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哲学范畴的"和"--"和"的哲学阐释

“和”是中国哲学的一个古老观念,早在《尚书》、《诗经》、《国语》等文献中,已出现了“和”这一名词及相关思想。大体而言,“和”既有天道观的意义,也有人道观的内涵。从天道观上看,“和”主要被理解为事物生成、运行、存在的条件和方式,史伯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便是指事物的形成要以不同要素的相互作用和统一为前提。这一思路在尔后的中国哲学中一再得到了发挥,从荀子的“万物各得其和以生”《荀子·天论》）、《淮南子》的“阴阳合和而万物生”《淮南子·天文训》）,到董仲舒的“和者,天地之所生成”…     

论“玄德”──奠基于实践理性上的道体论形而上学

中华古代人文精神自周代始就辐转于实践的道德理性。诚如近人王国维所说：“周之制度典礼，实皆为道德而设。”（《殷周制度论》，见《观堂集林》卷十）道德理性或实践理性的本旨在于“立人”，而最初的所谓“立人”无非是使人从禽兽中独立出来而过着真正属人的生活。周之“文”对此十分明达，如《礼记·冠义）｝云：“凡人所以为人者，礼义也。”又《礼记·曲礼上》云：“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然而．延至春秋之时，这一立人的实践理性却因着周文之繁琐疲蔽而变得敌视人了——一个由周礼所提供的巨大的“文”网锁蔽了人之首动性、能…     

《道藏》的编纂、研究和整理

道教经籍的总集称为《道藏》。“藏”字作为动词读“仓”的阳平音(Cáng),作为名词读“葬”(zāng)。藏(动词)的处所则为藏(名词),如储藏五谷精华之处为人体之五藏(演化为脏),收藏经书之处则有《道藏》、《佛藏》、《敦煌宝藏》等等。对于经书来说,藏(名词)也就是总集,与之相近的词是“库”,所谓某某文库。但这不是小部分的集,而是全集、全书,包罗一切经。当然,《道藏》不可能作到绝对的全,只能是相对的全,尽可能的全。全也是可分的,《道藏》就曾分过全藏和别藏。别藏对于所收的一类道经来说,也是全集,当然也是相对的全,《道藏》正是这样,它基本上反映了明以前道经的全貌,为其它任何道经集所不可比拟,所以,     

唐君毅对传统“格致”理念的现代诠释

唐君毅认为《大学》“格物致知”义的演进,即是把科学之知与中国传统德性之知相融合的尝试.以道德理性为根本,融合朱熹与王阳明对《大学》的解释,重订《大学》文本次序,彰显“本末”、“终始”在《大学》中的意义,并用“俱时而呈现之同一关系”、“更迭而呈现之相斥关系”、“目的与手段之相从之关系”、“交互并在之关系”揭示出知识之知和德性之知的内在关系,构造出一个立体上升的结构关联体系,是唐君毅重释“格致”理念以融通科学的内在理路.他强调科学与人文在具体情境中发用,成为化解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冲突的有益尝试,也是唐君毅在诠释中华文化传统时表现出的时代意识.     

分清周易文化中的两种传统

由于《周易》这部古老的典籍含有理性思维和巫术迷信两种因素,后来在流传的过程中,便逐步形成了两种倾向:一是发扬其中的理性成份,视《周易》为讲哲理的著作;一是继承其中迷信或神秘主义成份,把《周易》看作算命的工具。前者属于“易学”的传统,后者属于“占术”的传统。具体地说,所谓学,就是把《周易》看作经学的一部分,探讨卦爻象和卦爻辞中蕴涵的哲理。古代的思想家和科学家大都坚持和发扬这一传统,通过对《周易》的解释,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尤其是阐发其中相反相成、阴阳交易等辩证思维,为中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所谓术,就是用《周易》为人算命,推测吉凶祸福,而不谈学理,以此骗取钱财,流行于民     

西方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儒家哲学

一、后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 1、何谓“后现代” 当前欧洲思潮环绕着一个重要名辞讨论,就是所谓“后现代”的争论和界定,卡平灵(kaplam)在其书《后现代主义的“非内容”理论及实践》中指出,后现代的观念是从现代发展出来而对现代文明的“文化突破”(culture break或译作对现代文明的“文化中断”),也可说是对启蒙运动塑造的科学和理性文明加以全面反叛。     

辩证唯物主义与黑格尔的知性和理性观念

毫无疑问,大自然和黑格尔称之为“知性”与“理性”及其相互关系问题,在他的整个哲学体系,当然也包括在他的《逻辑学》中,起着主要作用。为了回答我们提到的这个主要问题,即关于黑格尔那些具有现实意义的逻辑发现的本质问题,我们首先研究一下《逻辑学》中涉及“知性-理性”关系的几个段落。如果抛开黑格尔《逻辑学》第一版序不谈,那么第一个和“知性-理性”关系问题多少有些关系的叙     

