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成德精神动力的心理学分析

儒家是要成德的。儒家为什么要成德 ?这就是儒家之所以为儒家的精神动力问题 ,从心理学看则是动机问题。儒家成德的精神动力源于孔子“以德配天”的天命思想。“以德配天”的思想一方面为成德找到了外在本原依据 ,另一方面也彰显了人的主体性。但面对天不应德的现实 ,孔子虽然以盲目命来化解 ,但儒家的成德内在合理性毕竟受到怀疑。先秦儒家通过“时”来化解这种质疑。后儒则逐步从外在预设向个体内在、本然性方面转换 ,逐步形成了以张载为代表的人的内在本原成德观。虽然如此 ,面对成德过程中的诸多不确定性 ,外在的盲目命思想一直保留下来。这样内在本然成德动力和外在“际命”化解的思想从内外方面使儒家成德动力得以维系和作用     

孔子“与命与仁”说初探

孔子思想是个相当驳杂的体系,这似乎已成公论,但我以为“命”与“仁”则是构成这个体系的主轴。“与”系尊奉之意,“与命与仁”则是指尊奉天命与人伦精神的结合。这种结合不仅使西周以来的“天人合一”的宗教神学变成了“命”与“仁”结合的理论形式,使其推进到了真正的哲学形态,而且中国思想史上所形成的伦理与哲学相结合的传统也是以此为嚆矢的。在孔子思想中,“天”已不是单纯的人格神,而变成了含有多义的总体性范畴,其主要表现在他对“天”的多种提法上。最常见的有“天”“天命”“命”和“天道”等提法,     

大西祝与西田几多郎——试论日本近代哲学的起点

一、大西祝的哲学研究及其批判精神 在日本,哲学这个名词,最初是在德川幕府末期,由西周(1829一1897)介绍到日本的。哲学在明治初年,曾起到了一定的“启蒙思想”的作用。但是,日本所谓的启蒙主义,实际是全盘接受西方的启蒙主义,并不是“自己本身的知性的使用”。     

道教传统教义思想的现代诠释

道教在长达二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理、教义体系。“我命在我不在天”是道教重要的教义思想之一,对这一教义思想的形成发展及其现代价值进行探索,有助于21世纪的道教教义思想发展与建设。人生变幻莫测,在充满竞争、挑战和机遇的现代社会更是如此。古老道教“我命在我不在天”的教义思想不啻为一剂催人奋进的催化剂。道门中人以“天道自然,人道自己”的“道理”来衡量、透视宇宙自然、人生社会,响亮地提出“我命在我,不属天地”的口号。道教“我命在我不在天”的教义思想蕴含着道门中人强烈的生命自主精神,认为通过…     

先秦“命”“天命”概念与儒、墨“天命”观的异同及其实质

在上古时期，“命”和“天命”观实际反映了中国早期宗教由“自然宗教”到“人为宗教”、由多神教到一神教的发展特点。春秋战国之际，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将作为至上的人格神上帝或最高主宰之“天”所赋予人的“使命”或德性称为“天命”,而将令人无可奈何的、导致人之生死疾病顺逆吉凶等偶然性的“盲目的异己力量”称为“命”。墨家则出于“天志”“天鬼”“天意”的宗教立场，认为一切社会现象皆由“天命”决定，“天命”之外不存在所谓“命”,故对“强执有命者”之“有命论”进行了坚决的批判。墨家“非命”的实质只是反映了儒、墨两家“命”和“天命”观的某些差异，而非两家思想的根本对立。     

孔孟儒家的“性”的理念及其话语权力膨胀的后果

一在孔孟儒家的终极伦理观念中,以天所赐之正命为人之性是立命的一个内容。也就是说,“性”就是指对天所赐之正命进行认同性领悟这件事。“性”作为一个动词就是指人对终极伦理的领悟,就是指人自觉自愿地与天命建立起积极的关系这件事;“性”作为一个名词实际上是终极伦理的内在化和理念化。《中庸》开篇就讲“天命之谓性”,并不是说天所命令的某种东西就是性,而是说天命这件事本身就是性,天命这件事本身就被认同地领悟为性。孟子由心说性,但也清楚地领悟到性与天命之关系：“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尽心》）。因…     

情感与存在:儒家德性精神现代振兴的方法论构建——基于一种人类情感启蒙的视角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国传统德性精神的现代振兴密不可分。儒家德性精神的现代振兴需要吸收西方近代启蒙精神并转化其启蒙方法,要站到"人类情感的天平上"对人类的情感能力首先做一番学理批判,从中发掘儒家德性精神现代振兴的核心价值观,据此推动人类在情感层面的现代性价值启蒙,超越近代理性启蒙之"蔽"。作为生命之大全的"幸福"理念,将是儒家德性精神现代振兴的核心价值理念,也将是人类在情感层面实施现代性启蒙的最高理念。"幸福"、"和谐"、"包容"应该成为当前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和儒家德性现代精神的启蒙价值系。     

辩乎先验经验之际--康德伦理学与儒家道德哲学的一种比较阐释

康德伦理学的精髓可以表述为,由于在直觉中获得了道德本体,所以特别有助于产生最清晰的道德概念;由于借助最纯粹的先验分析把它叙述出来,所以它才成为禽兽与异化的生命无论如何都无法超越的“铁门槛”。与中国的儒家伦理学相比,康德伦理学由于是用文明时代最有力的思想武器,复活了人类在轴心时代最高形态的精神生命,因此,它无疑是人类精神哲学中最高的本体论,对于中国儒家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批判性启蒙意义。     

