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的纠缠与人文的觉醒

【】武王克商的事实促使周初的统治者反思权利更迭背后所隐藏的“秘密”,促使他们赋予权力更迭以某种思想逻辑。周人继承了殷人的天命观,将自己的历史叙事置于天命的权威之下,同时指出,天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政权更迭的过程就是天命转移的过程,“德”是沟通天命与人事的纽结。周人通过“德”将天与人整合起来,并通过“配德于天”和“敬德保民”的逻辑展开,富有创建地触碰到了权力与道德的关系问题,表达了周人的历史反思意识,首开中国政治伦理之先河。在周人的精神世界里,存在着两种力量的交结与撕扯：既有天帝崇拜的残余,又有人文思考的曙光;既有天命思想的纠缠,也有人文精神的觉醒。     

论“殷周之变”与早期人文主义的缘起

一般认为,商周天命观之变革在于周人以道德之天、伦理之天取代殷商的命定之天与前伦理之天,从而确立了“明德慎罚”“敬天保民”的德治传统,表现出“人道主义”“人文精神”或者“道德人文主义”的特征。但事实上,“以德受命”“为政以德”可能是源自殷商的一贯传统,而非周人的创造。周人的贡献在于,否定任何氏族、王朝与天“有亲”的观念,将“德”作为天命转移的唯一依据。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周人的天命观总体上呈现如上倾向,但并不意味着此后理性精神的高歌猛进与绝对胜利:一方面,道德性成为天命的主要特征;另一方面,西周的天命观仍带有“不完全理性”的成分,与天道“有亲”的观念通过其变形依然得以留存,甚至对春秋末期孔子的天命思想犹有影响。     

“德”与“得天命”的关系——西周“德”观念的一个问题

"德"是西周思想的核心符号。对此学界存在两种流行解释:一是沿着"德者得也"的传统训诂,将其解释为得自天命者;二是基于"以德受命"的思想,将其看作受天命之依据。此二者存在一定的张力:后者更能反映周人所言"德"之义;前者之所以流行,既有传统训诂的影响,也与西周"德"之话语的歧义性有关。考察"德"与"得天命"的关系,不仅有助于把握西周"德"观念,也便于发现"德"在后世所发生的重大转型。在"以德受命"思想中,有所得是目的,"德"只是一个工具,体现的是周人的功利诉求;而在孔子、老子的改造下,"德"成为价值,有所得乃是修"德"、成"德"的基本途径。自此,中国思想上的"德"乃能超越工具性思维,成为一纯粹的道德概念。     

天命的纠缠与人文的觉醒 ——周人“德”的内涵及其思想逻辑

周人通过"德"将天与人整合起来,并通过"配德于天"和"敬德保民"的逻辑展开,富有创见地触碰到了权力与道德的关系问题,表达了周人的历史反思意识,首开中国政治伦理之先河。在周人的精神世界里,存在着两种力量的交结与撕扯:既有天帝崇拜的残余,又有人文思考的曙光;既有天命思想的纠缠,也有人文精神的觉醒。     

卜筮对早期中国至上神信仰的影响

在殷商、西周、春秋三个时期,卜筮对于中国早期至上神信仰的作用历经了从催生到消泯的变化：殷商时期,卜筮与至上神＂帝＂信仰有着表里与共的内在关系,卜筮催生宗教;西周以后,周人不再把＂帝＂而是把祖考作为信仰对象,卜筮沦为了政治的工具,与＂帝＂信仰发生了断裂;春秋时期,卜筮又成了人本精神所利用的舞台,周人借助对卜筮形式的肯定和卜筮结果的否定来彰显人的主体性,消泯＂帝＂信仰。卜筮在历史中两种截然相反的作用,对早期中国宗教的发生与夭折形成深刻的影响。     

古典文化中的“天”或“上帝”

天（上帝）之微观“天”与“上帝”在古人心中,是非常原始的观念,他们认为天或上帝是无限完善的神,创生宇宙人类,与人的关系非常密切,他的意志降在人身上,即是天命,天命表现于芸芸众生应遵守的道德规范上,即行善避恶。天或上帝与其他神灵不同,上帝是唯一的至上神,而其他的神灵不只一个,古人相信上帝之下,派有众神管理宇宙事物。如：山川之神、日月之神,古人肯定天地万物之发生,是上天使之发生,万物的存在、自然律和道德的存在、人类的命运,在天或上帝身上才能找到最后的理由。在他们心中,这是一位有位格的、主宰性的至上神…     

鬼神、道德、幸福——孔子、老子、墨子三家幸福观试较

从文字学的角度考察中国文化中早期的幸福观念,其与鬼神有着直接的相关性。祭祀神鬼是中国先民祈福必经的进路,天命信仰与幸福获取合而为一。周人提出以德配天,开始反思祭祀行为与幸福结果的直接对应性。孔子、老子、墨子三家承续西周鬼神与幸福问题之探讨,分别从道德、哲学、信仰三个不同的维度超越西周的天命幸福论。     

