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权：康德幸福论此案性的回归

康德的德性幸福论存在“德福不一”的困境,而作为至善的世界,应是德福一致.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试图通过“三公设”之设定来调和这对矛盾,但显然不能令人满意.在晚出九年的《法的形而上学原理》中,康德提出了“法权”思想,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从而使得幸福从彼岸回到此岸.     

从“大德受命”到“德福一体”——中西比较视域中的早期儒家德福观

通过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德福观和早期儒家德福观的比较,我们发现中西德福观之间有着一定的相通性和具体理解上的差异性。他们都强调德福一致的道德应当性,都承认德性对幸福的优先性。但在德福一致的实现上,表现出不同的诉求。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德福一致的实现都有外在善条件和神学的最终保障,具有外在性和宗教性诉求。而先秦儒家或致力于德福一致的现实化,或时命不济而修身俟命,具有内在性和现世性诉求。董仲舒通过德福顺天、君圣合一、德福一体的正当性证成和制度性保障,使得德福一致成为天经地义的天意,而按天意安排的人间正义秩序,必然是一个德福一致的有道社会。董仲舒德福一体观,把德福一致从天上拉回人间,把先秦儒家的修身俟命落实到当下现实,标志着早期儒学德福观发展的成熟。     

论康德道德哲学中的责任伦理思想——基于对至善思想的考察

韦伯、约纳斯和阿佩尔等责任伦理学家不管是将责任伦理视为对康德道德哲学的补充,还是将之视为对康德道德哲学的改造,都预设了后者是缺少责任伦理之维的意念伦理。本文质疑这一预设,试图基于对康德至善思想的考察,表明康德道德哲学思想中包含了责任伦理的思想。本文将先指出责任伦理学主张在承认道德原则的基础上在原则应用环节纳入对行动后果的考量,是一种整合义务论伦理学和后果论伦理学的尝试,并呈现了以阿佩尔为代表的典型责任伦理基本论证思路。在此基础上,本文在康德实践哲学的框架内对其至善思想展开考察,通过对至善所包含的德福一致思想、上帝理念的分析以及对其论证思路的重构,表明至善思想体现了责任伦理的主张,并且康德的论证思路与阿佩尔对责任伦理的论证思路基本一致。     

我们应该如何研究《圆善论》

牟宗三对《圆善论》非常看重,认为该书借助儒家思想已经解决了康德未能解决的圆善问题。但这部著作不仅未能真正解决这一难题,在某些重要理论环节,特别是幸福的两种不同性质上,还存在着一定的混乱,其学术地位是有待讨论的。牟宗三有此失误的根本原因,是他以存有论说明圆善问题的特殊思路。这一思路决定牟宗三未能看到幸福主要不是存有论赋予的,而是道德要求得到满足的结果,而且不明白儒家纵然对德福关系有自己独特的看法,这一看法也极有价值,但并不能真正解决康德意义的圆善问题。出于对牟宗三的尊重,人们往往不能发现这些不足,即使或有发现,也未能正视并引起足够的重视,这是非常可惜的。     

道德行动的瞬间与永恒——康德与约纳斯论不朽

康德和约纳斯是两位从道德维度界定不朽观念的哲学家。康德批判了理性心 理学对灵魂不朽的证明,进而将不朽视作实践理性寻求至善(德福一致)的公设。这意味着 我们需要设定无限的修善进程,以便在每个瞬间永不停息地提升道德,最终实现意志与道 德律的“完全适合”。而约纳斯在总结了诸种经验性与非经验性不朽观的弊端后认为我们 只有以人的有死性为基础,才能在道德决断的瞬间发现自己与永恒的联结。因此,不朽并非 相关于持续性的永存,而在于通过每个瞬间的道德行动去帮助上帝确立世界的善。尽管康德 和约纳斯的不朽观内嵌于不同的道德神学体系中,但都揭示了道德行动的瞬间与永恒的统一 。     

“道德形上学”中的“圆善”证成工夫与境界析论

“圆善”问题是康德和牟宗三共同关注的话题。不同于康德以“设准”达至信仰的解决路径，牟宗三以建构“道德形上学”的方式、通过工夫修养之“呈现”来体验道的形上本体，无疑是一创新。经过牟宗三的吸收与创造性转化，其所谓“道德形上学”与“圆善”能否实现康德意义的“德福一致”,似仍有较大讨论空间。本文拟在前贤所论基础之上，对此问题尝试做一些补充性说明，从牟先生“道德形上学”中的“横摄”等义中拓展出“横向”“横摄”与“横讲”三种工夫路径与方法；并从“境界形态形上学”与“实有形态形上学”合一出发，进一步挖掘“道德形上学”中可能蕴藏的境界、工夫说在解决“圆善”问题上所具有的理论潜力。     

论康德正义论的两个层次

康德实践哲学中包含着一个比较独特的"正义论",即一个由人类的正义和上帝的正义两个层级构成的完整体系.康德正义论的两个核心要素是分配的正义和惩罚的正义,它们贯穿于人类的正义与上帝的正义这两个层级中.分配正义的原则是合法性,惩罚正义的原则是平等性.上帝的正义和人类的正义之间虽然存在着原型与摹本的关系,但我们对这种关系的理解不能立足于传统神学,而是必须立足于康德的先验哲学:一方面,上帝的正义可为人类的正义提供一种绝对神圣性的保障;另一方面,这种神圣性只具有主观的、实践的实在性.康德的正义论对于康德道德哲学具有重要意义,即在正义的驱使下,道德法则从"应当"走向现实.     

