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陈王

把孔子和陈涉联系在一起,自司马迁始,且与“汤武革命”相联,说明秦汉之时,孔子、陈涉在历史上的地位提高了。孔子后裔孔甲收拾礼器诗书、投身陈涉起义,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孔子“兴周道于东方”的理想。这也正是孔子与陈王的内在历史关系与政治思想关系。在孔子“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的情况下,想应公山弗扰之召而去费,后未成而去鲁,就是为了“兴周道”。孔子由季氏授权而取得在鲁专权“当国”,说明孔子一贯关心自己的出仕,以图实现理想。而孔甲等人的投奔陈王,正是遵孔子之遗教。陈涉首事而其所立各地将师竟亡秦,故司马迁以陈涉、项羽为受命之主,与刘邦合而为三,上比汤武、孔子,非为偶然。古代中国同世界各地古典文明时代一样,有许多改革家与独裁者相结合的历史人物,孔子与陈涉皆是。这样的历史人物,在条件成熟时就成功为伟大的革命家,陈涉、项羽、刘邦当之。     

老子与孔子的政治伦理智慧之比较

"政治伦理智慧"是对政治领域人伦关系及其道理悟性认识的成果,它既是一种出众的政治伦理思想,还是维持政治领域良好人伦关系应遵循的规则之艺术。老子与孔子的政治伦理智慧,有同有异。在政治伦理智慧的基础上,其根基都来源于天命与天人合一思想。但老子形而上为"道",孔子形而下为"仁";在政治伦理智慧的核心上,老子开启了"无为而治"模式,孔子发展了"以德治国"模式;在政治伦理智慧的指向上,两者都将"和谐"作为最高价值追求,老子把"小国寡民"视为实现和谐的理想社会,而孔子则将"大同世界"看成实现和谐的理想王国;在政治伦理智慧的根本上,他俩都主张民本主义,然老子倡导"愚民"政策,孔子则倡导"教化"政策;在政治伦理智慧的治术上,老子推崇"水德",实行"若水之道",孔子则推崇"中道",实行"中庸之道"。二者的政治伦理智慧都给后人留下了深刻且长远的影响。     

孟子的《春秋》观与儒学“道脉”

孟子对孔子之道的把握和继承,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他对孔子与《春秋》关系的认识和理解上。孟子深受子恩思想影响,而子思则受孔子、曾子思想影响殊深。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孟子“言必称尧舜”。孔子、孟子的社会理想建立在总结历史与反恩现实的基础上。孔子作《春秋》,深蕴了他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孟子进而表彰、称颂之,表现了他与孔子之间一脉相承的特性。孟子的《春秋》观,关乎儒家“道脉”。     

魏晋玄学对儒学的“接着讲”——以王弼、郭象的圣人观为例

王弼、郭象分别通过“体无”“体本”赋予了孔子“自然化”色彩,重塑出儒道相融、名教自然合一的圣人人格,展现了“老庄不及孔”的尊孔趋向。通过寓“无为”于“有为”的手法,郭象将王弼推崇的“上古”“三皇”“五帝”圣人系统延伸至“三王”,阐明这是“有德”的圣人人格下落到“有位”的现实君主人格之必然过程,因而上古、三皇、五帝的无为政治与三王的有为政治都是圣人因时顺势、循道行事及自然无为的代表,这就肯定了圣人所创之名教存在的必要性及三代之制的合理性,实现了无为与有为的统一。此圣人人格与圣人系统在政治上便体现为“内圣外王”的王道理想追求。郭象在王弼主张“本末一体”的基础上以“体用一如”来诠释道与德、圣与王的关系,实现了由王弼倡导的“先圣后王”政治理想向“圣王合一”的转变。以王弼、郭象为代表的魏晋玄学家以孔子为圣人人格、肯定三皇五帝到三王的圣人系统、追求“内圣外王”的圣人政治,本质上是对儒家坚守的社会理想之延续,是对儒家圣人观的“接着讲”。     

礼道·礼教·礼治:荀子哲学建构新探

荀子以“礼”为中心,形成偏重于儒家“外王学”的哲学建构。他首先把“礼”提升到“道”的高度,作为人类社会乃至自然界的最高哲学范畴;一方面把“礼”作为道德教化的依据,建立起自己的道德学说;另一方面把“礼”作为社会治理的准则,形成自己的社会政治思想。“礼道—礼教—礼治”,构成了荀子哲学思想的主体。     

孔子不是有神论者

孔子是无神论者。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一段话中所说的“天”,与《易传》中所表达的“天之道”的含义相一致,指的都是自然。孔子认为人死后无知无鬼。他虽重视祭祀,但并非相信鬼神,只是为了“神道设教”。孔子以后的荀子、王充是较孔子更为彻底的无神论者,然亦重祭祀。他们都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并不真信鬼神。孔子之所谓“天命”,是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历史变化的客观规律。他所谓“命”,是指人的寿命、运命而言。无论在形神关系还是天人关系上,孔子都不是有神论者。     

