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自然无为之道的伦理意蕴

在老子思想研究中,有论者以"大道废有仁义"和"绝仁弃义"为依据认为老子在伦理思想上是道德虚无主义,其实,老子强调尊道贵德,但他思想中的"道"与"德"不是传统伦理思想中普遍意义的"道德"的简单拆分抑或西方哲学话语中的"道德"。老子所推崇的是以"道"为价值引领,以"德"合"道","道、德合一"利于万物,"道—德—万物"一体的价值观。他在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史上第一次建构了"形上之道"的道德本体世界,并以此为逻辑起点和价值根源创立了以"自然无为"为伦理选择路径的思想体系。     

道德进步的方式、过程与途径

在揭示“道德”有“道”(作为社会意识形式的道德理论和规范体系)与“德”(人们循“道”而行的表现和品行、品性)之分的基础上,认为“道”和社会经济关系相辅相成,进步的方式是“转型”,即随着社会经济关系、生产方式的变革,出现新的历史类型。改善“德”即社会道德风貌的基本途径是:在确立与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的道德理论和规范体系的基础上,强化道德教育等以“育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道德理论、规范体系和以此培育“四有”新人,在今天具有特殊的紧迫性。     

荀子的政制设计与学派归属

以往学者判断荀子的学派归属,或基于其心性论,或基于其道德观;而单从心性论或者道德观,似不足以对荀子究竟是儒家还是法家做出评价。为此,本文引入政治体制的维度,从其政治思想与道德思想的内在关联出发,重新审视荀子的学派归属问题。本文认为,荀子号称"审周道"以建制,但它所建构的政治体制并非周制而是秦制。荀子考察秦国之后,对其治道赞赏有加,对其"无儒"深表遗憾,试图通过"治人"将儒家道德植入秦国的"治法"之上。但是,由于他的礼义过度政治化、外在化和形式化,导致荀学中的礼演变为与法相类似的强制性规范,从而使儒家道德发生异变,孔子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蜕变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可见,荀学中"治人"与"治法"的矛盾,是法家政制与儒家道德矛盾的外化,最后不是儒家的治人驯服了法家的治法,而是法家的治法扭曲了儒家的治人。因此,从道德和政治思想两方面来看,荀子很难算作真正意义上的儒家,而是受儒家影响的法家即"儒法"。荀学的出现,适应了秦以后君主专制政治的需要,奠定了此后两千多年君主专制模式的思想基础。中国现代政治文明的建立,必须超越荀学的"卡夫丁峡谷"。     

“中庸”的分析

孔子视为至德的"中庸",首先是一种实践智慧、成事之德,同时又天然地具有道德内涵、是成仁之德。就其追求"恰当"而言,"中庸"体现的是理性原则,是结合了智与仁的实践理性。作为理性原则的中庸,一方面表现为对欲望、激情和偏私的控制,即"克己";另一方面表现为随时间而定的能力,即在具体条件下对度的掌握和该不该的道德抉择,也即"权"。但此实践理性不是人天生具备的,而是通过"极高明"("致知")获得的。然而任何时代的"极高明"皆有其局限甚或偏荡,"道中庸"遂亦有其流弊。欲解决儒家"道中庸"的流弊,须反省儒家"极高明"的局限。     

论唐玄宗《道德真经》注疏中的“妙本”即道及其生成论诸要素之关系

麦谷邦夫早在1990年时就认定,"妙本"才是唐玄宗《道德真经》注疏中表达世界根源性的终极存在的唯一概念。事实上,唐玄宗使用了"妙本"一词后,道在他的《道德真经》注疏中仍然具有终极性存在的意义。本文认为,唐玄宗《道德真经》注疏中的"妙本"就是道本身,而不是高于道的更高一层的根源性和穷极性存在;注疏中的"冲和之气"就是道之用,也就是德。本文还对唐玄宗关于老子生成论"道生一"和"三生万物"的中间过程即"一生二,二生三"的解释进行辨析后认为,在唐玄宗的语言逻辑中,"一生二"和"二生三"的施动者都是"冲和之气","二生三"的过程是"冲和之气"生出阴气,而不是由阳气生出阴气。     

“志道、据德、依仁、游艺”的推阐

对孔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解读,不可先按"为学"进路来确认其成德行教的次序,应据"为道"进路来推阐其归仁行义的宗旨。孔子的"道"不是自然的天道直接落实为王道理想,而是从王道理想出发,觉解成伦常的人道。他的"德"不是纯粹理想化的"仁德",绝对关注"行仁义"的精神世界建设,而是周德的历史成就,被提炼为现实的圣德文化典范。他的"仁"不是抽象的绝对精神本体,完全统摄所有事物的存在与发展,而是具体的文化生命主体,希望回归自由王国的本心。他的"艺"不是工具性技能要求或活动,展示自身的兴趣特长,而是价值性理想诉求或目标,揭示人类存在与活动的意义。由此可说,孔子信守王道,依托圣德,归宿仁心,推展义身。这是人类从自身命根出发,寻找理想依托,证立现实主体,规划生活世界的心路历程。     