追寻“客观目的”——论康德义务论伦理学中的诸目的概念

康德伦理学经常被视为义务论伦理学的典范，但近年来有不少学者对其作出部分或整体的目的论解读。本文尝试通过考察康德论著中出现的各种目的概念以及与目的相关的概念，追究康德伦理学究竟是义务论的还是目的论的伦理学。康德的“目的自身”“目的王国”“同时是义务的目的”以及“至善”“终极目的”等一系列概念的展开都围绕着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何为客观目的。但基于对一切主观目的之客观必然性的否定，康德对客观目的的追问最终转换为对使主观目的得以可能的规范性条件的追问。他所给出的两种不同答案其实都是规范性主张的表达：一是理性存在者作为目的自身具有独立的价值(从而作为客观目的);二是“同时是义务的目的”包括自己的完善和他人的幸福。前者确立了理性存在者之间不能仅仅将彼此当作手段而必须同时当作目的的限制性条件，是一种消极义务；后者奠基于谋求德福一致的至善理念，是一种积极义务的要求。康德对这两种义务的论证采取的都是义务论的进路。     

至善与道德世界——康德至善概念的现象学诠释

借助对义务(道德)意识构成的现象学分析,我们可以将康德的至善概念解释为义务意识原构成所预设的道德世界,从而将至善论界说为康德的善理论的一个自然延伸。这一解释不仅在相当程度上回应对至善概念的批判,而且勾连了法则与目的,并因此提供了一种对康德思想中的目的论维度的新的理解路径。文章也在强调至善概念内蕴的共同体维度之同时批判了对康德至善与道德世界的政治解释,坚持了自由在康德伦理学中的基础地位。     

论康德的自我完善与至善

相较于至善学说,康德的完善学说至今仍旧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从而也就无法解释康德在"至善"概念上的暧昧性。传统对"至善"概念的解读都基于"德性"与"幸福"的非对称的统一关系,而忽略了"他人"这一维度。以"自我完善"为切入点,可以在人与上帝之间的神学维度上,引入人与人之间的伦理维度,从而为"至善"概念提供一条新的诠释向度。由此,为康德试图在尘世重建巴别塔的努力做辩护。     

康德对斯多亚学派“中性”思想的先验演绎

斯多亚学派的伦理学说特别是其善论是康德道德哲学的重要思想资源。该派在善论方面提出了"中性"说,所谓"中性"即非善非恶或不好不坏。这种划分方式具有形式性、外在性和经验性,康德对其进行了先验演绎。首先,康德将"中性"事物述说为有条件的善,所谓条件即"配得";其次,康德将"中性"事物置于无条件的善的约束下,所谓无条件的善即"善意志";最后,康德以"中性"事物之"配得"和受约束为基础,构筑了不同于斯多亚学派的至善理论。康德的演绎一方面缓和了斯多亚学派的极端立场,另一方面体现了对这一价值划分法所呈现出来的思想精神的赞同。这种精神也影响到了康德的德性论和义务论。     

人的双重有限性与至善的概念北大核心

康德在至善的概念中引入幸福,引发了诸多质疑。在康德的伦理学中,人既具有理性的有限性,又具有存在的有限性。这两种有限性有密切的联系,导致康德的伦理学存在着张力。将幸福引入至善的概念中,正是康德重视人的存在的有限性的体现。然而,这也使得康德在一些论述中让人们以为他违背了意志自律的基本原则。实际上,促进至善的义务在客观上并没有增加新的义务,只是在主观上添加了道德的人具有获得幸福的资格与希望。康德在后期可能试图消除人们的误解,在人的双重有限性的张力中,他更突出人的理性的有限性,因为它才是其构建道德的纯粹性的着眼点。     

论康德的德福一致结构

德福一致几乎是所有伦理理论都追求的德福结构,问题的关键在于德福如何一致,即德福一致的结构是怎样的.康德的道德哲学基于人的道德性与自然性的关系、善恶原则共居的特性,将人的意志在遵循自己的义务时的道德性意向和力量概括为德性,将幸福限定在人作为自然存在者所不可避免地要追求的状态上,从而构建了德性与幸福一致的结构,即德性与配享的幸福相一致的结构.     

论道教美学的“至善－至美”观点

论道教美学的“至善－至美”观点潘显一古罗马神学美学家普洛丁（Ｐｌｏｔｉｎｕｓ，２０５－２７０）认为，“美也就是善；从这善里理性直接得到它的美。心灵由理性而美，其它各种事物——例如行动与事业，之所以美，都是由于心灵在那些事物上印上它自己的形式。”①几乎...     

