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离与关怀:传染病患者的社会交往伦理探析

现代社会围绕传染病涉及医学、伦理、社会文化等多因素相互影响和作用,整个社会呈现出不同的道德认识、评价、情感选择方式,构成了传染病患者与医生、与社会其他人之间的复杂道德关系和张力互动。关注传染病患者伴随生活世界转换而与社会的疏离及自我放逐,在社会人道关怀和个体社会责任强化中,完善社会控制,重建公共交往伦理,对于保持社会和谐和公正意义重大。     

论耻感的基本涵义、本质属性及其主要特征

<正>耻感是人类高级的道德情感,也是社会生活中普遍的道德现象。它反映了社会伦理的价值取向和个体道德的发展水平,关系到个体道德人格的塑造、良好风尚的形成和国民整体道德素质的提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转型和变迁,极大地冲击着人们的物质生活世界和精神生活     

也谈社会公共伦理——基于个体社会角色的一种思考

社会公共伦理作为人们在公共生活领域所应该遵循的原则和规范以及维持社会稳定有序运转的重要保障,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无疑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然而,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公共伦理建构中,却存在一种伦理需求与道德供给之间的深刻矛盾,即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公共伦理的缺乏与道德日益多元化、个体化之间的矛盾。面对如此困境,在实际操作层面,基于个体社会角色的一种思考或尝试也许能为当代中国社会公共伦理的建构打开另外一扇窗户。     

孔子音乐伦理思想的情感向度

孔子紧紧抓住了音乐的情感性特征,作为它与社会伦理的契合点。孔子音乐伦理思想的情感向度,内涵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乐以成善,即伦理主体的情感诉求;乐以节礼,即伦理制度的情感中介;乐以发和,即社会伦理的情感旨归。它以情感为途径,实现了"乐""礼"相生。音乐的存在,个体与社会伦理规范中庸尺度的践行,使人情醇厚、个体愉悦、人伦井然、政清俗美、理想化的社会伦理整体状况成为可能。     

超克技术化时代个体行动的实践困境——对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伦理学的反思性讨论

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伦理学被称为“本原伦理学”,它关注人类整体伦理生活的 形而上根据,似乎对人类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规范及个体行动的道德根据等伦理论题不以为意 。然而,由此得出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伦理学完全不关注伦理行动者的个体实践,或者直 接断定伽达默尔拒绝将伦理意涵赋予“孤独的个体存在”,不仅失之于简单粗暴,亦缺乏一 种对伽达默尔伦理思想进行辩证综合考量的复杂性思维以及对之进行更为细致理解的理智耐 心。至少我们在伽达默尔的短文《科学与公众》中看到了一种例外。在这篇短文中,伽达默 尔通过分析技术化时代科学的话语霸权及其控制效应,揭示了现代权力格局下学者自主性研 究缺失的现象,以及由此造成的学者个体行动的伦理困境。伽达默尔将这种伦理困境归咎于 现 代规范伦理学,指责规范伦理学用普遍规则规训个体行动,在行动理由问题上饰智矜愚,不 了解活生生的日常经验作为行动理由更具有原初的本根性。为此,伽达默尔要求接榫亚里士 多德实践智慧与诠释学以拔丁抽楔,走出规范伦理学迷津,超克技术化时代个体行动的伦理 困境。     

论现代社会救助正义与慈善伦理生态的构建

社会救助作为一项现代性的制度安排,是我国当前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社会救助制度本身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其基本伦理道德精神经历了从仁爱到正义的变化,社会救助伦理关系也整体上经历了从慈善伦理关系到权利伦理关系的根本转型,这种转型必然意味着伦理生态重新建构。正义制度(社会救助制度)与社会慈善事业的伦理生态是社会救助伦理精神在现代社会整体伦理生态中的实践合理性的表达。在个体德性和德行层面,应该构建制度正义与个体正义以及个体正义与个体慈善两种伦理生态。     

传统向现代转型视域下的公共道德的辨析及构建

近代以来,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我国思想界展开了公德与私德的争论。梁启超认为,无论公德、私德,本质都在于为公共利益服务,他试图以构建公德来促使个人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献身,而将公德的培育又纳入私德范围,强调个体的道德实践。梁启超的公德观以日本的公德思想为中介,有其西方思想的渊源。在社会契约论的基础上,边沁首次提出私人伦理与公共伦理的区分,密尔进一步将之发展为个人道德与社会道德。公共道德是不同于私人道德的外在规范,主要由社会制裁加以维护,其培育则依靠国家引导。中国古代的公共道德理论是强调理想与现实相统一的应用哲学,把公共道德看作是一种指导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生活艺术。在这一视野下,由于商业在当代经济活动中居主导地位,因此我们必须以商业中的契约原则为核心,通过社会监督和国家引导,在上层建筑的领域中构建公共道德。     

