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理雅各对朱熹《诗》学的接受

理雅各英译《诗经》与朱熹《诗》学有着密切的关系。理雅各不仅赞同朱熹"自然的"批评风格,而且在废《序》言《诗》、比兴标定等具体问题上亦与朱熹保持了高度的一致。这使得英文世界第一部全译本《诗经》自面世以来就带着浓厚的宋学色彩。当然,理雅各对朱熹的推崇并不是毫无判断的盲从,而是批判性的欣赏。     

朱熹的三家《诗》学探略

朱熹的《诗集传》是《诗经》学史上的重要著作,其中对三家《诗》的征引,表明了朱子的三家《诗》学思想。朱熹对三家《诗》的运用,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学术环境、《诗经》研究的状况和朱熹本人的学术追求等各方面紧密相关。它传达了很具有影响力的讯息,吹响了对三家《诗》关注的号角,引起了后学的广泛关注,与王应麟的《诗考》一道,影响了有清一代三家《诗》学的发展。     

中国经典诠释学视野下的朱熹经学研究——读《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

蔡方鹿先生的《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一书,2004年4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洋洋洒洒,有49万字之巨,是作者花费数载对朱熹经学思想及其影响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的又一部力作。本书作者立足于朱熹著作的“文本”,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在充分吸取国内外学术界有关成果和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以朱熹经学为点,以宋学为面,以整个中国儒家经学发展史为线,通过点、面、线三者相结合,将朱熹经学置于中国经学发展史和宋学思潮的大背景视域来加以审视,着重厘清和诠释朱熹的“四书”学、易学、《诗经》学、《尚书》学、《礼》学、《春秋》学、《…     

朱熹的三家《诗》学探略北大核心CSSCI

朱熹的《诗集传》是《诗经》学史上的重要著作,其中对三家《诗》的征引,表明了朱子的三家《诗》学思想。朱熹对三家《诗》的运用,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学术环境、《诗经》研究的状况和朱熹本人的学术追求等各方面紧密相关。它传达了很具有影响力的讯息,吹响了对三家《诗》关注的号角,引起了后学的广泛关注,与王应麟的《诗考》一道,影响了有清一代三家《诗》学的发展。     

《诗经》研究之津筏——读冯浩菲教授《历代诗经论说述评》

冯浩菲先生的新著———《历代诗经论说述评》(以下简称《述评》或冯著)于200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从经学的角度研究《诗经》,是建国后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是当今传承《诗经》文化、弥合历史断裂的重要津筏。笔者读后认为主要有两大特色:一、从《毛诗》入手,以经学立基冯先生在《述评·序》中说:“近百年来所出现的有关《诗经》的专书,以注释和文化阐释为大宗,论说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即所谓经学研究,一直是薄弱环节。”这种看法可以说抓住了现代《诗经》研究的主要问题。其实,从《毛传》到现代人研究著作如吴闿生《诗义会通》、林义皇《诗…     

从《诗集解》和《诗集传》诗旨差异看朱熹《诗》学观念的转变及原因

朱熹注《诗》凡两易稿。初稿名为《诗集解》，后稿名为《诗集传》。二稿所论诗旨差异很大，这反映了朱熹解《诗》观念的转变。本文首先分析了朱熹注《诗》前后稿诗旨的差异，然后详细分析了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一是朱熹以前说《诗》领域废《序》之风影响所致，二是朱熹从文学角度看《诗》的结果，三是他从理学角度解《诗》的必然。《诗集解》和《诗集传》所论诗旨的差异，反映了朱熹解《诗》思想的巨大变化，勾勒出他从汉学向宋学的转变轨迹，代表了两宋《诗》学发展的方向。     

关于孔子“诗可以兴”的理解

<正> 《论语·阳货篇》记载孔子谈诗(指《诗经》,下同)的一段话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又《泰伯篇》云:“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其中关于“诗可以兴”“兴于诗”的“兴”义,古今学者多有分歧。“诗可以兴”的“兴”,何晏《论语集解》引孔安国曰:“兴,引譬连类。”朱熹《四书集注》曰:“感发志气。”“兴于诗”一句的“兴”,《集解》引包咸注:“兴,起也,言修身当先学诗。”现代学者对“兴”的解释也不尽一致。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对“诗可以兴”的“兴”义,采取朱熹的解     

