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命训》与墨家“命”论之比较研究

清华简《命训》篇论述了“大命有常,小命日成”和“司德司义”“赐之福”“降之祸”的天命观,此与墨家的天志、明鬼、非命等思想多有相似之处。这两者皆是对西周以来道德本位的天命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除了揭示道德与非命之间的关系外,清华简《命训》还强调“道天莫如无极”以树立天的权威,并通过“明王”来“道天正人”。在这一点上,墨家思想与其存在较大不同,这体现出两者对西周天命观念的不同发展路径。     

试论早期道教天命思想

本文试图以先秦“天命”观、老子的“道”、道教天命思想及其政治作用、承负因袭的客体说、“我命在我不在天”的主体说等观念为主,对早期道教天命思想作一初步分析。     

命与天命:儒家天人关系的双重视角

"命"与"天命"是传统文化中一对重要范畴,主要指人所受到的限制。二者都起源于"令",由"王令"而"天令",又因"天令"对王权的决定作用从而成为王权之"命"。西周末,随着传统天命观的式微,"命"开始向个体落实。孔子正是在对"命"深切体验的基础上重提"天命",以作为君子之为君子的依据;子思又将其进一步落实为人之"性"。到了孟子,便通过"命"与"性"、"求在我者"与"求在外者"的比较,终于形成"命"与"天命"的不同规定:"命"体现着天对人之自然生命的限制,表现的是人所无法驾驭的客观力量,但却落实于人并表现为人之"命";"天命"体现的则是人之自我确认的道德理想,其虽然出于人却又必须证之于天,所以是天之真正的命于人者。命与天命,既体现了传统天人关系的双重视角,同时也是儒道两家不同探索侧重的一个基本分野。     

孔子“畏天命”新释

孔子天命思想与仁的思想有内在的联系。天命具有崇高性和权威性,仁具有德性的生发力。天命是仁的超越的、外在的表现方式;仁是人之为人的内在的生命之源。因此,在形式上,孔子畏天命是因为天命具有道德的至上性,而在本质上,天命对人之成德所具有的促动作用是因为仁的内在动力。因此,孔子敬畏天命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实现内在仁德要求时所产生的紧迫感。     

墨子“非命”论新议

墨子的“非命”论不是一般地否定命定论,而是以“天命靡常”的命不定论反对以孔子为代表的早期儒家的“不可损益”的命定论,墨孔的分歧是天命思想内部不同观点的争论。墨子“非命”而“尚力”,倡导“强力而为”,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和论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问题,但不能认为这种观点就是唯物主义的。墨子的“非命”与“天志”、“明鬼”是一个完整地宗教世界观思想体系,并不存在矛盾。墨子的“非命”论上承夏商周三代的天命鬼神观念,下启战国后期阴阳家的天人感应论和汉初董仲舒的神学目的论,是中国古代宗教世界观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在历史上的作用是消极的。     

略论周人的天命思想

略论周人的天命思想杜勇在周人的宗教观念中,天与帝实为一神之异称,并非两种不同的神灵。周人在克殷前后将自己所尊之天与殷人所尊之帝刻意接合起来,从而使之成为可供万民普遍信仰的至上神灵。周人的天命思想就是周人以天帝为崇拜对象并由此产生的一种宗教观念,其基本...     

穆斯林如何理解和履行天命?CSSCISSCI

天命系阿拉伯语“”的意译,也译作“主命”。天命是具有中国文化内涵的翻译表达,原意为“规定”“义务”“要求”等,特指“来自真主的规定”。伊斯兰教法中频繁出现天命,并且把天命与穆斯林的基本修养结合在一起。伊斯兰教认为,来自于真主的规定就是天命。正如圣训里说：“真主规定了一些天命事项,你们不要忽视……”。     

先秦儒家天命思想的三重境界

先秦儒家天命思想上承殷周,并经过孔孟荀等儒家先哲进一步阐释与说明后不断向前推进,最终构成了以天命思想为统领、以天德合一为宗旨的宏大思想体系。在对待天命的问题上,先秦儒家一方面承认天命力量的客观存在,另一方面又主张人在将"命"交由"天"控制的同时,通过积极主动尽自己的本分去回应天命,呈现出畏天命、顺天命和制天命的三重境界,灌注了先秦儒家对人与天、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对于今人正确看待生命和命运、理性追求生命价值、积极成就自我具有积极借鉴意义。     

庄子人生哲学中的“命”与“天”

