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尚书》到《论语》——儒家“君子”范畴的转变与固定

"君子"范畴最早出现在《尚书》里,以社会地位为其核心取向。商周更替的社会变革引发权力观念的重构,如何守住权力成为关键话题,经历了"有位"——"以德配位"——"有德"的转变过程后,"位致君子"的先天法则被"德致君子"的后天法则所取代,"君子"的内涵由地位指向转变为道德指向,并在《论语》中实现其范畴在仁义、智勇、礼和、忠信、中庸这五大领域内的固定。受《尚书》所提出的三条"进德"之道——好学精进、躬行实践、自省自警的影响,《论语》提出成为君子的三条路径,即学为君子、行为君子、省为君子。《论语》在继承《尚书》中"君子"范畴的同时予以升华,开创其纯粹的道德境界。     

释《论语》之“学”

《论语》之"学"历来有多种解释,这些解释有其内在的联系:从内容上讲,《论语》之"学"是以"孝"为基础的修身为其始,以处世、治国为其最终目的;从途径上讲,六经为其学习方法之一;从效果上论,则有自觉、觉他两重含义。《论语》之"学"对当今社会最有启示之处就在于应从孝悌入手,努力提高道德修养,只有如此,"学"才能够成为一件愉悦身心之事,而并非"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敬畏与慎独:《中庸》的道德工夫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中庸》是早期儒家的重要经典,它建构了以"诚"为核心范畴的思想体系,有丰富的伦理道德思想内容。《中庸》的道德工夫思想以作为天道的"诚"为其形上基础,阐明了道德工夫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提出了"自诚明"和"自明诚"两条相反相成的工夫路径,提出了立志向道、循序渐进、安身求道、注重内容和实质的道德工夫原则以及学、问、思、辩、行的具体方法。这种道德工夫思想对现代社会的道德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本文从"敬畏"与"慎独"两方面对之着重进行分析。     

朱熹鬼神论的理论张力——以《中庸》“体物而不可遗”的诠释为例

本文以《中庸》鬼神章"体物而不可遗"为线索,探讨朱熹对此句的解释中存在的两重可能性。首先,"鬼神"为物之"体",此"体"为经验意义之先在与构成之意,然而朱熹还以《中庸》之"诚"论"体物而不可遗",如此则"体"变成"体用论"之"体",这可能是受到了张载"天体物而不遗"的影响。但最终,只要我们区分"鬼神"与"鬼神之德",以前者为形而下,后者为形而上,那么上述两种"体"都能得到很好的对应而不存在问题。     

孔子“君子学”的三种境界——《论语》首章集译

学界对于《论语》首章的解读,见仁见智,众说纷纭。笔者采用"集译"的体例,对有代表性的中、英、日多个译本进行辨析和商榷,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论语》首章应视为孔子"君子学"的开篇,体现出君子学习的三种境界:一是学习实践,二是相互切磋,三是求之于己。这就从学习方法、学习形式和学习态度入手,揭开了孔子"君子学"的恢宏篇章。就此而言,《论语》首章开的是"君子学"之宗,明的是"学习三境界"之义。     

再论“中庸”

“中庸”是孔子思想体系中的最高范畴。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下引(《论语》只注篇名)就是说,中庸作为一种德道,该是最高的了。孔子在其晚年的自我总结中,也把中庸作为最高境界:“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力(《为政》)“不逾矩”就是“允执其中”;“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是孔子的“时中”思想。由此看来,说中庸是孔子思想体系中的最高范畴,当为不谬。     

《论语》孔子“学”之内涵

"学"在孔子的思想当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然而孔子之"学"是什么、有什么特点,至今鲜有严格依托《论语》及相关经典文本的论证。通过文本证据考察孔子所志与所好,可以证知,孔子"学"的本质是"为己之学",主体是以"周学"为代表的"古学",目的是修习君子;孔子"学"之灵魂特色在于其方法,尤见于《学而》开篇三问,其中"学而时习之"指明"学必力行"的方法总纲,"有朋自远方来"提出以"友善士"作为外部手段,"人不知而不愠"则强调树立"为己"的根本修习目的。     

