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感激义务的道德应当及履行

感激义务的道德应当来自人的生存与发展的要求,在现实生活中缘起于人 们之间的相互关爱,这种关爱往往体现在为他人所提供的帮助或好处。但是,并非所有的帮 助 或好处都能获得感激。对于无意识、被胁迫、无正当理由的帮助或好处,以及以不正当方式 给予的关爱,被施与人就不应该背负感激义务。感激义务的条件是他人正当的关爱。一旦被 他人给予关爱,无论接受与否,都应该按照自觉性原则、适度性原则和合德性原则履行感激 义务。该尽而不尽感激义务是忘恩负义。对于忘恩负义,除了批 评和谴责之外,还应通过在全社会广泛开展感恩教育、加强制度供 给机制、强化感恩文化等途径进行治理。     

论康德的“实践的爱”

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爱分为病理学的爱和实践的爱。病理学的爱是自然意义上的爱,因为它不能被命令,因而不能够成为道德上的义务,而实践的爱作为道德意义上的爱是我们的一项德性义务。由于病理学的爱是感性的,所以人们能够对它有一种直观上的体验,但"什么是实践的爱"这一问题在康德那里并不清楚。之前的学者对实践的爱给出了多种解释,但这些解释都没有完全切中实践的爱的内涵。康德把实践的爱定义为善意的准则,而善意应当由行善的意志、善行和智性的愉悦三个部分构成,所以实践的爱就是要求我们以一种行善的意志去行善,并且在我们的善行中感到一种自我满足。     

道德物化 ——技术物道德“调解”解析

传统技术伦理学的外在进路影响了其实践有效性的发挥,荷兰技术哲学家维贝克正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道德物化"的思想,认为在具体情境中技术物与人共同构成复合的道德行动者,技术物也就具有一定程度的意向性和自由,能够承担起道德调解的作用,因此主张对技术物进行负载伦理价值的设计,使技术物在道德实践中发挥"行动者"的作用,对使用者的行为产生道德引导和规范作用。"道德物化"可以通过设计者的道德想象、扩展建构性技术评估和情境法得以实现。"道德物化"思想的提出超越了传统技术伦理学的二元分析框架,由外在进路转向内在进路,在技术的发展、使用及其社会嵌入过程中发挥了建构作用。     

富裕国家对贫穷国家有援助义务吗——彼得·辛格论国家援助问题

彼得·辛格论证富裕国家及其人民有义务援助海外的绝对贫困者,是通过扩展"救助落水儿童"的事例完成的。他认为如果有义务救助落水儿童,那么基于同样的道理,富裕国家及其人民也有义务救助那些绝对贫困者。对辛格的道德论证,批评的声音不绝于耳,辛格也进行了相关回应。但是,他的援助理论仍然面对一些严峻的挑战,如援助理论背后预设了一种不合理的责任观,"类似道德重要性"的评估对人提出了苛刻的要求,同时也面临着"对人要求过高"的功利主义诘难。     

论杜威对康德义务论的批判

杜威认为义务和内在的自然倾向共同构成自我实现的内外条件,与欲望相联结构成履行义务的内在动力。义务的内容由社会关系所规定,社会关系的情境维度决定了义务的准则不能依赖外在的先天法则。杜威由此认为康德的形式主义义务论无法解决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如何让纯粹形式的义务形成具体的义务意识,二是如何让纯粹的义务变成行动者的道德实践动力。杜威认为康德义务论的症结在于不信任真实的道德生活经验,试图以一种基于旁观者视角形成的“应当”来构建道德现实的“是”,杜威认为这是康德所继承的传统二元论在道德领域的运用而已。另外,对杜威义务立场存在两种质疑,一是如何让非理性者从社会关系中获取他的义务内容,二是脱离了反思视角如何形成义务意识。依据杜威整体性的义务观点,这两点质疑都不构成对杜威义务立场的挑战。     

全球贫困与制度正义

全球贫困问题是一个历久弥新的伦理学话题。从道义的角度来看,济贫是一种道德义务而不仅仅是一种出于同情或怜悯的慈善,并且这种义务视情况既可以是道德上的不完全义务,也可能是完全义务。在道德责任上,全球贫困的消除不仅体现在富有国家(或富人)对贫困国家(或穷人)给予不附加条件的补偿及援助,而且还要履行"主动行善"的积极责任及"不伤害"的消极责任。不过,彻底消除全球贫困、实现对贫困国家(或穷人)的终极关怀,需要从制度正义中寻求救治良方。这种制度正义要求提升贫穷国家的社会个体的"综合能力"、加强贫困国家自身的"造血"功能、彻底改变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消除剥削和财产私有制以铲除社会不平等之"根"。     