评布兰夏德的《理性与善》

《理性与善》一书是用来“在近代哲学的攻击面前为理性辯护”的一个三部曲的第二部。《理性与分析》是这部丛书的第一部,它保卫理性在认識論中应有的权利;《理性与信仰》,尚未出版,将在神学的領域內履行同样的任务。这部丛书是以卡魯斯(Carus)讲演(1959),吉弗德(Gifford)讲演(1952-1953),并且在較小的程度上以諾伯     

意义与可证实性

下面两篇文章是逻辑实证主义者派普(Arthur Pap,1921—1959)的《科学哲学导论》一书第一部分(意义与可证实性)第二章和第三章的摘译(第二章的 E 和F 全译,D、H 删节;第三章的 C 和 D 都有删节,这两章的标题也略有改动)。这里派普介绍了卡尔纳普及其学派的意义学说的梗概。这个学说曾经是、现在还是逻辑实证主义者攻击哲学唯物论,攻击辩证法,曲解自然科学理论,同时力图把自己的主观唯心论观点掩盖起来的主要武器。它的中心思想就是:命题(相当于派普文中的“陈述”,派普所谓命题则指陈述的内容)的意义和概念的内容不是受客观对象及其情况决定,而是受主观的感觉经验决定的。这完全是唯心论的经验论者、特别是休谟关于“观念”的学说的翻版。仅仅在形式上有所不同。卡尔纳普等人不谈印象、观念、知觉判断等等,而谈观察名词、理论名词、观察句子、理论句子等等。他们以“冷”、“白”、“轻”、“重”等简单的观察名词作为科学理论的基础,起初要求一切理论名词都必定是可以根据这样的观察名词来下定义的,一切理论句子都必定是可以翻译为观察句子的(“可证实性的意义标准”)。这就是说,一切下了定义的理论名词都可以从科学中消除掉。但这个企图用感觉资料去构成物理对象的唯心论纲领(《世界的逻辑构造》)很快就破了产,此路不通,于是后来卡尔纳普建议使用还原句去诠释“质量”、“温度”、“可溶解性”等普通的理论名词,并且承认把理论名词和观察名词联系起来的还原句,只是这些理论名词的不完全定义,因而它们不能够被观察名词所替换。但他仍然认为含有理论名词的句子所能具有的意义完全依赖于它们与观察词汇的联系(“经验论者的语言”)。可是还原句在“力”、“场”、“粒子”等等理论名词面前又碰了壁。是否承认它们是有意义的呢?于是就出现了所谓经验论者意义标准的“自由化”。这就是承认这些名词在理论网络中还是有意义的,因为它们通过公设系与其它已被还原句所诠释的理论名词有了确定的逻辑关系,从而获得了部分诠释。这就是卡尔纳普等人最近的看法,在第二篇文章中阐述了的。尽管逻辑实证主义者接连碰壁,步步退让,但他们还力图保持自己的根本观点:他们不仅认为“物质”、“因果性”、“必然性”等哲学范畴是没有意义的,而且否认物理对象如电子、原子等等的客观存在。卡尔纳普只承认两种对象:首先是用观察名词来指称的对象(实质上是感觉资料),其次是数学对象、自然数、整数等等。他说:“不必给理论物理的描述性理论名词假定新种类的对象”(《观察语言和理论语言》,见《辩证法》第47、48期)。所以逻辑实证主义者完全否认了科学理论的客观内容。他们的意义学说是反辩证唯物论的,反科学的,不过是用新的形式逻辑技术掩盖起来的主观唯心论的陈旧理论。     

谈表人的专有名词的艺术化用法

逻辑学上的单独概念,在语言学上叫“专有名词”,如“北京、鲁迅”等。从语言学这个术语的本身来看,我们可以了解到它有这样两个特点:一是“名词性”的,因而具有名词的一些特点;二是它表示特定时间空间中某一个个别的事物,因而又有可能与一般名词不同,比如一般名词可以受表多数的数量词的限制修饰,而由于这类名词“专有”的特点,它一般又不受数量词的限制修饰.关于这些特点,A·A·龙果夫在他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里早已作了论述     

对哲学使命的一点思考

在哲学史上,许多著名哲学家都意识到哲学的使命是把握真善美。例如,在西欧哲学发展史上,就有这样一个渊源流长的优良传统,其间最典型的有康德和黑格尔。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主要讲“真”,《实践理性批判》主要讲“善”,《判断力批判》则主要讲“美”。黑格尔在《逻辑学》、《法哲学》、《美学》等著作中,也力图用真善美     

先秦诸子的经验认识由类别性向一般性的发展——以《论语》《孟子》《荀子》的“君子”所指为例

在《论语》《孟子》中,“君子”的具体所指并不统一,意义可分为若干类。到了《荀子》那里,君子基本上指兼具道德与才干两个方面素质,具有意义的确定性。由此可证,先秦诸子的经验认识由类别性向一般性发展了,这是《荀子》重要的思想贡献。当然,假如认为经验的“类”再“统”也是有限的,基于经验的“类”的一般性不在普遍理性的范畴内,那么《荀子》的“君子”也不是一个概念。现代以来基于理性的分析,是套用西学范式的研究,并没有从诸子文本的客观形态出发。     

