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革命問題和現时代

本支除前言和结束语外,共分六节。作者在前言中谈到:人类历史的剧烈变动有了新的特点,因此,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随之而有所改变。在革命地改造世界的洪流中,社会主义革命的规律本身也发生了变化。作者在第一节中说什么:现代资本主义已经“以多少不同的面貌出现”。科学技术的革命以及受它制约的生产增长的速度和生产社会化的规模,必然要求经济关系体系的改变。即使是垄断资产阶级也不会对历史舞台上发生的事件袖手旁观。资本主义体系用“计划化”、“国家调节”、“整体化”、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劳动者执行局部“让步政策”,给以前的殖民地提供经济“援助”等办法来提高资本主义生产增长的速度。采用上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最新形式,使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产品增长率大大提高。世界革命过程的发展以及在它影响下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发生的变化,“决定了资本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革命酝酿和展开的新形式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作者在第二节中谈到:工人阶级不用等待革命形势的尖锐的形态,就能够不断扩大进攻垄断资本家的政权的基地,“一步一步地迫使他们退出关键性的经济阵地和政治阵地”。不言而喻,在这个渐进过程中,“全部政权转移给工人阶级的质变的时刻不可避免地会到来”。第三节写道:在现代的条件下,革命和改良的关系问题具有很大的现实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民主改革的纲领包括:主导的生产部门的民主国有化、群众对这些部门的活动的监督、工人阶级参与对经济的管理、深刻的农业改造、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民主化和经济军事化的肃清。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深刻的民主改良获得革命的性质”。“改良和革命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相对和灵活”。第四节谈所谓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政治力量,说什么:“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采取一致行动的做法,乃是工人运动走向团结一致的现实道路”,并说共产党不是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整个过程的“唯一的领导党”。作者在第五节中说:在俄国革命中,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意味着以苏维埃来全部代替过去存在于国家机构中的制度。但是,即使在那个时候,在由一种制度过渡到另一种制度的情况下,“也有一定的继承性”。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的历史性胜利,“增大了人民民主国家的工人阶级逐渐从质上改造旧国家机器的许多环节的可能性”, 在第六节中,作者说:在许多已摆脱殖民压迫的国家里,共产党的力量还很弱,有的国家还没有共产党,民族解放革命是由急进的小资产阶级代表来领导的。这种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政权能够担负起某些无产阶级专政固有的职能。随着革命的社会经济改造的实现,民族民主能够有希望转变为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已解放的国家的革命民主主义政党能够进一步转变成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和活动的劳动者的党,转变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党。     

关于社会建设的内涵和外延——兼论当前中国社会建设的时代内容

在转变社会与自然、社会与个人付出双重代价的旧式现代性的发展方式,推进以人为本,把自然代价和社会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的新型现代性实践的过程中,社会建设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建设的基本内涵可以理解为,在社会领域建立和完善对各种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进行合理配置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机制,以及处理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的创新机制.社会建设的外延从广义上说,是指包括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各子系统在内的整个社会大系统的建设;从狭义上说,着重是指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子系统并列的社会子系统的发展、建设和管理.社会建设对于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增进社会公平正义、奠定社会和谐的坚实基础,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托多尔·巴甫洛夫:《反映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问题》

《反映论》是托多尔·巴甫洛夫院士最主要的哲学名著之一。这本书在保加利亚已出过三版(1945年、1947年、1952年)。在苏联,该书也出到了三版,并且得到苏联哲学界的推崇。这本书的俄文第三版是以巴甫洛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三卷的形式出版的。第三版与第二版的文字完全一样,所不同的是在第三版中又补充了一章     