动物利用的道德正当性和伦理边界

从人类与动物生物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差异、人类与动物在生态系统中的价值与价值秩序、人类与动物之间权利和义务关系三个角度可以厘清动物利用的道德正当性关系的基础;以目的正当性、手段正当性、结果正当性作为动物利用的道德正当性评价标准,能够为人类利用动物提供道德正当性辩护;以人类生存原则、人类基本利益优先原则和人类有限发展原则作为动物利用的伦理边界,可以为动物利用的实践提供明确而有效的理论支撑。     

关于深入揭批“法轮功”的谈话

一、从佛教角度如何看待"法轮功"痴迷者的自焚事件？　　"法轮功"邪教组织的罪行已经大白于天下。由李洪志唆使的自焚事件,真是惨绝人寰。李洪志的这种倒行逆施的罪恶行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同时也遭到全世界一切有良知心、有正义感的人们的同声谴责。我们佛教界对"法轮功"邪教一贯坚持严肃的批判态度,严厉谴责其违背良心、违背道德、触犯法律的种种罪恶行径。　　佛教是宣扬慈悲、实践慈悲的宗教,认为人身难得,要珍惜生命。一个佛弟子如果不珍惜生命,并导致轻生自残,不仅没有任何功德,更不可能"圆满",而且从根上破犯了佛…     

紧急救助中的“道德冷漠”研究

紧急救助中的道德冷漠分为"无同情心的道德冷漠"与"虽有同情心但无行为的道德冷漠"。之所以有移情能力者未能形成同情心、有同情心者无相应的现实行动,就在于由移情到同情、由同情心到同情心实践的条件性。创建可持续再生产合作性社会关系的社会体系,提供免于恐惧地见义勇为的日常生活世界,是克服紧急救助中道德冷漠现象的根本途径。     

刑法义务冲突中“义务”的来源

探讨义务冲突中"义务"的来源,应当根据功效的不同,将问题分为"未履行义务的来源"与"被履行义务的来源"两个方面。除了包括刑法中明文规定的不作为义务外,考察未履行义务的范围和种类,要密切联系不作为犯中的作为义务来源。基于"冲突状况的发生不能归责于行为人"这一要件,理应排除先前行为、法律行为所引起的作为义务;基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道德上的作为义务也应被否定。关于被履行义务的范围是否包括道德义务的问题,有肯定说、折衷说与否定说三种观点的争论。与整体法秩序相协调的、保障一定生活利益的道德义务,能够成为被履行义务的来源。     

能力、责备与康德准则

不相容论者倾向于认为,为了能够对一个行动承担道德责任,行动者必须在实际上采取这个行动的时候能够采取其他可能的行动,因此道德责任预设或要求一种"反因果"的自由。哈里·法兰克福在发表于1969年的一篇著名文章中试图反驳这个观点。不相容论者已经采取了一些策略来回应法兰克福的挑战,其中的一个重要策略旨在表明,在道德责备的特殊情形中,不相容论者的主张可以得到维护。然而不相容论者通过诉诸康德准则对法兰克福挑战的回应并不成功。     

论官员道德责任法治化及其限度——以“道德问责”为分析视角

官员道德责任法治化表现为官员道德责任法律化和道德问责,其源于道德规范调整官员道德行为的有限性,对约束官员恪守义务道德有若干作用。但道德责任法治化存在立法难题,无法将愿望道德责任转化为法律责任,难以穷尽义务道德责任,以及私德应否入法令人纠结。道德问责也存在实践难题,"依法问责"原则难以坚守,问责存在归责之难,问责受"回应性困扰"。总体上,道德责任法治化能防止官员成为魔鬼,却不能将官员铸就成天使。对官员担当道德责任需要德法并治。两者的关键都在于将捍卫人的尊严原则作为官德的首要道德原则。     

谈法律对职业道德的作用

法律对职业道德的实 现具有积极作用。这种作 用表现在,第一,国家根 据需要,用法律规范的形 式,对职业道德的基本原 则和要求加以确认,赋予 法律效力,使之成为法律 规范。这样,反映和体现 在法律规范中的职业道德 要求,对职工来说,不仅 是道德上的义务,而且也 是法律上的义务,这就使 得这部分道德规范具有双 重保障,因而就能够更好地实现。例如,职业道德要求在职业活动中要公平、诚实和信用,《民法通则》对此加以确认,成为该法律的一个基本原则;商业职业道德谴责欺骗     

重新思考马克思与正义：希腊的维度

作者认为马克思思想具有希腊的维度,古希腊伦理哲学中的本质主义、目的论和正义这三个要素深刻地影响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和批判.在作者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本质主义和目的论的,这与亚里士多德的影响密不可分.而马克思对正义的看法则深受伊壁鸠鲁的影响,即将一种历史的维度引入了关于正义的讨论,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马克思在正义问题上采取了"有限相对主义"的立场,即认为资本主义就其本身来看是正义的,但是从社会主义的立场来,这种正义又是有限的和不足的.正因为历史地看待正义问题,所以马克思又用道德的语言来谴责资本主义.作者认为,这种"有限相对主义"和用道德的语言抨击资本主义之间的张力并不像某些学者认为的是一种矛盾,而是马克思处理问题的一种辩证方法.     

