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尔斯政治美德观的义理疏解——以《政治自由主义》为文本依据

罗尔斯对政治美德的关注是一贯的,在《政治自由主义》中,他构造了一种独立于各种完备性学说的政治观,给出了政治美德的内在基础,即在一个自由宪政的社会中,人们具有并可以得到发挥和发展的两个基本道德能力:形成正义感的能力以及形成、修正和追求善观念的能力,设定了使政治美德能够得以形成和发展的良序社会的环境条件,在严格限定了的政治范围中,考察了诸种政治美德及其塑造途径。他以一种理论上自洽的方式捍卫了自由主义关于美德的信念。     

公民美德:特征及其意义

公民身份的政治和公共特性决定了公民美德不仅是一种政治美德,它还是公民个体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应该具备的具有示范意义的公共性美德.政治性与公共性是公民美德的基本特性.作为一种身份美德,公民美德能够使个体以公民之立场理解并参与公共事务,创造并服务于公共利益,支持个体完成公民分内之事,从而自觉地维系公民身份,并确保公民所属政治共同体之发展与凝聚.     

政治民主的学理思考与现实意义

政治民主是指所有公共事务的最终决策意志应该是一个政治共同体内的全体公民.政治民主是个体公共人格的展现,是一种协商过程,是政治正义的题中应有之意.政治民主的功能在于:它是政治自由的坚实保障,与政治平等相互支撑,可以促进社群分合.其价值局限性在于:它容易导致非理性的集体行动并侵犯个人价值,忽略商谈缺位者的利益,偏离社会的整体价值导向.在当前中国政治文明的建设中,政治民主可以巩固民众本体的意识,鼓舞和引导人们的政治和公共参与,促进良性政治的形成.     

自由与美德的双重政治——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概念

亚里士多德探讨政治概念,是在统治的视角下进行的,需要区分家长统治、主人统治(专制)、政治统治,以此来凸显政治具有的自由与美德的双重特点。其中,自由是底线性原则,美德是主导性原则。政治的双重性落在公民身上,就是既要统治又要被统治,因此政治被希腊人认为是他们独有的。自由就意味着法治,法治也体现基于美德的分配正义;同时,政治背后既有自然基础,也有某种超越性。只有讨论了政治概念,才能回答什么是最佳政体的问题。只有贵族制兼顾自由与美德,是严格的政治统治也就是最佳政体。其他政体,要么是缺少自由的家长统治(君王制),要么是自由与美德都缺的主人统治(僭主制),或是有部分自由(共和制、民主制、寡头制),都不是最佳政体。     

“仁爱”与“正义”:和解及其可能

利他的"仁爱"中可有己、利、私,维护权利的"正义"中亦可有"仁爱"。"正义"与"仁爱"有两种和解方式:化主观"仁爱"为客观制度"正义","正义"与"仁爱"各在其所、互补共生。"仁爱"系个人美德,温润私人领域,"正义"系社会制度美德,维系社会政治秩序。"正义"为"仁爱"提供背景性框架,有"仁爱"美德者在公共政治生活领域维护"正义"秩序及其持续再生产。     

论政治伦理的正义主题

本文结合政治学和伦理学有关原理 ,探讨了政治伦理的主题 :正义。政治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现象 ,同样是一种伦理现象 ,政治的公共权力性质决定了它以实现正义为伦理目标 ;从正义的性质及内容等方面看 ,正义根本上具有政治性 ;正义是政治道德的基本原则 ,统摄诸如自由、平等和民主等具体政治道德规范 ;政治的正义目标实现要以法治与德治的结合为保证     

政治领域中促进美德的方式及其限度

传统社会把政治促进人们的美德看做是天经地义的事,是因为那时个人处于政治的垂直统治之下,所以,政治以培养民德、化民成俗为务.但是,近代以来,权利进入了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核心,故政治领域中,对权利的平等保护与对人们的高阶美德要求拉开了距离,政治要求人们具有基于权利的基准政治美德,同时也为人们自主追求更高阶的美德提供物质条件和精神文化环境,并容留足够的自由选择空间.     