孔子的人格

无论是儒教还是佛教,都有自己的圣人。但圣人并不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跟佛陀一样,孔子的一言一行都是平实的,平淡中透出高尚。孔子是古代著名教育家, 他有他的政治抱负,他一心一意要改善社会,因此淑世便是他的理想。孔子汲汲乎入世,但他并不以做官为目的,他做官是为了做事。有条件他可以出而为仕,没有条件,他就为了自己的理想教书。以培养学生为理想实现的初步。孔子与释迦的学说都是以人为本的。释迦看到人生的悲哀一面,希望人们能够早作计议。孔子看到人世可改善的一面,希望尽力而为,逐步实现一个理想的社会。     

天命·仁·正名知言——孔子思想散论

从根本上讲,孔子思想学说是关于现实的人的生命活动和生命存在的生命哲学.“天命”观、仁论、政治一文明史观、正名知言说是支撑起孔子生命哲学大厦的四大支柱.孔子“天命”观把人的政治生命活动和政治生命存在作为现实的人的生命活动和生命存在最高的和理想的形式.孔子仁论探讨了现实的人的生命存在本质上的分裂性和辩证地复归于整全的可能性,仁本身构成了现实的人的生命活动和生命存在既分裂又统一的矛盾性特征.以“文质彬彬”为理想社会目标的政治一文明史观,是孔子“天命”观和仁论的中介,也是使二者成为可能的历史一现实基础.孔子从人的政治生命活动和政治生命存在现实中经验到和体悟到的、并且理性抽象而来的正名知言说,是孔子生命哲学的归宿,并且使孔子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一个高度重视语言对于存在的意义的哲学家.对《论语》中孔子言语的理解,关键在于解读者个人的本己性体悟,引经据典式的解读不能激活孔子生命哲学、从而使其具有此在当下性质.     

从理想到现实──论孔孟荀韩“仁”“义”“礼”“法”思想之承接

先秦德法等学派都是在春秋战国“周文疲弊”背景下应时而起的“务为治”的政治学说。其中孔子的核心概念是“仁”,政治理想是“仁政”;孟子侧重的概念是“义”,政治理想是“王政”;荀子侧重的概念是“礼”,政治理想是“礼制”;韩非的核心概念是“法”,政治理想是“法治”。“仁”“义”“礼”“法”的变化来源于理想与现实关系的调整。孔孟荀韩四人的具体主张虽然不同,但都坚持人道实践原则一点是一致的。在此原则下“义”、“礼”特别是“法”对于前者表现出的恰是一种合理的承接关系。     

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及其现实意义——兼论其在祖国和平统一的作用

孔子“为政以德”的政治伦理思想以“仁”为基础,以“利民”为价值导向,以实现社会“大同”为理想目标。为此,他要求治国者自身不断加强道德修养,坚持人道主义的伦理原则,选贤任能,反对战争,维护和平。坚持和发扬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对于实现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论儒家的“成人之道”

“成人之道”是儒家理想人格学说中最有价值的理论。“成人”可理解为一个人的人格得到全面发展,从孔子到王夫之,都对此发表了相当深刻的见解。孔子提出“成人”不仅有智慧和勇气,而且还应有多方面的才能,触及知性潜能、德性力量的开发与审美情趣的培养,亦即真善美全面发展,但语焉不详。荀子是儒家中为数不多的重智论者,强调真善统一而归宿于真,并强调道德实践与情感薰陶,理想人格是知情意与真善美的统一。柳宗元偏重于论述师友的帮助和文以明道在造就理想人格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王夫之则指出,理想人格的培养是人与自然交互过程中实现的,“成身”与“成性”相统一。儒家的“成人之道”的精华,对于今天造就社会主义新人与精神文明建设,有可供借鉴的内容。     

儒学二重性:既是哲学又是道德宗教

儒学是孔子在继承殷周文化基础上所创立的人文道德学说 ,以探讨人生哲理、政治道德为主要内容。但是 ,儒学一开始就包含神秘色彩 ,孔子既讲“天”、“天命” ,又言“敬鬼神而远之”、“不语怪、力、乱、神” ,具有思想上的二重性、矛盾性。孔子死后 ,社会统治阶级自鲁哀公、汉高祖开始修建孔庙、神化孔子。汉武帝“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之后 ,崇拜、祭祀孔子成为定制 ,历代统治阶级都通过神化孔子 ,推行教化、普及伦理纲常。久而久之 ,深入民心 ,使平民百姓以宗教感情顶礼膜拜孔子 ,使儒学事实上演化成为道德宗教。全面而论 ,儒学仍具有思想上的二重性 :既是哲学 ,又是道德宗教     

先秦儒家的政治焦虑与言语态度研究

先秦儒家取法“先王之道”,心怀“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推崇“尧舜禅让”的政治制度,执掌和传承着夏商周三代因损益而“郁郁乎,文哉”的礼乐文明。但是,礼崩乐坏的现实与他们心怀的崇高理想落差巨大,故而先秦儒家一直处于无法实现理想的政治焦虑当中,而这种焦虑也表现在他们对于使用语言表达见解的方式和态度上。在“百家异说”、“百家争鸣”的学术背景下,孔子、孟子恰恰对于言辞辩论保持着谨慎态度,到了荀子则开始转变了对待言语的这种谨慎态度。     