庄子的人生哲学是以其天道观和认识论为基础的。安之若命和与天为一是庄子人生哲学的核心。庄子认为人无力胜天，亦不能违命。苟子在《解蔽》篇批评庄子说：“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由天谓之道，尽因矣。”苟子对庄子的批判是公允而且切中要害的。“命”与“天”是理解庄子人生哲学的关键。“天”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上古时代以“天”为世界最高的有意志的主宰，与上帝同义，所以“天”当时为一个宗教范畴。“命”也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说文》云：“命，使也，从口从令。”段玉裁解释为：“命者天之令也。”“天”与“命”在…     

“以义治性”何以可能——墨家人性论新探

墨家以“染丝”作类比,将人性区分为本原之性和所染之性。本原之性内含可善可恶的潜质;所染之性受外部环境影响,彰显不同的善恶行为。基于“利”这一善恶的判断标准,墨家指出“仁者寡”“人异义”“不相爱”和“自利”四种人性之消极面向,并主张建构一个以“天之性”为根本的相爱相利的共同体,从而指引人心人性向善去恶。但墨家人性学说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由“以利言性”的外在实践逐渐转向“以义治性”的内在实践工夫,即人以“观”之工夫,感通于“天”,使“天之义”内化于人心,并通过“克己”的修养工夫,外化为一种相互的善意。     

孔孟儒家的“性”的理念及其话语权力膨胀的后果

一在孔孟儒家的终极伦理观念中,以天所赐之正命为人之性是立命的一个内容。也就是说,“性”就是指对天所赐之正命进行认同性领悟这件事。“性”作为一个动词就是指人对终极伦理的领悟,就是指人自觉自愿地与天命建立起积极的关系这件事;“性”作为一个名词实际上是终极伦理的内在化和理念化。《中庸》开篇就讲“天命之谓性”,并不是说天所命令的某种东西就是性,而是说天命这件事本身就是性,天命这件事本身就被认同地领悟为性。孟子由心说性,但也清楚地领悟到性与天命之关系：“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尽心》）。因…     

孔子“与命与仁”说初探

孔子思想是个相当驳杂的体系,这似乎已成公论,但我以为“命”与“仁”则是构成这个体系的主轴。“与”系尊奉之意,“与命与仁”则是指尊奉天命与人伦精神的结合。这种结合不仅使西周以来的“天人合一”的宗教神学变成了“命”与“仁”结合的理论形式,使其推进到了真正的哲学形态,而且中国思想史上所形成的伦理与哲学相结合的传统也是以此为嚆矢的。在孔子思想中,“天”已不是单纯的人格神,而变成了含有多义的总体性范畴,其主要表现在他对“天”的多种提法上。最常见的有“天”“天命”“命”和“天道”等提法,     

从《中庸》所言“诚”看儒家人文精神的宗教性

作为儒家讲天人观的重要经典,《中庸》建构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天人合一”模式。从“天命之谓性”到“诚者,天之道”,为人的存在寻找到了形而上的本体依据,并透过对“至诚”精神的阐发,把人与天归并在“诚”的意义之下。而“至诚尽性”“至诚能化”“至诚如神”“至诚无息”四个环节对这种关系的紧密性、交互性、流动性、圆融性作了充分的展示。由至诚之天道而通贯于效法天地精神的人道,人生的道德实践活动便有了神圣的意味和某种超越性,而这种特殊的超越正是儒家思想的最大特点,它既有宗教终极性的祈向,又不离人伦日用的凡俗境况。     

朱子论“命”

<正>张岱年先生认为,“命”是人生问题当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孔子讲有命,以后儒家都主有命”,孔子所谓命“大致说来,可以说命乃指人力所无可奈何者。我们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之成功或失败,即此事的最后结果如何,并非做此事之个人力量所能决定,但也不是以任何个人或任何其它一件事情所能决定,而乃是环境一切因素之积聚的总和力量所使然。如成,既非完全由于我一个人的力量;如败,亦非因为我用力不到;只是我一个因素,不足以抗广远的众多因素之总力而已。作事者是个人,最后决     

天命的纠缠与人文的觉醒

【】武王克商的事实促使周初的统治者反思权利更迭背后所隐藏的“秘密”,促使他们赋予权力更迭以某种思想逻辑。周人继承了殷人的天命观,将自己的历史叙事置于天命的权威之下,同时指出,天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政权更迭的过程就是天命转移的过程,“德”是沟通天命与人事的纽结。周人通过“德”将天与人整合起来,并通过“配德于天”和“敬德保民”的逻辑展开,富有创建地触碰到了权力与道德的关系问题,表达了周人的历史反思意识,首开中国政治伦理之先河。在周人的精神世界里,存在着两种力量的交结与撕扯：既有天帝崇拜的残余,又有人文思考的曙光;既有天命思想的纠缠,也有人文精神的觉醒。     