诗意与诗义的各得其所——从李光地《诗所》看宋明理学的终结

宋明理学是脱胎于传统经学的儒学新思想与新形态,这种新思想与新形态在宋明理学的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丰富性与多样性,并最终趋于成熟与稳定,清初理学重臣李光地是其重要代表。本文以李光地的晚年《诗经》学代表作《诗所》为对象,通过对他释传《诗经》语境还原的重要方法以及各得其所的目标考察,进而分析他由辞求意、观其所兴的诗意体会,与曲尽事理、小大兼举的诗义阐明,充分呈现李光地如何由经学转出理学,以及使理学与经学分离,以综合的方式消弥存于经学中的理学多样性,从而既使脱胎于经学的理学成熟,也促其终结。     

吴敬梓《文木山房诗说》研究(一)──关于《诗说》对《诗经》通例的界定

吴敬梓《文木山房诗说》就《诗经》通例的论说,主要体现了作者对汉、唐、宋经学家章句之学的思辨和指陈,主要内容为：１．《诗说》对孔子删诗与“四始”之说的认识,２．《诗说》对“六义”之说的认识,３．《诗说》对“风雅正变”之说的认识等。《诗说》论《诗经》通例的学术源流,最突出的内容是强调《诗经》的乐性。这对我们当下和今后把《诗经》放置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中进行研究,是很有意义的。     

浅析《诗经》中的“弃妇诗”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的源头,其中占总数四分之一的婚恋诗更是对后代的有关爱情题材的文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些婚恋诗中最特别最感人的当属“弃妇诗”.     

王安石《诗》学观及其政教思想

《诗经新义》在政治权力的托庇下，成为官方教学的教材和科举取士的标准。随着熙宁变法的失败，新学与新党失势，《诗经新义》也处于被诟病批评的舆论状态。其对《诗经》文本的穿凿附会与断章取义固然铁证如山，但其创作生成的背后动因则更值得关注。跳出尊《序》与疑《序》的二元划分，重新审视《诗经新义》与《毛诗序》的关系，把握荆公对诗歌本质是“法度”的认识以及“教化”的设计初衷，才能真正了解荆公的《诗》学观与政教思想，并对熙宁变法中《诗经新义》的角色定位和功能作用做出更为全面的评判。     

吴敬梓《文木山房诗说》研究(二)——关于《诗说》对《诗经》典制名物的界说

从《文木山房诗说》对《诗经》中典制的界说 ,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清代初年经学研究疑古思辨的共同特征 ,而且对重新评价吴敬梓的文学思想和确定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都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主要考察了《诗说》中对《关雎》、《采蘩》妇女采摘与祭祀礼制、《玄鸟》与“祈子”和“生子”以及《关雎》与“房中乐”等问题的界说 ,由此很清楚地看到 ,吴敬梓对待儒家礼法是处在总体上认同甚至遵从的思想境界中 ,但时有两难的困惑。其实 ,这正是清代经学学者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新世纪《诗本义》研究综述

欧阳修不仅是一个杰出的文学家,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同时也是一个优秀的文献学家。他以文学家、经学家的双重身份来解诗,对《诗经》注解的权威著作《毛传》和《郑笺》提出了批评,并对《诗序》进行质疑进而删改,他"据文求义"力图还原《诗经》的"本义"。欧阳修的《诗本义》,在《诗经》研究中具有开创性意义。进入新世纪,有关《诗本义》的研究成果越来越丰富,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与总结,可以让我们对欧阳修的诗经学成就有一个更深入的认识。     

楚竹书《孔子诗论》“类序”辨析

通过对楚竹书《孔子诗论》的分析,结合对《诗经》文本形成过程的探讨,得出《诗经》之部类及其类序为《风》、《小雅》、《大雅》、《颂》的结论,同时厘清孔子、《孔子诗论》和《毛诗》在文本方面的关系。《诗经》的结集经历了一个过程,其分类由来已久;未曾更改。《诗》“类序”的形成也具有一定的历史性,是在《诗》文本编辑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孔子在整理《诗经》的过程中并不存在一个前提性的“编序”原则,所谓孔子“删诗”,只是对诗篇做些必要的一般性古籍整理而已。至于出土文献《孔子诗论》中偶尔出现的颠倒《诗》“类序”的论述亦属正常,并不能说明孔子曾编有与传统《诗》“类序”相反的文本,也不能否定《毛诗》文本具有一定的历史延续性,更不能由此说明《孔子诗论》中出现“类序颠倒”具有更为不可测知的寓意。     