论柳宗元的孔子观及其时代意义

除去汉唐经学笼罩在"孔子"身上的神圣、神异之蔽,把孔子还原为一个"人"之后,柳宗元对"孔子之道"进行了重新诠释,将其归结为形而上层面的"大公之道"与形而下层面的"生人之意",并主张以之作为儒佛道三教融合的总方向,同时,又把孔子的人格理想概括为"圆外方中"的范式。柳宗元的孔子观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政治上,提倡以"王道"来重建"大一统"的社会政治秩序;文化上,指明了三教融合的总方向,也代表了中唐儒学复兴的方向;实践上,为当时士人指明了在复杂而严酷的政治环境中践履"孔子之道"的行为准则。     

论孔子的“为政以德”

《论语,为政》篇有两段关于孔子政治思想的记载: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以德”,从统一说明德与政的关系,“道之以政,……道之以德”,从对立说明德与政的关系;德与政的对立,指出两种不同的政治态度,德与政的统一,是孔子政治思想的总要求。朱熹在解说“为政以德”的时候,提出:“政之为言正也,所     

老子朴素辩证观念的逻辑思想——无名论

一老子朴素辩证思想发生发展的历史关系老子是春秋末年楚国人,他与孔子,少正卯,邓析等大概都是同时,并且与他俩在关于名实问题上也有过论争。孔子特别向老子问过“礼制”的名实问题。据庄子天运篇说:老子与孔子还论过“道”的问题,老子认为“时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于道,无自而不可;失焉者无自而可”。他告诉孔子说“黑白之朴,不足以为辩;名誉之观,不足以为广”。这话与孔子所说的“君子疾殁世而名不称焉”的名实观念,恰是相反的看法。     

儒家与共同富裕

历史上对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主流解释是孔子具有均贫富思想，而当代论者倾向于认为孔子所指的“不均”是制度层面的“不均”，而不是财富方面的“不均”。本文从《论语》文本出发，发现孔子的宏观社会理想是“均无贫”——较为均等的财富分配是消除贫困的途径。这与当前的共同富裕主题是一致的。但在微观层面，孔子坚持财富分配的比例原则，因而与他的宏观理想产生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是从马克思、恩格斯“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理想出发，投资民众以使每个人具备大体相当的收入能力，然后让民众遵照比例原则在市场中获得收入。如此实现的共同富裕才是可持续的。     

孔子的进退之间——从《阳货》的三则故事看孔子出仕的思想史内涵

在《论语》中既有孔子对出仕问题的一般化探讨,也记载了很多孔子及其弟子在出仕问题上的具体表现。《论语.阳货》篇保留了三次有关孔子具体出仕行为的记载,孔子在这三次具体的事件上表现出了非常不同的态度,并且在子路质疑时,孔子也没有明确给出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因此,后世学者在解释这些事件时大费周章。但在这些解释中,存在着一个比较明确的历史演变过程,即在先秦及两汉时期,学者对孔子在此类事件上的解释尚显平实,而在魏晋、特别是宋以后,将孔子圣化和神化成为经典阐释的惯常做法,这一点在佛教界的《论语》诠释和李贽这个所谓儒学异端的诠释中也不例外。     

先秦儒家的内圣外王观

“内圣外王”之道历来被视作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的理想境界。就先秦儒家而言,主要表现为将德性主体的自我完善落实在外王事功。内在修养与外在事功的和谐一致,是儒家理想人格的至高境界。内修仁德、外行德政的修己安人之道,构成了内圣外王之学的主要内容;孟子承孔子之绪,对其“内圣”思想加以发挥,创立了以性善说为基础的心性之学和以仁政为旨归的王道学说,试图从“内圣”中直接引出“外王”;荀子一派从“外王”方面发展了孔子的礼治思想,其隆礼重法、礼法并重的政治学说,使儒家内圣外王思想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政治实践中,都更加贴近社会实际,对汉代政治制度的确立产生了深远影响。     

养气、知言与赞美孔子——《孟子》“知言养气”章新解

中国古代的气可分为物质之气与精神之气,后者又包括血气、情气和德气。血气主要针对人的生理欲望而言;情气指人的自然情感活动,如“喜怒哀悲之气”;德气则指人的道德情感活动,如仁气、义气等。孟子的浩然之气不是来自血气、情气,不是对血气、情气的理性升华,而是来自仁义之气,是“集义所生”。孟子的“夜气”“平旦之气”均是指德气而言。孟子自称可以做到知言,可以辨别言辞的错误所在,但没有提出一套分析错误言辞的理论方法。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因为孟子过分重视良知、良能,强调心的直觉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经验认知的作用。辨别错误言辞不能仅仅靠良知、良能,还要靠经验观察、逻辑分析,而这恰恰是孟子所缺乏的。孟子高度肯定、赞美孔子,实际是通过孔子寄寓自己的政治理想,视孔子为自下而上用文化、道德影响政治的新王,在得君行道之外,探寻一条觉民行道,甚至为君行道的道路,故“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