论一种康德式的至善后果主义

康德的至善学说蕴含着一种从后果主义角度进行解读的可能性。至善作为德性与幸福的综合,可以被解读为"理想的道德世界"或"一切道德目的的全体",它蕴含着一种追求"理想事态"的后果主义价值论思想。而康德关于"人有义务促进至善"的主张,不仅不像伍德和贝克等人认为的那样与康德关于"应当意味着能够"的主张相冲突,反而包含着从目的出发来理解义务之可能性的后果主义规范论思想。因此,探讨一种"康德式的至善后果主义",不仅有助于克服康德伦理学与后果主义伦理学不兼容的传统教条,也有助于克服对一般后果主义伦理学的价值论是"前道德的"或"非道德的"的责难。     

康德对宗教合理性基础的批判与建构

康德的三大批判最后都包含着一个问题———宗教批判 ,这一问题究竟在康德批判哲学体系中处于怎样的位置 ?与康德的《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本文试图从康德的宗教批判角度来揭示这些问题 ,重新审视康德的批判哲学。一、清除旧宗教的知识基础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宗教的态度 ,是一个争议较多的问题。在诸多争议中 ,如何看待康德对传统神学的批判是一个焦点问题。解决这个问题 ,有必要弄清这样两个相关的问题 :康德为何要对传统神学进行批判 ?康德对传统神学的批判是否就意味着对神学的批判 ,以至于否定宗教 ?对…     

略论孟子的义利之辨与德福一致

义利观是孟子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侧面,它由义利之辨与德福一致两个逻辑层次构成.义利之辨层次最能引起人们注意,因为孟子正确审视义与利之间的选择性张力,既能鲜明地坚持道义论的基本立场,又能够对经济生活进行独具特色的伦理辩护.与这一“显层次”相比,德福一致是孟子义利观的“隐层次”,但它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对德福一致的强调,目的在于从根本上消解现实生活中的义利之争和思想意识中的义利之辨,是立足于主体素质的建设本身来实现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正是在此意义上,重新梳理孟子义利观的逻辑结构,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历史上居于主导地位的道义论传统的文化意蕴.     

对伦理学历史演变轨迹的一种概述(上)

最早产生的伦理学理论主要是目的论的.超验目的论、幸福论、快乐主义是它的重要形式.效用主义是快乐主义的一种较晚近的形式.德性伦理学也是最早产生的一种目的论伦理学.中国儒家学说在其核心处是一种德性的伦理学.在斯多亚学派的学说中,德性与至善概念疏离后成为目的本身.在西方,德性伦理学又由于它具有的不同特点被称为完善论或自我实现论.从德性伦理学中逐步分离出独立的正当概念.康德在许多方面来说是从德性伦理学到义务论伦理学的联系环节.在义务论伦理学中正当(应当)成为核心的概念.在义务论伦理学中,基于对正当的不同解说,形成责任论与权利论两脉.康德学说是责任论的杰出典范.在权利论中,首先形成作为其古代先声的回应的近现代契约论伦理学.从这种传统中新近发展出程序论的伦理学.     

论康德的两个伦理学概念

康德哲学有两个伦理学概念,第一个同"物理学"(探究"自然的因果性")相区别,把"自由的因果性"或"自由法则"(Freiheitsgesetze)置于思想的中心,第二个同"法权学"(源自罗马法的ius)相区别,"不为行动立法(那是ius的事),而只为行动的准则立法",因而是"德性论"的伦理学(ethica)。后人往往遗忘康德第一个伦理学概念,而仅仅依据与法权学相对的第二个伦理学概念言说康德,因而产生了许多误解。本文指出,这个误解源于黑格尔,已经延续了二百多年,但黑格尔对康德的指控自相矛盾,无视康德文本。许多英美的现代阐释者延续这一误解,试图把"法权论"从康德伦理学中分离出去,本文对这些观念进行了批驳,阐释了这两个伦理学概念如何是统一的、一致的,必须把康德伦理学作为一个体系、一个整体,才能准确地理解和把握。     

人类繁荣——平等问题研究的一种新路径

希普诺维奇从森“基于什么的平等”这一提问,提出基于某种繁荣观念的平等理论,她将之称为“平等主义的至善论”。文中,她追溯繁荣路径在社会主义者著作中的历史传统,回应包括以森、努斯鲍姆、科恩等为代表的平等主义者所持立场的局限性和至善论所面临的家长主义的指责。她认为,大多平等主义者的立场都带有某种“中立主义”或“运气平等主义”色彩,偏爱某种衡量标准,过于关注繁荣的工具,忽视繁荣本身,也无法摆脱个体责任问题。她回溯平等主义与至善论结合的历史传统、中立主义中的至善论元素,并阐明至善论所面临的家长制问题。她指出,平等主义的至善论有效地将对平等的关注落脚到繁荣或福祉本身,承诺了福祉或繁荣观念的多样性,同时又能经受住对平等理论和对美好生活理论的常见反对,恰切地保证了一种稳健的政治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