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正义和正义美德

正义是一个复杂而重要的伦理学主题,当代伦理学家罗尔斯把正义当成是一种法律制度,而古代亚里士多德却更为正确地指出,法律正义还不是一种完全的正义,正义毋宁更是一种美德,它是一切美德的总汇。     

《人和公民的自然法义务》编者引言

剑桥政治思想史原著系列中,普芬道夫之《人和公民的自然法义务》是由J.塔利所编辑的,本文是塔利对于近来有关普芬道夫文献的述评,是对于普芬道夫所处的历史背景、主要观点及其学术影响精辟入理的总结。在塔利看来,普芬道夫是瞻顾维斯特伐利亚条约而给现代欧洲国家制度提供全面理论可能性的第一人,其作品是开创近代以自然科学为模式的现代自然法学派的最为经典的历史性阐述之一。这首先要得益于普芬道夫在结构上通过六步划界法把自然法道德转换成为一种社会理论,从而决定性地变更了古典的自然目的论学说;其次也得益于普芬道夫以社会性为核心,通过两重契约理论修正了霍布斯的一重契约理论,从而不但为稳固的君主政体奠定了基础,而且为新兴之近代国家的社会发展提供了可能性。     

德治及其中国路径的比较与反思──兼论原始儒学现代化的一种选择

德治之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方式,不但必然同人治、法治相对照,而且也不可还原为政治统治,我们必须把它同政体类型和文化模式结合起来进行分析。从政体上说,按照孟德斯鸠的论述,只有共和模式才适合于德治,或者说,德治是共和的内在要求;从文化上说,孔子和柏拉图分别建立两种不同的德治模式。柏拉图的道德结构体系是现代社会得以发生的根本动力,原始儒学在此则具有不可逾越的结构性障碍,实质上,从历史图示来看,原始儒学只有与共和政体结合起来,实现由道德统治向道德治理的转换,才有可能充当现代社会的组织资源。     

社会分工与道德普世

现代性是一种复杂的后传统秩序。与传统周而复始、简明稳定的等差结构相比,现代性展现出一种往而不复、复调流动的不确定特征。这一特征是如何造成的?在表面看来,最为明显的特征莫过于在宗教、道德和政治权威代表的传统价值趋向外,经济一脉异军突起,成为瞩目中心,并且侵向各个领域;而在传统文化中,经济理论和实践向来被置于知识和社会文化的边缘。这一经济变调是如何实现的?更为重要的是,既然现代性并非出自真空,而是从传统中生长出来,它就必然影响并受到道德的评判;从另一角度说,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现代性也必然遭到地方性道德的支持和抵触。那么,现代化经济最终取得了何种程度的道德合理性?现代化经济在现代化的道德体系中扮演什么角色？     

面向新世纪的古希腊哲学--"新世纪古希腊哲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清华大学哲学系与浙江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联合发起，清华大学哲学系主办的“新世纪古希腊哲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1年10月26至28日在北京文轩宾馆召开。来自全国各重要大学和科研机构以及希腊、芬兰、土耳其等国的专家学者40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他们围绕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展开了热烈而富有成效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