由君子“恒德”到“观其德义”——《易传》和《帛书易传》的心性观比较

"心性"范畴的理论内涵,是儒家学术思想的核心。据现传《易传》可知,先秦时期儒家学者在阐释《周易》时,强调仁义之道源于天地之道,肯定人的道德精神的作用;这种思想以"恒德"说为核心,主张通过体认天地恒常之道实现道德精神的社会价值,但是《易传》对天地之道与道德精神的社会价值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进行系统地论述。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为我们补足了这一理论缺环。其内容着重于德义精神,重视人的道德自觉和道德实践;其中的阐述和传世《易传》一起构建起了先秦儒家《易》学的完整理论体系。     

试析《管子》哲学语境下“德”的意象表达

先秦诸子百家在争辩和探索中,以道德为重要命题,格物致知,法天象地,塑造了很多哲学意象。《管子》的德论自成一家体系,在观物比兴中,在道与德、法与德、义与德、刑与德、智与德等范畴和关系上,互为佐证,中庸和合,兼而融之,通过一系列美好的语象赋予了“德”更多的深刻涵义和社会应用价值,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比德意象,并对后世儒道等学说产生了深远影响。     

《四书》中的“圣”及其现代诠释

《四书》中的圣,《论语》中所讲者为一种极高的境界,但从《孟子》到《中庸》、《大学》则已开始分化为两个层级。较高的层级非常人所能及,至于较为其次的层级,则一般人只要勉力而学即可达到。当今时代,只要每个人都能发挥敬业的精神,以施济他人,即可称之为圣。     

孔子的“乐德合一”——《论语》“子谓《韶》《武》章”疏义

"子谓《韶》《武》"章是理解孔子"乐德合一"思想的关键。后世学者往往以对舜、武的历史评价,代替孔子对《韶》《武》的艺术评价。朱子从艺术与道德的角度区分了"美"与"善"的不同意味,但《韶》《武》的艺术身份,仍不免被道德的话语所遮蔽。然而,"美"与"善"首先是乐本身的"美"与"善",是孔子在观乐过程中切身感受到的艺术经验。道德的精神在音乐艺术的演绎中具有了感性的形象,给人以特殊的境界觉受。只有从乐的"首出"地位出发,才能理解孔子"乐德合一"思想的真实意味。     

《老子》《庄子》及《管子》稷下道家性超善恶论

《老子》《庄子》及《管子》稷下道家在论述人性善、恶方面,属于同一类型。《老子》《庄子》以"道""德"为人性,认为世俗的善、恶不但不是人性,而且伤性害命,因此主张性超善恶论。《管子》稷下道家一方面继承了《老子》《庄子》以"道""德"为人性的思路,另一方面又发展和完善了它们的人性论思想,认为义、礼、法由"道""德"所生,是"道""德"在人道的表现,因此它与《老子》《庄子》一样,都主张人性超越世俗的善恶,或称之人性纯善论。     

《魏晋南北朝“论语学”研究》

<正>本书为200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的研究成果,分上下两篇。上篇论及两汉"论语学"概要,包括两汉"论语学"的三种类型、两汉《论语》注的诠释种类、汉代经学《论语》注特色总括、汉魏之际儒家《论语》思想的演变、魏晋之际玄学《论语》的兴起、两晋之际玄学《论语》新意等。下篇论及东晋《论语》注综述,包括东晋《论语》注考释、东晋《论语》注的多元化特色;东晋玄、儒《论语》注研究、南朝     

教学与他者的伦理:《论语·学而》首章解读

《论语》的阅读者已经不可能回到孔子与弟子相与切磋言谈的教学共同体中去了,然而,编纂者的文字书写却可以邀请无穷的未来读者参与到先王经典的持续生成中去。"子曰"不称"孔子曰",蕴含了《论语》处在经传之间的这种中介位置。从这个位置而来,"有朋自远方来"的快乐和"人不知而不愠"的仁恕,从一开始就为《论语》的教学之道奠定了面向他者敞开的伦理学基础。     