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体制的发展

这篇文章从各个方面宣扬修正主义的“全民国家”观点。全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证“全民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继承关系”。作者认为:“全民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直接继续,它们是同一个国家的两个发展阶段。当还存在剥削者和剥削时,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从消灭剥削时起,就变成“全民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实质仍然保持在“全民国家”之中,但“全民国家”已不是旧意义上的国家,它表现社会所有阶层的利益。在第二部分中,作者从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内和对外的职能方面来论述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和“全民国家”的共同点和差异点。作者认为:在对内职能方面它们的经济职能、政治职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执行苏联法律和保障公有制)和文化教育职能是共同的;不同的是,在“全民国家”里,镇压国内剥削阶级的职能已经“衰亡”并且“失去意义”。在谈到对外职能时,作者认为:它们的这种职能是共同的。它们除了制止帝国主义的袭击和使人民作好准备去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外,正利用一切可能,在经济、文化、政治甚至有时在军事方面努力寻找同资本主义国家达成协议和合作的更合适的形式。在第三部分中,作者用了较多篇幅,论证在进一步发展民主的同时要保持强制手段,来对付那些破坏社会主义准则和法律的人,以及那些无纪律、无组织、不诚实的公民。但这种强制完全不同于对阶级敌人的强制,尤其不同于暴力。最后,作者还特别谈到物质刺激。他说什么:“物质利益的原则是使工作人员遵守纪律,鼓励他们提高专业能力,诚实地对待职守,养成共产主义劳动态度的最重要因素。”他认为,这是“以共产主义教育人们的因素”。     

开放、改革与包容性发展——大转型大流动时期的城市流动人口管理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社会进入了大转型大流动时代。大量流动人口在乡-城和城-城之间流动,给城市发展既带来挑战,也创造机遇。逐步推进和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理顺城市社会管理体制,为城市包容性发展创造条件,同时在创新社会管理中,把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服务和教育培训有机结合起来,将给城市及社会和谐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实践标准与理论指导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创立时起早已解决了的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毛主席说:“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1页)类似的话,革命导师讲了很多,而且都讲得非常明确和肯定,本来不应有任何的歧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论断本身又是一个被无数事实、人类实践总和反复证明了的重大的实践问题。单从粉碎“四人帮”前后我国面貌巨大变化的事实就充分证明,抹煞实践标准     

唯物辩证法——现代科学发展的逻辑

科普宁在本文中讨论了普遍客观规律与辩证逻辑方法、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经验与理论、知性与理性的关系问题。有两个基本观点值得注意:第一,“人的观念、理论在实践过程中物化了,变成了已经不依赖于意识即主体而存在的客观实在。另一方面,客观现实的对象为人所占有,人化了,成为人的自然器官的继续、加强和延伸”。第二,“一切认识都是感性和理性的统一”。一方面,“人的认识无论按其形式来说或者按其内容来说,始终是理性的。另一方面,人的认识在其发展的任何阶段上都没有失去它跟感性的联系”。在他的《作为逻辑的辩证法》一书中还说“感性和理性不是两个阶段,而是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由以组成的两个因素。感性与理性在认识过程中的统一,并不是说它们一个紧跟着另一个,而是说这两者都必然参与我们的认识”。“在列宁那里甚至没有感性阶段和理性阶段这样的术语”,把感性与理任看作先后相接的两个认识阶段是“形而上学家才会准许的”。(这段文章已译出,插入本文,用括号[ ]标明。)关于知牲与理性,请参看本刊今年第七期科普宁的文章《知性与理性及其在认识中的机能》。     

农户经济理论再议

本文在对五大著名的农户经济理论简述的基础上,从“理论逻辑”和“理论边界”两方面对各种理论在方法论和理论假设的适用范围方面存在的问题给予述评;文章指出,要对中国社会转型加速期对农户经济行为进行客观全面的研究,应采取“个人与社会”关系的“互构论”视角,联系中国农村社会现实结构,综合性地运用各种农户经济理论。     

社会运行、社会秩序与王朝的治乱盛衰——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新视野

社会运行理论与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具有内在的同一关系,为了有效达成"了解过去,解释现在"的宗旨,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必须立足当下现实,并回归传统情境.不可以现成的、先验的尺度在资料文献中辨认寻绎社会思想,而应运用社会运行论的知识框架与理论范式,综合考量某个社会精英或学术流派的思想学说和行动主张,逻辑呈现他们如何以社会秩序为中心,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回应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进而展开去乱求治的理性思考与实践.     

科普宁:《假说与认识现实》

本书作者是苏联哲学家中最注意研究假说问题的学者。在1955年,我国已翻译过他的论文《假设在认识中的地位和意义》(《人民日报》,1955年2月27日),在1958年又出版了他的题为《假设及其在认识中的作用》的小册子(上海人民出版社,52页)。近几年来,作者继续研究了这问题。在1961年出版的《辩证法是逻辑》一书中,他以整整一大节专门谈“假说及其在科学理论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本书可以说是以前这一切研究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