论孝养义务的伦理基础

孝养义务是指成年子女对父母所具有的照料、陪伴及满足合理需求的道德义务。就其伦理基础而言,一种主流的观点是感恩理论,即认为,子女应该孝敬赡养父母是因为父母对子女有生养之恩。然而,这一观点面临诸多挑战。感恩理论总的说来是基于"生养有利论":把一个人生下来并(或)把这个人抚养长大是有利(benefit)于这个人的。正因为子女从父母那里得了利,而且是很大的利,所以才应该感恩回报父母。针对这一观点的批评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对于一个婴儿来说,被父母生下来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能算是得利。另一方面,感恩义务的来源是超义务的行为,而抚养子女是父母应尽的道德义务。父母仅仅是做了他们应该做的事,子女不需要因此感恩父母。如果,"生"不算是利,"养"又是父母的道德责任而无需被感恩,那么,子女似乎不必对父母具有孝养义务。面对上述挑战,本文尝试对感恩理论进行修正:子女的孝养义务源于父母的抚养之恩,但并不是所有抚养行为都应该被感恩。只有超出抚养义务要求的行为才值得子女感恩,也才是子女孝养义务的来源。     

论康德对“出自人类之爱而说谎的权利”的批评

康德在《论出自人类之爱而说谎的所谓权利》一文中认为,说真话是一种形式义务,人们应该无条件地履行这个义务,不管由此导致什么后果。贡斯当和科尔斯戈德分别从法学层面和伦理学层面对这个观点进行批评,都认为康德所谓的不说谎义务在现实中缺少可行的条件,不可能得到普遍遵守,但是这并不能从理论上反驳康德的"应当不说谎"观点。康德的绝对不说谎义务的理论困难主要在于,未能真正直面不同道德义务之间的冲突,未能指出解决不同道德义务冲突的依据。     

论“见危救助”的道德义务

人们负有见危救助的道德义务,这一义务的基础在于人权理论。每个人都平等地享有生命、健康与安全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一权利,当有人处于险境需要救助时,在救助行为不会损害救助者巨大利益的情况下,目击范围内的潜在救助者有义务对受害人实施救援。当目击范围内的潜在救助者不止一人时,救助义务在所有潜在救助者之间分担。救助义务的分担遵循"有或无"的原则:当有人处于险境而无人救助则有;或者有人救助但还需要进一步的帮助则有;当受害人脱离险境则无。     

孔子的修“仁”方略

正高尚品性的形成,不是与生俱来的,它既需要心无旁骛的恒心"德炼",也需要一定的方法和策略。儒家学说的核心之一,是"仁"。从构造来看,"仁"字是"二人",两个人,自然就存在一个"相互"的问题。所以我认为,"仁"最初是用来协调人际道德关系的。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崇仁向善,那我们将会用高尚的道德建成我们的心灵高地,建成和谐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仁"的道德内容极为广泛,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他第一个集各类道德规范于一体,形成     

刍议医生“道德人”与“经济人”的角色平衡

医生是以"道德人"为基础同时兼具"经济人"属性的特殊职业群体,而既往医改中由于存在政府决策的个人主义、政策对医生激励与约束机制不相称、政策对医生权利与义务规定失衡等问题使医生角色定位产生矛盾。从根本上解决医生角色定位问题是医改成功的关键。通过调整政府本位的卫生政策制定观念、卫生政策提出机制、卫生政策制定机制等促使医生"道德人"与"经济人"的角色平衡,以期对我国医疗卫生政策制定中如何对医生角色进行定位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儒家“消极伦理”不适用于全球化的世界吗?

父子互隐的言论表明,孔子主张伦理的有限性或"消极伦理"。这种"消极伦理"否定特定情况下的伦理原则,给予诸如基于亲情和友情的行为以优先权。从古希腊悲剧《安提戈涅》看,作为伦理学两种最重要替代品的"爱"与"法律"是两种"非道德"(amoral)状态。在谈论儿子对待偷羊的父亲的态度时,孔子的道德不是道德主义意义上的道德,而正是这种非道德。在儒家看来,所有美德都根植于孝弟之类的非道德因素,即根植于一种情感。儒家"有限的"或"消极的伦理"不仅适用于中国,而且具有普世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