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性与平等——论亚里士多德最佳政体的性质

最佳政体概念对于理解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具有重要意义。亚里士多德把政体划分为六种:王制、贵族制和公民制为正当政体,僭主制、寡头制和民主制为变态政体。对此有不同的观点,也有人把最佳政体分别解释为这六种政体中的某一种。然而,只有在最佳政体中公民们才有可能实现德性基础上的平等,共同追求有德性的生活。最佳政体与六种政体的差异正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独特品质的体现。     

马基雅维里的共和主义政治观

创建自由共和国是马基雅维里的终极理想.他的共和国所要遵循的政治原则是通过一系列共和主义核心语汇体现出来的,概而言之就是在国家层面上实行法的统治,在社会层面上弘扬公民美德.这两方面相辅相成,决定并维护着自由国家的性质.     

论政治美德

人们都期望政治行为主体能够具有政治美德,但是政治美德的性质必须在政治关系的真实结构的基础上加以考察.从交换正义而非分配正义入手,我们就能发现政治的本源现象是正规的、公共的强制力量,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进一步考察政治的积极作用.所以政治美德首先在于能够尊重并保卫人们通过放弃原初的任性自由而获得的法定权利和自由,进一步就是能够为发挥人们的创造力、追求自己的好生活观念提供广阔空间.在政治生活中,公民们自我反思、自制、彼此尊重、宽容,并在公共辩论中以理服人、以理服己,构成了政治美德的基本内容,它们需要靠政治制度的引导才有望达到兴盛,但绝非强制所能奏效.     

论贤者宜居高位——略论先秦儒家与古希腊政治伦理思想的异同

虽然先秦儒家与古希腊政治伦理皆有"贤者宜居高位"的政治断言,但两种文化视域对于"贤者"的理解却不尽相同。粗略地说,儒家认为君子之"德"是宜居高位的根本理由,恻隐之心或者对于他者(人民)的同情与关爱是不可缺少的因素之一;但在古希腊那里,好人的理与情则是对立的。好人的理性要么能够制服激情(亚里士多德),要么完全抵制激情(柏拉图),理性卓越或实践智慧才是贤者宜居高位的根本理由。由此出发,这两种贤者政治还表现出一些较为明显的差异:其一,先秦儒家更强调以"仁义"为代表的君子美德,而古希腊则更看重国家的"正义";其二,先秦儒家更强调个人修养与道德教化,而古希腊则更看重"政体"的设定;其三,先秦儒家思想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复古情怀,而古希腊政治伦理则更倾向进行理想化的思辨。     

政治领域中促进美德的方式及其限度

传统社会把政治促进人们的美德看做是天经地义的事,是因为那时个人处于政治的垂直统治之下,所以,政治以培养民德、化民成俗为务.但是,近代以来,权利进入了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核心,故政治领域中,对权利的平等保护与对人们的高阶美德要求拉开了距离,政治要求人们具有基于权利的基准政治美德,同时也为人们自主追求更高阶的美德提供物质条件和精神文化环境,并容留足够的自由选择空间.     

政治统治中的拟人化思维——从先秦诸子与柏拉图政治思想中的"统治者"说起

先秦诸子和柏拉图在其政治学说中对"统治者"的描述,一方面揭示政治统治中的拟人化思维广泛存在于形形色色的政治思想中;另一方面说明拟人化思维指导下的政治统治,实质就是专制和人治,即使穿上"道德"和"神学"外衣也是如此.思想家把统治者对政治的统治看作是个人意志对身体支配的翻版,虽美化了统治者,却扼杀了被统治者.要想抓住政治统治的实质,民主与法治则是克服拟人化思维的最好路径选择.     

论康德的政治哲学

康德的"永久和平"(der ewige Friede)概念是其政治哲学的核心.在康德之前,马基亚维里、格劳秀斯、普芬道夫、博丹、霍布斯这些近代政治哲学和国际法学的奠基人都对永久和平的理想不屑一顾.只有圣·皮埃尔神甫的《欧洲永久和平的方案》和卢梭的和平观念构成了康德"永久和平"概念的直接源头.在《永久和平论》中,康德从自由的实践理性原则出发,并提出,共和国家的自由联盟是永久和平的基础,并给出了一整套关于世界公民权利的"世界公民主义"(Cosmopolitanism),给出了今天人们称之为"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的哲学论证.这个思想对哈贝马斯和罗尔斯这些当代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     