信仰与理性——简论魏晋南朝的学术变迁及社会现象

在构成人之所以称为人的所有内部联系中,有一对相当矛盾的本质,这就是理性与非理性。所谓非理性,指基于生理基础上的饮食男女、喜怒哀乐和对于物欲的追求等自然本能。所谓理性,泛指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活动和能力,大概相当于康德所谓的“知性”和“理性”,是独属于人类的高级认识阶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理性才是使人与动物相区别、并天地而称“三才”     

从《易经》与《论语》中看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念及其现实意义

从《易经》与《论语》中看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念及其现实意义李文炳写此文前，把我的观点提出：我同意西汉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有关《周易》是文王、周公、孔子编写的。从宋代欧阳修提出《易经》中“传”有“子曰”而不应是孔子自己写的，是所谓“讲师”借孔...     

评布兰夏德的《理性与分析》

《理性与分析》一书是三本丛书中的第一本,另外两本是《理性与善》,《理性与信仰》。布兰夏德教授把《理性与分析》一书称之为“一本保卫理性的书”。凡是知道布兰夏德教授早先的一本书《思想的本性》的人,看到《理性与分析》写得很精彩、論证很充分、篇幅很长,都会认为是意料中的     

释《周易》之"童"

《周易》经文的七个“童”字,没有一个能训为童稚、孩童的。除《旅》卦二“童仆”之“童”是名词,应训为奴外,《蒙》卦卦辞及其六五爻辞的三个“童”字、《观》卦初六爻辞的“童”字、《大(?)》卦六四爻辞的“童”字,都是动词,都当解为“去尽”或“脱”、“脱尽”。     

也说“有意见”和“不是地方”

“有意见”、“没水平”、“是时候”、“不是地方”等等,这些动宾短语在日常的言语交际里其语义内容人们多不会照字面去理解。这里的“有意见”并不等于“有+意见”,而等于“有+(不赞同的或不满意的)意见”,“不是地方”说的是“不是好地方”或“不是合适的地方”。有人认为这是名词的语义偏移,说这里的名词“意见”、“地方”等在这种特定环境下不再表示一般意义上的“看法或想法”和“空间”,即它们的语义偏移到了指特定的“意见”和“地方”了。(见《名词在特定环境中的语义偏移现象》《中国语文》     

鲍波尔主义的贫困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写道:“我们的时代就是批判的时代,一切事物都要受到批判。”鲍波尔从康德那里继承的所有理智财产,对他的思想形成来说,没有比所谓“独断的”态度和“批判的”态度的区别,对他的影响更加深刻的了。在鲍波尔早期研究活动中,他就声称“批判的”态度是与众不同的科学的态度,是与“独断的”态度相对立的;     

试析康德“不可见的时间”之理论困境

康德的时间观对西方现当代哲学有着深远的影响,后者的时间理论不得不回应前者所提出的问题。利科在《时间与叙事》中,让胡塞尔与康德的时间观相“对质”,称胡塞尔在《内时间意识现象学》中的“时间观”为“直觉的时间”,而称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的“时间观”为“不可见的时间”(参见Ricoeur,1985,p.37),并以此作为他对西方哲学传统时间理论进行批判性考察的一个重要阶段。本文将主要循着利科在《时间与叙事》中之有益提示,通过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先验感性论”与“原理分析论”部分之相关文本的具体分析,以呈现出康德“不可见…     

唯物辩证法——现代科学发展的逻辑

科普宁在本文中讨论了普遍客观规律与辩证逻辑方法、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经验与理论、知性与理性的关系问题。有两个基本观点值得注意:第一,“人的观念、理论在实践过程中物化了,变成了已经不依赖于意识即主体而存在的客观实在。另一方面,客观现实的对象为人所占有,人化了,成为人的自然器官的继续、加强和延伸”。第二,“一切认识都是感性和理性的统一”。一方面,“人的认识无论按其形式来说或者按其内容来说,始终是理性的。另一方面,人的认识在其发展的任何阶段上都没有失去它跟感性的联系”。在他的《作为逻辑的辩证法》一书中还说“感性和理性不是两个阶段,而是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由以组成的两个因素。感性与理性在认识过程中的统一,并不是说它们一个紧跟着另一个,而是说这两者都必然参与我们的认识”。“在列宁那里甚至没有感性阶段和理性阶段这样的术语”,把感性与理任看作先后相接的两个认识阶段是“形而上学家才会准许的”。(这段文章已译出,插入本文,用括号[ ]标明。)关于知牲与理性,请参看本刊今年第七期科普宁的文章《知性与理性及其在认识中的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