西方社群主义的正义观及其对和谐社会的启示

正义是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西方的各种政治学说可以为我们批判地借鉴,当代西方的社群主义正义观就可以在尊重个人合法权利、培养公民美德、弘扬集体价值观等方面,为我们提供一些启示.     

政治哲学视域中的公民美德

公民美德目前普遍受到关注,培育公民美德,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论述也可谓丰富,但作为政治哲学领域中的一个专门性议题,公民美德理论对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当代中国究竟有何启发?本文对"公民美德"进行政治伦理层面的梳理和分析,指出就我国当前现状而言,只有在强调权利意识培养的同时,大力提倡重视社会共善的精神,我们才可能真正拥有正义秩序下的社会和谐.     

政治正义及其价值功用

在政治哲学的价值体系中,政治正义作为证成理想政治体的存在的价值原则和道德规范,统摄着平等、自由、民主等其他政治范畴的价值导向,是当代政治哲学的道德理想和价值目标.政治正义的价值导向是对平等和自由两大基本价值原则的道德诉求,也是对当代政治社会的多元文化价值观的反思和回应.同时,政治正义作为最高价值理念,也在以其价值导向和功用丰富着当代政治文明的内涵.     

美德的内在结构及其塑造途径

美德不仅仅是内在心灵品质的存在性特征,而且是以社会健全的人伦价值为前提的.古代伦理学所推崇的美德看似指情感欲望品质的适度,即所谓"中道"或"中庸",但实际上有着当时人伦范型的背景.美德的内在结构有两个方面,即方向和力量.在当代社会中,它以平等自由权利为核心,从而定型为对权利的尊重、公平正义、公共责任、热爱公善等公共美德.     

道德理想国的覆灭 ——卢梭政治伦理观述评

卢梭通过对近代政治哲学和启蒙运动的激烈批判,确立了从道德、正义的角度探寻政治哲学的主题,因而将伦理与政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政治伦理观。他的政治伦理思想主要是在自然人性的基础上,建构一个自由、平等和正义的道德理想国。然而,他的这个道德理想国遭到了来自理论界和实践的双重挑战,最终走向了覆灭。卢梭的政治伦理思想的矛盾之处在于混淆了"道德上的应当"和"政治上的能够",将"应当"看作"能够"去追寻,构建自己的道德理想国;在道德培养问题上,其思想有着"成公民"和"成人"的逻辑矛盾,最终导致无法实现其政治和道德融为一体的理想;近代政治对于人类生存的过分关注,导致对与政治相关的道德、自由的远离,这是卢俊政治伦理观遭遇的无法避免的时代困境。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之学理根据

个人能具备美德是人们都能理解的,但制度能具备美德却是需要加以严密论证的.在当代社会中,制度具备美德是一种普遍的诉求,正义是社会制度的美德,而且是首要美德.在一个具备了正义秩序和正义美德的社会制度中,社会才能获得发展的前提,个人才能合理追求自己的幸福,同时其他美德也能得以塑造成型.     

西方近代正当与善的分离及其伦理学后果

正当与善的关系在西方伦理学发展史上表现出十分复杂的情形.古代伦理思想基本上是以善来规导正当,而伦理学的近代转型则表现在确立正当对善的优先性.在近代,正当的标准是通过理智抽象来赋予个人以自由和平等权利,这使得正当获得了一个从善中分离出来的独立标准.其直接后果是:社会正义成为政治伦理的首要价值,作为心灵品质之好(善)的美德则只有依附于正义原则的地位.现代美德伦理学的复兴,就是试图恢复对美德自身的整体思考.     

论马克思正义观的基本主张

按照列奥.施特劳斯的考证,在马克思之前出现了古典正义观和自由主义正义观两种大的类型的正义观。古典正义理论和自由主义正义理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比如,古典正义观强调共同体高于个体,预设了一个神圣实体的存在,强调义务优先于权利,强调基于伦理的必然性的自由,强调一种普遍性的公共善和强调公正是城邦立法的第一美德;自由主义正义观则强调个体优先于共同体,强调权利     