亚里士多德论民主

亚里士多德的民主论述正在重新成为当代政治哲学重要的思想资源。民主制被亚里士多德归类为由多数人统治的变态政体,其所依据的正义原则偏离了城邦追求德性的正当目的,其所秉持的自由观念蕴含着挣脱任何政体和法律约束的意图。但与此同时,基于多数人德性相加的论证和城邦安全的要求,亚里士多德一方面支持公民集体对于城邦政治事务的有限参与,另一方面又坚持有德性与实践智慧的政治家的必要性,从而为一种兼有民主和德性要素的混合政体提供了辩护。亚里士多德正视了城邦发展进程越来越趋于极端民主制的可能性,并呼唤立法家们承担起不断改良现有政体的职责。     

西方近代正当与善的分离及其伦理学后果

正当与善的关系在西方伦理学发展史上表现出十分复杂的情形.古代伦理思想基本上是以善来规导正当,而伦理学的近代转型则表现在确立正当对善的优先性.在近代,正当的标准是通过理智抽象来赋予个人以自由和平等权利,这使得正当获得了一个从善中分离出来的独立标准.其直接后果是:社会正义成为政治伦理的首要价值,作为心灵品质之好(善)的美德则只有依附于正义原则的地位.现代美德伦理学的复兴,就是试图恢复对美德自身的整体思考.     

德治及其中国路径的比较与反思──兼论原始儒学现代化的一种选择

德治之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方式,不但必然同人治、法治相对照,而且也不可还原为政治统治,我们必须把它同政体类型和文化模式结合起来进行分析。从政体上说,按照孟德斯鸠的论述,只有共和模式才适合于德治,或者说,德治是共和的内在要求;从文化上说,孔子和柏拉图分别建立两种不同的德治模式。柏拉图的道德结构体系是现代社会得以发生的根本动力,原始儒学在此则具有不可逾越的结构性障碍,实质上,从历史图示来看,原始儒学只有与共和政体结合起来,实现由道德统治向道德治理的转换,才有可能充当现代社会的组织资源。     

希罗多德的教诲——《原史》笔记

政体分类理论是古典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但是对它的讨论并不限于政治哲学家,古代诗人和史家也都把它当作自己的问题."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的经典史撰第三卷第79-83节记述了一场著名的对话,其主题就是比较三种政体(君主政体、贵族政体、民主政体)的优劣.这段辩论被后世学界一直当作政体分类理论最早的"客观研究".本文通过精读这段历史文本,指出希罗多德的研究也许并非客观,而且也不必客观,因为他拥有属于自己的政治意图和教诲.     

参与——政治的第一原则

本文是V．格哈特2007年刚出版就在德国学术界引起广泛讨论的政治哲学著作《参与——政治的第一原则》的浓缩精华。格哈特政治哲学的基础是人作为有理性、有生命的自由存在者的个体性;他的主要政治哲学思想就是以此为基础而寻求政治原则的结果。他认为,政治的根本原则是参与、代表和建构,这三个原则一起构成一个政治三角形,在这个三角形的中心则是被创造出来的公共领域。本文是他对作为政治的第一原则的参与的论述纲要。格哈特认为,政治构成人类行动的核心领域,一切人类行动的出发点是自由,因此政治基于自由。凡是自由的人都是自我规定的;自我规定是有生命存在者的自我组织的特定人类形式;自我规定的方式是人类个体通过自己的理由来进行。这是政治的先决条件;政治的本性就在于独立的行动个体的自我规定。在政治中,行动个体的自我规定的惟一可能方式是集体共同规定。因为一个人若要使其行动是政治的,他就必须满足于影响他人,同时也必然依赖于他人。因此,参与是政治的第一原则,政治只能基于自由的行动个体的参与。参与作为政治的第一原则是以关切或同情为基础的共享。参与允许我们把个体的自我规定转移到一个共同体内部集体的共同规定、而又不终止自我规定;它创造一个状态,在这个状态中一个共同体的人们可以把自己作为一个整体朝向某个共同目标、而又不侵害其中构成个体的意向;它构成一个原则,按照这个原则许多个体意志在一个意志中联结起来、而这个意志又允许许多个体意志持续存在。     