心术还是心性?——《性自命出》心术观辩证

本文认为,《性自命出》关于"心"的思想不是心性论而是心术论,代表了前心性论时期儒家对心的看法,同时又为后世的心性论奠定了基础。心术论没有预设一个形而上的心性本体,而是将道德的产生视为自然情感向道德情感提升转化的结果,促成这一转化的是诗、书、礼、乐的教化过程。在"道始于情"而"终于义"的理路下,通过内在心术与外在礼乐教化的有机结合,《性自命出》不但实现了道德基础与道德原则的统一,也实现了道德的主观精神与客观教化过程的统一,是周代礼乐文明道德实践的思想总结,与后来以理学为代表的道德形而上学形成明显区别。     

耻感与道德体系

在主张德治的儒家和主张法治的法家两大道德哲学的历史传统及其所代表的个体道德和社会伦理的两大道德哲学的逻辑体系中,耻感都是道德哲学体系的原素和原色.耻感的伦理根源和伦理动力是个体"成为一个人"的向伦理实体和人的公共本质回归的精神运动.耻感的道德本性是作为"主观意志的法"的道德自由,因而它的更深刻的本质不是他律而是自律,不是制裁而是激励,是推动人们在道德上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精神力量.     

关于《周易》经文"道""德"概念的思考

在《周易》经的部分中,"道"德"概念已开始出现。通过对《周易》经文"道"德"概念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道"德"概念无论以具体概念的形式,还是以抽象概念的形式出现在卦爻辞中,都体现了《周易》在理性思维的框架内,容纳了直观思维、形象思维等诸多思维方式的特点。     

老庄生命哲学之和谐心灵生态生成论——以“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为中心

老庄生命哲学具有强烈的自然生命意识和生命自由精神,蕴含着朴素的心灵生态思想。生命哲学之"道",既不是西方的实体性自然,也不是具体存在的事物本身,而是一种敞显"自己如此"的状态,即人的内在的生命呼声。《老子》之"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从本体、价值、实践、境界之维阐释了和谐心灵生态的化成路径。"道"生之以生命之本,"德"畜之以心灵之真,"物"形之以心灵之善,"势"成之以心灵之美,通过尊道贵德和人文化成,育成悠然达生的心灵生态,为人们在现代性境遇下自觉化育和谐心灵秩序提供必要的古典智慧。     

涵德养性当“善初”

正德,是一个人立身处世的重要根基,也是社会评价一个人的基本准则。几千年来,人们始终认为立德是人生头等大事,并把立德和立功立言并列为三大不朽事业。《左传》中将立德奉为"太上",《国语》则言:"唯厚德者能受多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君子之德始终为人们所推崇,这是融于中华民族血脉的一种文化基因。孔子讲,三十而立。这个"立"不是简单的成家立业,而是能够做到内外兼修、德才并蓄。内,     

富勒论法律的道德性

法治一般分为实质性的法治和程序性的法治,前者强调善法、良法,后者则更注重形式正义.新自然法学派代表人物朗·L.富勒的学说即为程序法治论的一种.富勒认为法律与道德密不可分,并将道德区分为愿望的道德与义务的道德,而义务的道德与法律相似.他提出法律具有内在的道德性,将法律的道德性分为外在道德和内在道德两个方面,而他主要阐述的是法律的内在道德,也称为"程序自然法",并将法律的这一道德定位于八项"法治原则"和达致法律的"目的性事业"的手段.     

道德的“实”与“虚”

道德的“实”与“虚”吕耀怀道德既有其“实”,又有其“虚”。道德之“实”,是指其实然、具体和有形。道德是实然的。“实然”描述道德的现实存在,即既有的道德生活。道德不是虚无缥缈的可望不可及的“海市蜃楼”,而是人类社会生活本身的特性,是现实生活的规范写照。...     