校园暴力现象的伦理病灶

校园暴力现象的伦理病灶在于"你—我共生"的伦理同一性被消解,表现为个体无法在学校及宿舍的人伦关系中获得认同感、归属感,无归属感的个体在精神世界处于孤独状态,在生活世界中个体行为完全听命于任性与冲动。如何使个体在实体中找到归属感并使个体冲动具有伦理合理性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其应对策略为:一是恢复学校作为人类文明传承者的伦理身份,在校园文化建设中,重塑学校、教师对学生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双重保障与呵护,使学校、宿舍成为学生的"生活之家"与"精神之家",唤醒学生的"集体记忆"和"同根意识";二是彰显教育的伦理本性,通过教育使个体行为超越人的自然冲动状态,实现个体自然冲动—义务—幸福的转化,使其成为有教养的人。     

“孝”是公共规范还是个人美德

“孝”在儒家传统中发挥着双重功能,既是公共生活的规范,也是家庭生活中的个 人美德。作为公共规范的“孝”,往往意味着公共生活中的政治品格和家庭伦理生活的顺从 关系,被统治者所关注、舆论所监督、公权力所保障,由此,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落实“孝道 ”可能演化为一种“道德表演”。作为私人美德的“孝”,建基于家庭成员的 “互爱”,它出于个体的意志自由和道德自愿,更加具有真实性,体现了血缘之亲和家庭 之爱。现代意义上的“孝道”有必要弱化“孝”的公共规范色彩,而提升其作为一种个人 美德的意义,提倡从意志自由和情感自愿的角度去维护家庭成员之间的平等关系、互爱关系 。     

情感触摸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及应用

情感触摸指那些用来表达爱、关心、欣赏等感情或者被认为传递了这类信息的触摸行为。触摸愉悦感的产生与存在于人类多毛皮肤中名为C触觉的一组低阈值机械感受传入神经有关。早期经验和社会文化因素共同塑造了个体的触摸体验模式, 积极的体验模式能够增强社会联系, 促进亲密关系, 触摸回避则与某些心理障碍有关。情感触摸具有治疗功能, 但在心理治疗领域的应用涉及伦理问题, 中介触摸和替代触摸可以作为解决触摸回避和伦理问题的新方法。     

体重污名:对肥胖的歧视与偏见

体重污名指个体因超重或肥胖受到的社会污名,主要表现为公众对这一群体的歧视、偏见、消极态度,其测量主要从公众和被污名群体自身展开。它会对被污名个体的心理、行为、身体产生消极影响,且这些影响之间存在递进关系。现有体重污名干预研究主要聚焦于减少公众污名、降低体重以及缓解体重污名消极心理影响三个方向。未来研究可以在体重污名影响机制、测量工具和行之有效的干预策略方面进一步扩展。     

作为政治实践的“同情”:同情、审议民主与社会结构

在关于审议民主的讨论中,情感被认为:有损于认知,影响人们的判断;是主观的、个体的,难以形成普遍性的道德规范;会阻碍共识的达成。但关于情感的新的理解,为我们重新看待情感在政治生活中的意义提供了契机。本文关注的是同情在审议民主中的意义,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将同情视为一个过程和一种实践,而不仅仅是一种心理机制。同情能够影响个体的判断,是健全理性的必要构成部分。情感有助于"角色承担",形成普遍化的立场和规范。同情也为我们重新设想"多元公众"提供了视角。但不平等的社会结构、距离、心理机制等因素都有可能阻碍同情的发生。"他者"的问题是政治实践所处理的重要议题。随着"他者"问题的凸显,作为政治实践的同情在未来的政治生活中将会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儒家的伦理叙事

在伦理生活中,人们有意识地反思自己的生命和生活,形成伦理叙事。生命和生活本身是伦理叙事的起点,有价值和意义的生命和生活则是伦理叙事想要达到的目的,而连接起点和目的的桥梁则是人们在实践生活中构建起来的各种伦理训诫。伦理叙事基于人性表现为个体叙事和集体叙事。儒家通过集体叙事表现出内省自觉、群体本位、追求礼教和追求和谐的伦理精神,通过个体叙事表现出追求人格完满的伦理精神,它们共同构建了中华民族的独特叙事,凝聚出了独特的中国伦理文化精神。     

黑格尔《伦理体系》中的整体主义

在黑格尔的《伦理体系》中,他以体系化的方式对现代社会的伦理秩序做了重要的重构,在那里,个体是作为"体系中的人"而被呈现出来,它既有形式伦理的特征,也包含着经验实在的因素,是黑格尔在综合了近代的自然法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首次做出的体系化尝试。在黑格尔看来,个体只能在伦理的体系之中才能说明自身存在的合理性,这是自启蒙运动以后,黑格尔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因为自由的精神应当被融入到总体之中,民族精神要远高于个体自由之上。接着,黑格尔把体系的建构作为阐述伦理秩序的现代性的重要依托,共同体优先于个体而存在,在此意义上,黑格尔在亚里士多德伦理观念的基础上融入了现代性的观念,使其具有可以用来分析当代社会形态的作用,因而,观念上的体系化是构建现实体制的前提。本文将系统厘清黑格尔在《伦理体系》中所阐述的整体主义思想,以及自由主义对这个思想的批判,并对整体主义和自由主义观念在文本解读的基础上予以评价。     