密尔美德学说的实质内涵及其政治意蕴

密尔的美德学说有其实质内涵,又有其政治意蕴。前者是说,美德与智力、审美一样,都是我们运用和发展自己的高级官能而获得的,所以是我们获得幸福的基础,同时,美德又有伦理维度,即是一种能关注社会利益,具备公众情感的道德品质;后者是说,美德既然是获得幸福的基础,所以培育和促进人们的智力和美德就是优良政治的最主要任务。     

“人治的多数政治”——重思梁漱溟的中国式民主观

作为现代国家的一种普遍政体形式,民主政制已获得世界性的话语霸权。回溯民国初创之时,虽对具体实施何种政制争论不休,但新生共和国的政治正当性与合法性却几乎系于民主政制。对此,梁漱溟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展开思考,即从承认旁人、平等、讲理、尊重多数、尊重个人自由等方面解读民主,把民主视为一种精神倾向。他认为民主没有放之四海的绝对标准,只有实现程度的差异,中国民治未成,主要因理与势两方面条件都不具备。因此,梁漱溟主张个人既要积极参与团体组织,又要服从贤智者的领导而非西洋民主的多数决定,认为这能调和人治与法治的对立,称之为"多数政治的人治"或"人治的多数政治"。由此,他强调落实此种理想,需要政教合一制度,由贤智者领导众人完善自己的生命,实现人生的向上进步。本文将从普遍参与与取决多数、真理与政治、理性与制度、权归于一与权力分立等方面对其民主思想做系统检讨。     

公正:变化中的美德观念

亚里士多德曾经把公正誉为政治生活的首要美德。他指出,一个社会如果对公正概念缺乏切实可行的一致意见,就必将缺乏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必要基础。而缺乏这样一种基础,又必将危及我们所处的社会。这是因为,由此造成的结果,不仅仅是对道德原则和规范缺乏取得一致认识的能力,对道德体系中美德概念的相对重要性缺乏取得一致认识的极为基本的能力(该道德体系同时确定了权利和功利的观念),而且,对具体美德的内容和特性,也无力取     

洛克的政治哲学

在政治哲学史上,洛克的生活倾向,如果不是十分独特,也是异乎寻常。根据一种记载,洛克传播自由理论,主张维护个人自由需要有宪法的保证;他还明确说明了“民众一致赞成的政府”在建立合法政体中的作用。这是美国革命后英语世界中洛克追随者的观点,     

阶级解放、劳动主体与共产主义——《共产党宣言》的政治哲学阐释

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以个人权利、资本人格和有限政府为核心建构起资产阶级统治的一般理论框架。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三个政治哲学命题:"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命题,以"阶级解放原则"取代"个人权利原则",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与政治哲学的内在原则;"消灭私有制"命题,以劳动取代资本,复归劳动及劳动者作为现代政治哲学的主体地位;"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命题,用"自由人联合体"重构了个人原则与共同体原则辩证统一的共产主义理想。通过这三个命题,实现了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原则的改写、政治哲学主体的倒转和政治哲学理想的重构,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开辟了新的前景。     

论和谐社会的政治伦理条件

制度美德和公民美德是和谐所需的必要的政治伦理条件。只有通过社会基本制度的正义安排与合法有效地运作,社会伦理规范的合理有效的规导与协调,公民个体美德的修养与自律,才能有效化解各种社会矛盾,使社会生活进入一种有序和谐的发展状态。     

罗尔斯政治美德观的义理疏解——以《政治自由主义》为文本依据

罗尔斯对政治美德的关注是一贯的,在《政治自由主义》中,他构造了一种独立于各种完备性学说的政治观,给出了政治美德的内在基础,即在一个自由宪政的社会中,人们具有并可以得到发挥和发展的两个基本道德能力:形成正义感的能力以及形成、修正和追求善观念的能力,设定了使政治美德能够得以形成和发展的良序社会的环境条件,在严格限定了的政治范围中,考察了诸种政治美德及其塑造途径。他以一种理论上自洽的方式捍卫了自由主义关于美德的信念。     

论政治伦理的正义主题

本文结合政治学和伦理学有关原理 ,探讨了政治伦理的主题 :正义。政治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现象 ,同样是一种伦理现象 ,政治的公共权力性质决定了它以实现正义为伦理目标 ;从正义的性质及内容等方面看 ,正义根本上具有政治性 ;正义是政治道德的基本原则 ,统摄诸如自由、平等和民主等具体政治道德规范 ;政治的正义目标实现要以法治与德治的结合为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