美德论与规范论的互济共治

近代规范伦理的盛行,以及现代美德伦理的复兴所引发的美德论与规范论之争,是关系着当代社会道德发展趋势及其道德建设路径选择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事实上,当代社会既不是规范伦理主宰的时代,也不是美德伦理复兴的时代,而是规范伦理与美德伦理互济共治的时代。为此,本文从人性位格高位与低位的统一性、社会秩序与人性向善的互构性、道德群落与道德多元化的对应性,探讨规范伦理与美德伦理互济共治的道德发展趋势。     

试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基——写在国庆60周年前夕

<正>像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庞大、复杂的历史现象和政治实体,它的根基必然是多重而又单纯的。在以往的历史和政治教科书上,我们一般是从阶级斗争、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角度来谈国家的政治根基。在今天的大众媒体和知识话语里,我们多在历史和文化意义上来界定当代中国的根基。这两种谈法都有其自然的根据,但也都未能触及"根基"问题的隐秘内核:根基既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又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存在;它既"虚"又"实",既抽象又具体,并在时间流程中、在变化中不断展示出其源流性、根基性的东西——它是变中的不变,也是不变中的变。     

哲学的伦理学是什么？

哲学的伦理学不是由彻悟了的导师的权威而来的路标,不是对以前有关善恶之见解进行学术上的澄清,也不是对道德观念与道德语言使用做出分析.道德哲学总是以伦理体验为前提.道德哲学的前提是,我们的有所感激、有所愤慨;我们对某人的行为方式表示赞叹,对另一种行为方式表示厌恶;我们自己会因给别人带来快乐而感到幸福,我们也会为自己感到羞耻.哲学的伦理学的前提是,我们将"好"这个词与一种意义相联系,这个意义不是指"对这人或那人有利",也就是说,不是指"对于什么"好,而是指"本身就好".道德信念从一开始便拥有直接性与绝对性的形式,这种形式不允许任何相对化.道德信念没有商谈的余地,而是标识出了可商谈物的界限.     

论道德容忍度

道德容忍度指对不道德的行为或具有道德指涉性的不同言行的受纳程度和度量方式,它以良知为主体前提,以至诚为本体方法,以权责对等为规范方式,以公正和自由为价值导向。从分类学看,道德容忍度分守德型和无德型两类,前者呈现为零容忍和完全容忍两种方式;后者展开为放纵性、收敛性和否定性三种容忍方式。激励道德容忍度生成的共同心理动力是私利冲动,但其运作的心理机制却存在类型学的区别:权责意识、"不忍"情感和柔热心的整合运作,推动守德型道德容忍度发挥生活情境功能;而无责意识、"能忍"情感和硬冷心,却整合构建起无德型道德容忍度运作的心理机制。     

学而优则仕:人的政治天命——对孔子政治思想的一种哲学理解

孔子一生追求"学而优则仕",但他理解的政治与俗常政治迥异其趣。他辞官以表达对好利无德的为政者的不赞同,并从"道""德"出发去理解政治的本性。他认为政治不只意味着官职或行使权力,而是将"为政"理解为伦常道德实践,把政治与人的本性本原地联系在一起,使政治朝向"道"。孔子认为,人是一个不断生成的存在,因其不断践行伦常道德而成为真正的人,人的本性就是弘道。孔子指出政治的本性由人的本性决定,政治是人成为人的最根本方式,为政就是人的天命。在形而上层面,孔子确立人人拥有政治权利的全民政治;在形而下层面,孔子确立"学而优则仕"的精英政治。在孔子心中,人"知天命"而好学才能真正获得从事具体政治事务的资格与能力。     

董仲舒天人关系的三维向度及其思想定位

本文从宗教、哲学、伦理视角对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天人合一"与"天人合德"进行辨析,试图完整呈现其天人关系的思想体系。本文认为董仲舒的"天"包涵三重含义:神灵之天、道德之天和自然之天。神灵之天是董仲舒"天论"的思想形式,自然之天是其哲学基础,道德之天是其伦理核心,三者构成了一种有机结构。宗教性的"天人感应"与哲学性的"天人合一"均是建立在当时自然科学和哲学发展基础上,以人伦道德性的"天人合德"为归宿,集中反映了董仲舒思想的人文理性特征,最终目标是重建道德理想和伦理秩序。     

“学”作为道德生活何以可能 ——《论语》“学”论：《中庸》

《中庸》作为《论语》"学"论,是对《论语》之"学"作为一种可能的道德生活的合法性做哲学证明。本文通过对孔子一以贯之"为学之道"是"仁且智"的中庸之道的讨论,对《中庸》"学"—"德"—"道"、"道"—"德"—"学"的天人双向回环路径的构建,对中庸之道"不可能"与"不可离"的悖论的分析,开启了"学"作为道德生活何以可能的论题。在《中庸》中,构建了"天"-"性"-"道"-"教(学)"的整体"为学"境域,为"学"作为一种道德生活何以可能奠定了本体论的基础,并对《中庸》中的不同类人对中庸之道的不可能的可能性分析,论证了"学"作为道德生活的现实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