由“德”而“道”——《吕氏春秋》的政治理想

《吕氏春秋》的政治理想是"法天地",即效法"天道圜"与"地道方"。政治上的"圜道"是指君主的意志能够顺利地下达百官、影响人民;反之,人民的欲求和心愿也能顺利地上达君主;君主、官员、人民之间形成良性地互动和循环。而"地道方"是指君主无为、臣下有为的君臣分职论。"法天地"的实现有赖于君主自身之"德",此"德"是一种具有感通能力的精神力量。"德"论沟通了"道"与"无为"、养生与治国,将《吕氏春秋》的政治理论贯穿起来,其逻辑结构可以表示为"养生-全德-圜道-无为"。     

为什么是智仁勇之德,才开启了中庸的可能性?

中庸之道不可离,然而它又是不可能的,在《中庸》这种矛盾的叙述中打开了中庸的内在困厄。对于中庸而言,只有在智仁勇三达德中,中庸之道才能开启。为什么恰恰是德,而不是其他,构成了进入中庸的惟一途径?文章试图追问此一问题,在更广泛的视野中对此加以逻辑地展开:中庸是性、道、教的相互通达构成的文化境域总体,而在个人的修道活动中打开这个境域总体,也就是在修道活动中挣脱已经现成化的文化境域、重新开启一个新的文化境域总体,而这正是中庸之道的内在困厄的实质。也只有德才提供了真正的可能性。     

简帛《五行》与《论语》“贤贤易色”新释

简帛《五行》提出心是耳、目、鼻、口、手、足等身体器官的主宰,见知贤人时心有所动,则颜色莫敢不有所动,强调面对君子道和贤人时需要"色然",否则便是不聪不圣和不明不智。《五行》的逻辑结构和思想内涵,为揭示《论语》"贤贤易色"的语义提供了根据,故该句应解为"尊尚贤人,改易颜色"。     

释“忠恕”与“一贯”

《论语》中曾子认为,孔子"一以贯之"之道"忠恕而已矣",而《中庸》引孔子之言说"忠恕违道不远",虽然肯定"忠恕"近"道",但实际上却点出"忠恕"还不是"道"。如何消弥《论语》与《中庸》两部经典之间的思想在语言表述上的不一致,于是成为具有创造性的儒学经典诠释者所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这一问题一直到明道与伊川,通过"体用"贯"忠恕"和区分"仁恕"之不同,才有了初步的解决。而朱子则在二程思想基础上,通过完善"忠恕"和"一贯"之解释,构造了一个逻辑层次分明的"忠恕"体系,使此问题获得完满之解决。朱子注解与诠释《论语》与《中庸》中"忠恕"与"一贯"思想的思路,为我们在当下创造性地诠释儒学思想,发展出合乎时代要求的儒学理论,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思路。     

孔子是怎样解释《周易》的

孔子与《易》是有密切关系的,抛开《史记》和帛书的记载不言,仅就《论语》中两条最直接的材料来看确实如此。"加我数年……"当为孔子五十之前所说。五十之前,孔子也曾学《易》,而孔子认为知天命之年尤需学《易》。"不占而已"表明孔子解《易》以德,判定吉凶不需要占筮,而是取决于人的德性。孔子以"生生之德性"解《易》,以"道德必然性"解"天命",通过揭去《周易》的神秘外衣,发掘并发展其天人之学,将隐微难言的性与天道托诸于显著的人道德性,发展出天人合一的德性学说。     

论《周易》的道德谱系

《周易》是一部人学著作,也是一部道德著作。《周易》构建了一种特殊的道德谱系,这种道德谱系由本能无意识、文化无意识、社会意识、自我意识道德化四个层面构成。《周易》的道德谱系把“人”与“道”联系起来,从而有了“人道”,也把“道”与“德”联系起来,从而有了“道德”。《周易》在性命之理的基础上探讨了人的形成、演化及人性的内容;又在“人”与“道”的基础上构建了“成人”与“做人”的道德谱系。《周易》的道德谱系把“人”与“道”联接起来是人学,把“道”与“德”联接起来是伦理学。天道、人道等统一于性命之理的命题之中,成为了道德谱系的奇特内容,从而人也就成为了道德谱系的本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