先秦“命”“天命”概念与儒、墨“天命”观的异同及其实质

在上古时期，“命”和“天命”观实际反映了中国早期宗教由“自然宗教”到“人为宗教”、由多神教到一神教的发展特点。春秋战国之际，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将作为至上的人格神上帝或最高主宰之“天”所赋予人的“使命”或德性称为“天命”,而将令人无可奈何的、导致人之生死疾病顺逆吉凶等偶然性的“盲目的异己力量”称为“命”。墨家则出于“天志”“天鬼”“天意”的宗教立场，认为一切社会现象皆由“天命”决定，“天命”之外不存在所谓“命”,故对“强执有命者”之“有命论”进行了坚决的批判。墨家“非命”的实质只是反映了儒、墨两家“命”和“天命”观的某些差异，而非两家思想的根本对立。     

董仲舒天人关系的三维向度及其思想定位

本文从宗教、哲学、伦理视角对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天人合一"与"天人合德"进行辨析,试图完整呈现其天人关系的思想体系。本文认为董仲舒的"天"包涵三重含义:神灵之天、道德之天和自然之天。神灵之天是董仲舒"天论"的思想形式,自然之天是其哲学基础,道德之天是其伦理核心,三者构成了一种有机结构。宗教性的"天人感应"与哲学性的"天人合一"均是建立在当时自然科学和哲学发展基础上,以人伦道德性的"天人合德"为归宿,集中反映了董仲舒思想的人文理性特征,最终目标是重建道德理想和伦理秩序。     

试论三星堆神仙体系

具有浓厚神话意味和巫史氛围的三星堆文化,原始宗教的政治形式几乎是其唯一的意识形态。在三星堆考古遗址中发现的神坛、神殿,是迄今为止我国考古发现中最具象征意义的宗教祭祀物品,100多件青铜像(面具),是一个宗教的神像系统。本文分析了其中的天神、山神、“绝地天通”的超凡神灵,特别是鸟形器和太阳轮器所表现出的日神系统,它们代表的神圣世界将灵魂、自然、天命三者贯通,是来源于远古自然观念的自然主义神灵观,带有母系氏族社会特征;通过与神话的对比研究,论述三星堆以“祭神玉璋”和神树、神坛为代表的“神址”,达到了天、地、人三界划分,是战国前原始宗教空间思维的完整再现;而作为“神圣显现”的“神迹”,则来源于神话思维的宇宙生成观。     

孔孟儒家的“性”的理念及其话语权力膨胀的后果

一在孔孟儒家的终极伦理观念中,以天所赐之正命为人之性是立命的一个内容。也就是说,“性”就是指对天所赐之正命进行认同性领悟这件事。“性”作为一个动词就是指人对终极伦理的领悟,就是指人自觉自愿地与天命建立起积极的关系这件事;“性”作为一个名词实际上是终极伦理的内在化和理念化。《中庸》开篇就讲“天命之谓性”,并不是说天所命令的某种东西就是性,而是说天命这件事本身就是性,天命这件事本身就被认同地领悟为性。孟子由心说性,但也清楚地领悟到性与天命之关系：“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尽心》）。因…     

旧邦新命:周人的“上帝”与“天”之信仰

历史形成的周人宗教信仰具有复杂性。周人的上帝信仰虽然受到殷商宗教的影响却具有独特的内涵,上帝被奉为周民族的至上神和保护神。天的信仰为周人所特有,天被赋予道德理性并具有超越族群中心的特征,但没有独占最高信仰的殿堂。上帝—天的信仰结构是周人信仰的基本结构,在其命维新的政治与文化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谈神灵观念

神灵观念是宗教的基础所在,虽然宗教绝不是人类精神发展的最好方向,甚至是人类的理性失误,但它却是当时人类的必然选择。随着历史朝代的更替,尽管科学和思想在缓慢的发展,但神灵观念仍然藏于人们的思想和意识之中,神鬼观念的方术、巫术还充斥于社会各个领域及各个层面,并支配着人们的各种行为,某些人迷信程度惊人,令人发指,神灵成为人们的精神寄托。被一些阴阳家所吸收、采纳、利用及加以改造。而一切有关神灵存在的说法都是谎言和欺骗,贫穷的根源是愚昧无知,愚昧无知是现代化的大敌。中国的出路在于现代化,现代化的道路在于理论、制度、道路创新,科教兴国。     

