副所长、民族宗教学教研部主任。主要从事道教文献、道教历史、新疆文献等领域的研究。近期出版的专著《中国道教写本经藏》(2021),是道教文献研究在目录学、校勘学之后,于写本学中继续开拓的一个新领域,通过对道教写经历史发展阶段、写经人物、写本特点、     

《论语》学断代史研究之力作——读唐明贵教授《宋代〈论语〉诠释研究》

正唐明贵教授的五十万余字巨著《宋代〈论语〉诠释研究》为《论语》学断代史研究。钱基博在《中国文学史·绪论》中强调:"作史有三要:曰事,曰文,曰义。"我们从事、义、文的角度看唐明贵教授《宋代〈论语〉诠释研究》一书的卓越建树。史之事不外两个方面,一为知人论世之事,一为学术"作业"之事。2008年唐明贵教授在中国社科院博士后流动站期间,为了深化《论语》学断代史的研究,专攻宋代《论语》学,出站后,又反复修订增补完善,近十年间文献研读夜以继日,探赜索隐,钩深致远。知人论世是古今学界的重要研     

《无上秘要》与老子《德经》《道经》

本世纪七十年代,长沙马王堆第三号汉墓出土了两种帛书《老子》写本,其次序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这种排列次序与韩非子所见《老子》原文次序完全一致。《韩非子集解》卷六《解老第二十》,题下注:     

金藏、丽藏、碛砂藏与永乐南藏渊源考--以《玄应音义》为例

金藏、丽藏、碛砂藏与永乐南藏等各本所录《玄应音义》大致可分为丽藏和碛砂藏两个系列,其中无碛砂藏卷五所脱二十一部经的写本是开宝藏初刻本所据之祖本,后成为碛砂藏本一系;有碛砂藏卷五所脱二十一部经的写本是契丹藏所据之祖本,后成为丽藏本一系。由此可证开宝藏和契丹藏所据的写经底本是不同的,从而补正了周祖谟先生《校读玄应一切经音义后记》和张金泉、许建平先生《敦煌音义汇考》的一些疏失,为揭示金藏、丽藏、碛砂藏与永乐南藏的版本渊源提供了实例佐证。     

再读帛书《缪和》篇

本文立足于探究汉初今文《易》义的理论视野,对帛书《缪和》篇的部分章节作了疏释,一方面结合传世文献对《缪和》中包含的西汉今文《易》义作了阐发,另一方面对篇中疑难辞句也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证训释。     

《中国佛乐宝典》前言

佛教传入中国,已有了将近两千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佛教曾和儒、道两家一起深刻、全面地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但是,与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影响相比,我们对佛教文化的研究却显得肤浅而苍白。拿佛教音乐来说,纵观中国历史,对佛教音乐较大规模的收集、整理、研究的工作,大概只有两三次,最早,是南齐竟陵文宣王萧子良“集京师善声沙门于西邸”。其后,是梁武帝“名为正乐,皆述佛法”及他与宝志和尚收集经典和民间音乐而创制的“水陆法会”。此后,虽然佛教音乐在宫廷和民间都有长足的发展,在唐时甚至繁盛一时,但对佛教音乐有系统的整理…     

宋代写本藏经考略

五代宋初,大藏经处于从写本藏经到刊本藏经的过渡期,《开宝藏》的刊刻标志着刊本大藏经的诞生。然而,与刊本藏经同时并起,北宋初期江南地区还写造了一批写本藏经。前人对宋代藏经的研究,多侧重于刻本藏经,这些写本藏经,仅《金粟山藏经》稍有研究。除此之外,《法喜寺藏经》《崇明寺藏经》《海惠院藏经》《景德寺藏经》等宋代写本藏经尚乏专门研究,本文搜辑了目前所知几种宋代写本藏经的零本,希望为大藏经研究提供一些新资料。     

敦煌《通门论》实为《玄门大论》之考证

敦煌P.2861和P.2256号文书,被认为是梁朝道士宋文明的《通门论》。通过比较,该文书与《道藏》中的《洞玄灵宝玄门大义》出自一部书,即隋朝编撰的20卷本《玄门大论》,又名《玄门论》、《道门大论》,并非两卷本的《通门论》。北宋以后,20卷本《玄门大论》亡佚,敦煌文书及《洞玄灵宝玄门大义》均系其节本而不是全本。     

郭店楚简《天降大常》(《成之闻之》)篇疏证

郭店楚简《成之闻之》是一篇非常重要的先秦儒家文献，然整理者对该篇的掇合整理未尽如人意。本文试图对该篇的文本和大义略加疏证。主要内容有四：其一，重新调整简次；其二，重新命名；其三，对个别文字重新释文；其四，依文义将全篇分为九章，并对各章的文字和思想进行疏理考证。本文认为，该篇思想上承子思，下开孟子，其作者当为子思之后学孟子之前辈。     

《参天台五台山记》版本考(一)

泽者前言唐、宋时期,日本僧人上五台山朝圣求法者甚多,至今仍有两部朝圣名著流传于世,一部是唐代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另一部是宋代成寻的《参天台五台山记》。前者尚为人们所熟知,后者知者较少。此书在日本流传颇广,版本亦多,计有写本十三种,复制本一种,活字本七种,各书中以南宋时期的写本为最早。日本学者平林文雄教授搜集了各种本子,详加校订和考证,作了《参天台五台山记校本并研究》一书,其中第三章“参天台五台山记的传本”,     

唐玄宗与《一切道经》——以敦煌道教写经为例

唐玄宗李隆基是中国古代崇奉道教的著名帝王,崇道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推动道教经书的编纂、缮写和颁布。唐代道教经书总集《一切道经》的编纂和缮写,是唐玄宗对道教经书发展的重要贡献。崇奉道教道经、宣扬老子为远祖,是李唐王朝基本的文化策略之一,从根本上讲是为巩固统治基础服务的。这也使以《一切道经》为标志的道教写本经书发展进入了历史的鼎盛时期。敦煌道教写经,为我们研究唐玄宗与道教写本经书的发展,提供了珍贵的实物材料。     

《白虎通义》与谶纬关系新证

现代以来学界一般都以《白虎通义》一书杂于谶纬而轻视其思想品质,但事实上《白虎通义》引纬不引谶。在对谶纬的研究中,有以谶纬为一物者,有分谶纬为二者。经过对《白虎通义》之引纬书的研究,可分辨谶与纬在性质与内容上的不同。并且,其所引纬书部分合于《白虎通义》解经之旨,而不同于谶纬本身神话化、迷信化的世界观。《白虎通义》在世界观上合乎五经之义理,又受战国以来阴阳、五行与天人感应思潮的影响,包含了一个以数度化为特征的无所不包的世界观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