市场经济社会中的个人权利与公共伦理

在市场经济社会中,由于个人权利的充分张扬,私人利益和公共伦理之间显示出深刻的矛盾。早期经济自由主义者将这一矛盾的解决归于市场过程,黑格尔主义则寄望于国家权力。二者都忽视了公共交往在伦理建构中的作用。公共领域中的公共交往所形成的公共伦理,是市场经济社会在自身发展中产生出来的理性力量。它克服了市场交换原则和政治强制原则的局限性,为这一矛盾不断的解决提供了动力。     

再论道德理论的层次结构：以义促利 ——与陈晓平教授、罗伟玲博士商榷

陈晓平教授、罗伟玲博士在《试论道德理论的层次结构——兼论儒家伦理与西方伦理之比较》一文中关于儒家伦理的表述前后有矛盾,以情感主义道义论概括儒家伦理和以情感主义功利论概括休谟、斯密也有失偏颇,因此,该文通过"四大道德学派"之间的相互比较说明的道德理论的层次结构以及通过"中西伦理再比较"(以儒家伦理代表中国伦理)得出的中西方伦理之间呈现"互补格局"的结论,也有失误。事实上,道德理论的总原则是以义致利或以义促利,道德理论层次结构应为情感主义以义致利论→理性主义道义论→功利论。该文概括的"道德哲学的四大分野即理性主义、情感主义、功利论、道义论",应该被浓缩为儒家、休谟、斯密代表的情感主义以义致利论,康德代表的理性主义道义论和边沁、密尔代表的最大幸福派功利论。     

社会排斥影响跨期决策的心理机制探讨

社会排斥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中, 并对人们的认知、情感、行为等诸多方面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它会损害个体的认知功能, 导致个体不能进行理性的判断和决策。研究发现被排斥的个体在风险决策时倾向于风险寻求。跨期决策和风险决策都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 但目前并不清楚社会排斥是否以及如何影响跨期决策。因此, 本研究拟从跨期决策的评估和选择两个阶段展开研究, 揭示社会排斥对其的作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 运用tDCS技术激活社会排斥的调节脑区, 以改善被排斥个体的跨期决策能力。研究结果将揭示人际情境因素与决策者个人因素对跨期决策的联合作用机制, 帮助被排斥者提高跨期决策能力, 提高被排斥者的个人成就和生活质量。     

从“为自己而活”到“利他个体主义”——乌尔里希·贝克个体化理论中的一种道德可能

社会团结是个体化理论关心的具有理论及现实意义的重要问题之一。在乌尔里希﹒贝克的个体化理论中,利他个体主义是显示出团结迹象的伦理要素。有鉴于国内学界的相关讨论尚不多见,同时考虑到个体主义在中国语境内遭遇的意识形态曲解与文化误读,本文梳理并分析了利他个体主义的道德蕴含。作为一种突破利他与利己之间二元对立关系的新伦理,利他个体主义所蕴含的"给予却不必牺牲自己"的原则为现代个体参与社会提供了积极的伦理环境,进而为个体化社会的团结指出了一种可能方向。强调公民自组织的亚政治是实践利他个体主义的空间及条件,由此表明了将个体道德与制度道德并置思考的重要性。贝克关于利他个体主义的道德蕴含及其社会条件的讨论,对于思考从传统社会关系中脱离出来的中国个体如何作为社会生活中的道德主体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中国古代冠礼及其道德教育功能初探

冠礼是中国古代伦理教化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以仪式为载体的成德之教。作为成年礼教育,冠礼以个体的生理与心理变化为基础,通过仪式活动来提示与强化个体的成人身份的转换,向其传输与其身份、角色相应的道德规范,促进个体道德社会化的顺利进行。同时,庄严的加冠仪式还可以陶冶道德情感,培育道德理性。总之,冠礼在帮助社会个体顺利跨越人生的不同阶段以及为社会培养合格的社会成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论行旅活动的伦理意蕴

行旅生活经由步行时代、马车时代到现在的机动时代,逐渐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行旅伦理,行旅活动中独特的伦理价值和意蕴通过行旅主体与自身、与他人、与社会、与自然等方面显现,分别为行旅的生命与德性意义、行旅人际伦理、行旅社会伦理、行旅生态伦理等。由此,可以将"行旅伦理"的意涵理解为:在人们的日常行旅生活中反映出来的、对个体的人格和人生塑造、人际交往和社会风尚有着影响的价值观念体系,以及行旅生活应当遵循的行为规范和良序美俗。行旅伦理对于主体自身的德性价值体现为:行旅活动有助于主体自然生命的健康和发展,有助于主体精神生命的促进和升华,有助于主体价值生命的追求和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