试论早期道教天命思想

本文试图以先秦“天命”观、老子的“道”、道教天命思想及其政治作用、承负因袭的客体说、“我命在我不在天”的主体说等观念为主,对早期道教天命思想作一初步分析。     

《荀子·天论》“制天命而用之”重探

《荀子·天论》"制天命而用之"的含义,通常认为是掌握自然规律而利用它,这种解释是把"制天命而用之"模糊化为"制天而用之",却没有对"命"字给出明确解释,既没有坚实的文本依据,也不符合《天论》主旨,合理的解释应为"裁制天所禀赋的自然材性而利用之"。《天论》乃至《荀子》全书认为,人在天面前并不能为所欲为,人只能在承认天所造就、原本就有的自然材性的前提下,进行裁制、改造、利用等活动,其核心逻辑是"天生人成"。"制天命而用之"被错误地理解为"掌握自然规律而利用它",一个重要原因是受到哲学史研究惯性的影响,潜意识地把"天命"理解为范畴、概念,却没有注意到"天命"首先是先秦诸子重要的观念用语之一,而对观念流变的忽略,往往是哲学史研究进路的盲点所在。     

德教中的济公崇拜

德教是起源于中国广东潮汕地区、流传并发扬于东南亚华人中的一种新兴的民间宗教。自20世纪30年代末德教初创到现在,以“阁”或“善社”等为单位的、经政府合法注册的德教会组织,在新、马、泰三国已达至约二百个,“德友”数以万计,成为凝聚华人振兴传统道德、倡办慈善福利事业、交流信息、合作互助、增进友谊的重要宗教组织。德教的神灵世界称为“德德社”,是德教所崇奉的诸佛仙尊的总称。因为德教主张“五教同宗”,“诸教归一德”,所以他们所崇奉的仙尊也非常多,包括德教所崇奉的儒教、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及民间信仰中的各路神灵…     

论儒、释、道“三教归一”问题

本文试图解答: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因宗教思想的原因而发生过战争这一问题。作者认为中国儒、释、道三家思想理论上的内在包容性、调和性较之世界上其他宗教强烈的"排他性"更有利于避免宗教战争之发生。而帝王、朝廷的制度及宗教政策也对不同宗教思想文化之信仰形成一种外在的约束力。此外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形成的神灵崇拜多元化之传统以及各阶层之情理思维模式等都有助于儒、释、道三教相互补充、同处共存。     

论周人的德性伦理

考察周人的德性伦理结构,可以发现宗教中至上神天与祖先神的分离,在伦理上表现为公德之德与私德之孝的分离,使得周人的德性理论突破了血缘关系的范围,成为天下邦国联盟的公共伦理规范。周人德性伦理的结构从纵向上看,是人的德性与天的德性的合一,即天人合德。从横向上看,是领袖人物的德性与众民百姓的德性的合一:即四方同德。从界限上看,是上下内外的合一,即至善伦理与底线伦理的合一、文德与武德的统一。     

儒学与以“天”“祖”崇拜为核心的中国人宗教信仰系统的发展

千百年来,真正在中国人的精神系统中发挥作用的宗教观念是以天祖崇拜为核心的中国人的宗教信仰系统。但是,三代以降,以天、祖观念为核心的宗教信仰系统始终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宗教。若从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原因就出在儒学身上。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对中国人宗教观念的发展具有二重性:既有对天命、鬼神和祭祀的肯定,又有对人文和理性精神的张扬。这就决定了儒家文化同宗教既有密切的联系,又存在着相当的距离。利玛窦入华宣教遭遇的尴尬和窘境,在于基督教的反偶像崇拜与中国人千百年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敬天祭祖思想之间的排拒和不容。当代祭祖活动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变化,就其实质来说,是中国传统宗教观念和宗教活动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结果。     

论帛书《二三子问》的天道与德政

帛书易传《二三子问》所蕴含的丰富政治哲思,是在天人关系基础上展开的。其德政纲领与理想境界,都与其天道观内在相契,这昭示了其政治哲学的体系性。顺应天道时变是合理施政的前提,《二三子问》正是基于对天道客观性的警惕,充分阐扬了谦卑、忧患、尊天与重民之德。谦卑的哲学基础是人相对于天道的有限性,外在依据则是贤人辅佐之裨益、体察民情之需和执政之忧患。为政者必须倚重于心的"精白",即清明无私的觉察和洞见"几微"的能力,才能保证施政决策与实践得当。"精白"不仅是狭义的认知学说,更关乎政治实践的心性修养。尊天与"敬众"和"敬官任事"互为一体——将外在的天(天道、天命及其所赋予人的具体政治职责)、民众(包括贤人)以及主体内心"戒慎""精白"修养三方面都作为政治行为的约束力量,兼具自律与他律,这也是先秦重民思想的深化。"敬众"表现在抽象的道(德)必然下降于人间社会,求得心物感通和人际协作,及重视"法物"即典章制度建设。其天道观一方面褪去了先秦宗教性和人格化色彩,凸显人的尊严;另一方面则继承了西周以降敬畏上天和天命的思想,天道仍保持超越性,发挥着价值源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