“天命”与“天道”——春秋时期“天”崇拜观念之嬗变

自西周晚期开始,"天命"观逐渐超脱于政权的含义,转化为个体生命祸福的依凭,"天"与"人"建立了普遍的联系,"天命"开始具有恒常之"道"的涵义,个人无法逃遁的命运意义由此而生。恒常之"天道"因其规律性成为可被观察解读的对象,星占之学至迟自春秋早期始即在列国中流行,成为据"天道"以知人事的理论依托,掌握天文、熟识史事的史官则是演释"天道"的新兴群体。不再为天子所垄断的"天命"由于解读方式的多元化,变得错综复杂甚至任人阐释,致使当时的信仰世界并不存在一个被普遍认可的"天命"或"天道"观念。     

《荀子·天论》“制天命而用之”重探

《荀子·天论》"制天命而用之"的含义,通常认为是掌握自然规律而利用它,这种解释是把"制天命而用之"模糊化为"制天而用之",却没有对"命"字给出明确解释,既没有坚实的文本依据,也不符合《天论》主旨,合理的解释应为"裁制天所禀赋的自然材性而利用之"。《天论》乃至《荀子》全书认为,人在天面前并不能为所欲为,人只能在承认天所造就、原本就有的自然材性的前提下,进行裁制、改造、利用等活动,其核心逻辑是"天生人成"。"制天命而用之"被错误地理解为"掌握自然规律而利用它",一个重要原因是受到哲学史研究惯性的影响,潜意识地把"天命"理解为范畴、概念,却没有注意到"天命"首先是先秦诸子重要的观念用语之一,而对观念流变的忽略,往往是哲学史研究进路的盲点所在。     

上海简"怀尔明德"探析

上海博物馆《论诗》简展出时,笔者发现简７上部稍残断,前当有缺简。此简可隶定、标点为：“……怀尔明德”曷？诚谓之也;“有命自天,命此文王”,诚命之也,信矣。卜子曰：此命也夫！文王虽欲也,得乎？此命也“有命自天,命此文王”见于《大雅·大明》,则很明显前“怀尔明德”亦当为引文,《诗论》此简是引《诗》文而论《诗》。从“诚命之也”对应“有命自天”之形式来看,“怀尔明德”前当有一“谓”字,与“诚谓之也”之“谓”对应。《大雅·皇矣》有：“帝谓文王：予怀明德”一句,与此较接近,只是“予怀明德”与“怀尔明德”不同…     

从"死生有命"展开的思考

如果文化真有明确疆界的话,那么每一疆界似乎都应该有一些自己的“界标”。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些代表或表达着一个文化传统的最基本的观念的词汇和格言似乎就可以被用做这样的形式上的界标。我们试将“命”这一独特的观念视为中国文化的某种界标,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边界意味着一文化之界限,而命恰恰是中国文化中的界限观念。说命可能首先让人想到中国传统的天命观念。但在日常生活中,中国人信的是那个不以“天”为定语的“命”,或者至少也是一个天已由之悄然隐去的命。古语有“安之若命”,今人则说“人不跟命争”或“认命”。这些说法均蕴涵着,命标志着人或人力的限度或边界。而这也就是说,这一意义上的命标志着人本身——人的可能性——的某种限度或边界。边界则意味着     

天命之常与变：《周易·无妄》卦义衡论

《周易·无妄》卦意蕴深厚,其卦名含“合理”与“切实”二义。其卦辞既蕴示“无妄”之下事物呈现大为亨通的情势,又着重指明“无妄”之下事物也常有意外之遭遇。前者为“无妄”之常,后者为“无妄”之变。其六爻辞则是对“无妄”之常与变两个方面的具体表征。“无妄”之常易知,“无妄”之变难测,故该卦又特别强调面对“无妄”之灾疾,贞固自守乃是最好的应对办法。《彖传》《象传》则将具体境遇之“无妄”提升至天命或天道的高度,揭示了“无妄”之天命本之于天而为主于物的根本特征,并指出天命的展现与运行是刚健而不可阻挡的,且在天人之间随感而应、上下相通。人置身于天命流行、天道生生的宇宙图景中,应当积极顺应天时以长育万物。天命之“无妄”又与《中庸》之“诚”相通,二者互诠互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