公共理由、公共理性与政治辩护

公共理性(由)是当代政治哲学中一个关键而又含混的理念,它可能包含的理性能力与公共理由这两个维度及其相互关系有待澄清。如果仅仅从公共理由的角度来理解该理念,我们无法超越实践理性的怀疑论,也无法为政治辩护提供任何公共理由。如果将其作为一般性道德推理的实践理性能力,我们则会因为推理主体与推理程序的模糊性而无法确定合情理性的最终标准。唯有基于民主的公民身份,在政治正义的领域来塑造这一理念,我们才能够把公共推理的能力与共享的公共理由完整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一种融贯的公共理性理念。     

罗尔斯正义理论的道德根基

正义理论是否存在道德基础,是当代政治哲学热烈讨论的一个议题。罗尔斯虽然把正义观解释为政治的而非形而上学的,不依赖于广包的宗教或哲学学说,但强调普遍的正义观念离不开政治文化的基础,包括道德基础,即人们所潜在地认可、普遍接受的那些基本理念和原则,如宗教宽容和反对奴隶制。正义原则的达成也预设了平等的公民之间的协议,以及公民拥有的正义感和善观念的道德能力。正当优先于善并不表示正当完全排斥善,而是说两者是相互补充的,正义观念是从两者共同推导出来的。政治的正义观念与其他道德观念之间的区别只是观念应用的范围问题。关于国家中立,基本制度和公共政策虽然不是设计来偏袒任何特定的广包学说,但不可能强求正义制度的影响都是中立的,它所影响的美德是富有意义的。公平正义包括对诸如公民美德和宽容的美德、理性和公平感的美德等的解释。罗尔斯强调其政治自由主义是一种"道德观念",它以最普遍的道德原则作为后盾,这里就包括尊重人、把人当作目的这个根本的道德公理。     

施特劳斯论封闭社会与普遍社会——兼驳对施特劳斯思想的曲解和误用

本文通过分析施特劳斯对封闭社会与普遍社会的理解,阐明了他对现代性危机的诊断:现代性思想抛弃理性与自然正确,故不再认识到自由民主在现当代的合理性、正当性与普遍性;从而,当国家的强大有力成为衡量的最高甚至唯一标准,当民族神话或习传性道德粉饰下的专制暂时“辉煌”,人们很容易在看似危急之时抛弃自由而拥抱专制.本文表明施特劳斯回归古典政治哲学不是要照搬美德政制,而是欲借助古典政治哲学来恢复对政治事物的常识性理解,从而真正理解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并将古典之原则间接曲折地运用于自由民主;其意图是为自由民主提供健康、坚实的道德和智识之根基.本文反驳了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倾向的对施特劳斯思想的曲解和误用:以之为根据来反对自由、平等、人权的普世性.本文也揭示了施特劳斯所理解的文明之内涵以及政治自由在其中的重要意义.     

“孝”是公共规范还是个人美德

“孝”在儒家传统中发挥着双重功能,既是公共生活的规范,也是家庭生活中的个 人美德。作为公共规范的“孝”,往往意味着公共生活中的政治品格和家庭伦理生活的顺从 关系,被统治者所关注、舆论所监督、公权力所保障,由此,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落实“孝道 ”可能演化为一种“道德表演”。作为私人美德的“孝”,建基于家庭成员的 “互爱”,它出于个体的意志自由和道德自愿,更加具有真实性,体现了血缘之亲和家庭 之爱。现代意义上的“孝道”有必要弱化“孝”的公共规范色彩,而提升其作为一种个人 美德的意义,提倡从意志自由和情感自愿的角度去维护家庭成员之间的平等关系、互爱关系 。     

正义与共识——对罗尔斯正义观念实践功能的批判性考察

对约翰·罗尔斯而言,正义观念的实践功能指的是它能否得到民主社会公民的一致认可,从而帮助他们在正义问题上达成共识.为了实现正义观念的实践功能,他的方法是诉诸一种抽象的组织化的理念,为民主社会的公共政治文化中互相冲突的理念和原则赋予融贯性.罗尔斯所提出的这一共识的基础,即一种正义观念,能否在现实中得到公民的认可,关键在于一种为了融贯性而做出的理论重构,相对于我们对正义的日常理解如何能够具有权威性,而罗尔斯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有所回避.这表明,为了说明政治哲学如何能够解决我们的实践分歧,我们仍然有更多的工作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