孔颖达的《诗序》观

《诗序》观是孔颖达《诗》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诗序》的作者和价值两个方面。他在《毛诗正义》中有8处说《诗序》的作者是子夏,但又有2处言及毛公和他人,这种矛盾不是《毛诗正义》作者的群体性造成的,而是因为他疏郑笺时自觉遵从郑玄"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之说。从全局来看,他按照"举重可以包轻"等原则,将《诗序》的作者最终归于子夏,其目的是为提高子夏的地位,将尊序推向极致,以充分发挥《诗序》的作用,建构《诗》学的理论体系,树立经典的权威,服务于时代大一统诗教的需要。     

《孔丛子》中的“孔子诗论”

《孔丛子》六卷当出自“汉魏孔氏家学” ,其前三卷记孔子、子思言行 ,可能是辑先秦孔氏遗文。《孔丛子·记义》篇载有一大段孔子对《诗》的评论 ,其与上博简《孔子诗论》有着内在的关系 ,可以将它们视为同一个体系而相互参释和补充。《孔丛子》“诗论”与上博简《诗论》都反映了先秦儒家早期说诗的风格和内容 ,而与汉代形成的《诗序》传统不同。《孔丛子》“诗论”对朱熹的《诗经集传》有一定影响 ,在从汉代诗学向宋代诗学的转变过程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吴澄之〈易经〉解释与易学观》简介

<正>杨自平著,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9年3月出版,为林庆彰先生主编的《中国学术思想研究辑刊》(四编)第4册。全书对吴澄易学的易学方法和易学思想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绪论部分阐述了作者的研究目的和思路,指出吴澄经学研究承继朱熹,并就吴澄对朱熹经学《诗》与《礼》部分的承继进行了简要说明。其下用八章的结构,力图透过《易纂言》与《易纂言外翼》,     

《诗》学在中国哲学建构中的回归与复位——以马一浮为中心的讨论

近代以来，中国传统学术面临全面转型。在新的知识分类和学科规制中，《诗》学被摒出哲学门外、划归文学门类，独马一浮明确地把《诗》学置于六艺之学最为本始、最为枢要的位置，认为“诗”是六艺之本、六艺之总、六艺之先，并第一次系统性提出“诗教主仁”“以诗说理(以诗说法)”“以感为体”等命题，阐发了《诗》学的本体、功用和从体起用的内在原理，揭示了《诗》学在中国哲学建构中不可或缺的价值和地位，为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哲学体系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朱熹经学之特征

朱熹的经学思想是他整个学术思想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围绕着对诸经本义的探求和以义理解释儒家经典,留下了大量的经学论著。朱熹作为经学中宋学的集大成者,在中国经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对汉学的扬弃和对宋学流弊的修正,把中国经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朱熹的经学思想由其“四书”学、易学、诗经学、尚书学、孔学、春秋学、孝经学等各个部分组成,概括来讲,大致具有以下一些基本特征：一、经传相分,直求经文之本义朱熹治经,素称严谨,既以宋学为主,又往往能超越汉宋之樊篱,在批评只重传往,不重经义的汉学流弊的同时,又针砭只…     

论阳明心学及其诗学与“诗教”

近年来,"阳明学"研究大行其道,蔚成风气。而阳明之诗学与诗教,及其与经学、实学之关系,则乏人问津。事实上,阳明心学之建构,绝非空诸依傍,标新立异,而是源自对经学的深入涵泳,以及对圣贤之道的本心觉悟。其"敦本尚实"之诗学观,与其"良知"心学一脉相承。阳明反对"繁文",主张"实行",故其"诗学"主张,实可以"实学"目之。不惟如此,由阳明豪放洒落的性情所决定,其一生创作了大量诗歌,完美实现了自己"根本盛而枝叶茂"的诗学主张。而其"寓教于诗"的诗歌教化实践,则不仅继承了《诗经》以来的"诗教"精神,而且打破了"以《诗经》为教"的"诗教"传统,堪称一种独具阳明心学特色的"新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