朱之瑜的实学思想和明末清初的实学思潮

<正> 明末清初社会批判思想运动和实学思潮的兴起,是王阳明心学由盛而式微和社会政治经济剧烈变动的必然结果。实学思潮,其“黜虚崇实”的基本特征表明其既有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积极意义,也产生了贬低理性思维的作用的消极影响。本文试论证朱之瑜的思想属于实学思潮,并通过朱之瑜探讨明末清初实学思潮既未能高扬理性主义的精神,也未能超越原始儒学自然人性论和人生哲学的界限,从而不能完成启蒙和彻底批判宋明理学的任务。     

庄子人生哲学中的“命”与“天”

庄子的人生哲学是以其天道观和认识论为基础的。安之若命和与天为一是庄子人生哲学的核心。庄子认为人无力胜天，亦不能违命。苟子在《解蔽》篇批评庄子说：“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由天谓之道，尽因矣。”苟子对庄子的批判是公允而且切中要害的。“命”与“天”是理解庄子人生哲学的关键。“天”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上古时代以“天”为世界最高的有意志的主宰，与上帝同义，所以“天”当时为一个宗教范畴。“命”也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说文》云：“命，使也，从口从令。”段玉裁解释为：“命者天之令也。”“天”与“命”在…     

儒家式应对思想及其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研究中国人的应对有两种思路,一是以西方应对理论为研究基础,二是从中国社会文化现状构造研究依据。 文章首先分析了儒家式应对的内容和特征,进而编制了儒家式应对问卷。530个样本的数据分析表明,儒家式应对包括4个因素：挫折内在乐观性、“命”认识、人的责任性、挫折作用评价。儒家式应对与本研究中体现心理健康的CES-D、SAS、SWLS有确切的关系,儒家式应对思想有利于心理健康。文章最后讨论了儒家式应对在心理健康中的作用机制     

天崇拜传统与天主教名称的由来

中国传统文化对天的崇拜源远流长,自夏、商、周以来已形成完整体系,并深入社会各阶层。作为封建正统的儒家思想也非常重视对天的崇拜,《礼论篇》曰:“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在儒家经典中有把“天”解释成天命、天理的倾向,如“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生德于予”、“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天命之谓性”、“尽心知性,尽性知天”等。这种天的含义中带有重视天,但更强调人的意味,为饱读儒家经典的士大夫们广泛接受。中国历代统治者也把自己的政权与…     

先秦儒家天命思想的三重境界

先秦儒家天命思想上承殷周,并经过孔孟荀等儒家先哲进一步阐释与说明后不断向前推进,最终构成了以天命思想为统领、以天德合一为宗旨的宏大思想体系。在对待天命的问题上,先秦儒家一方面承认天命力量的客观存在,另一方面又主张人在将"命"交由"天"控制的同时,通过积极主动尽自己的本分去回应天命,呈现出畏天命、顺天命和制天命的三重境界,灌注了先秦儒家对人与天、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对于今人正确看待生命和命运、理性追求生命价值、积极成就自我具有积极借鉴意义。     

中国古代美学中的儒道释

中国的古代哲学实质上是一种伦理学与人生论,儒、道、释三家的思想构成了它的最精粹部分.信奉“尽心、知命、事天”的儒家美学主要为中国古代美学设定了审美价值的层面,追求“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道家美学主要为中国古代美学拓展了审美心态的层面,而主张“一朝风月,万古长风”的禅宗美学则主要为中国古代美学开启了审美境界的层面.以儒、道、释思想为精粹部分的中国古代美学有着丰厚的人文蕴含,它体现着中国古人对人生诗意与心灵自由的向往与追求.它们对我们今天追求“诗意的栖居”显然也是有启迪的.     

“天人之学”与“心性之学”

<正> 中国传统哲学可以概括为“天人之学”。“心性之学”是“天人之学”的重要内容或主要发展趋向。“心性之学”的内容反映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特殊性质,也反映了不同学派和思想家之间的重要分歧。《易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这些都是先秦时期儒家关于“天人”关系的重要“心性”思想。儒家“心性”思想的实质是要为伦理     

论儒家道德本原的二重建构——以孔子为例的考察

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对儒家道德之本原作了深入的思考,最终形成性、命二重建构的儒家道德本原思想。然而现实中,人们或突出性的道德规范义,或强调命的道德超越义,对其建立在道德规范义与道德超越义基础上的性、命二重建构理念缺乏领会。这容易导致任性与任命两种极端认识,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孔子原有思想的深刻含义。故全面、深入阐释孔子的儒家道德本原思想具有深刻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先秦儒家“法先王”的伦理之维

一段时间以来,受救亡运动、疑古风潮和极端阶级分析法的影响,先秦儒家的“法先王”思想屡遭抨击和批判,其实质被保守、虚妄、反动的表象所遮蔽,其价值被“厚古薄今”的思维定式所消解。从伦理向度看,“法先王”是先秦儒家以“立德”“弘道”为基本价值取向对先王之德、先王之道的形塑与倡扬,是阐旧邦以开新命的政治智慧。先秦儒家以“可施于礼义”的伦理标准,萃取和凝练了“五经”中的王道思想;从伦理维度进行理论开新,奠定了王道政治的坚实根基;用中庸之道为王道政治理想的实现提供了方法论。先秦儒家“法先王”思想既具有强烈的批判功能,又具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它形成了中国独有的文化现象和王道政治范式,是中国传统政治的灵魂。     

墨子“非命”论新议

墨子的“非命”论不是一般地否定命定论,而是以“天命靡常”的命不定论反对以孔子为代表的早期儒家的“不可损益”的命定论,墨孔的分歧是天命思想内部不同观点的争论。墨子“非命”而“尚力”,倡导“强力而为”,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和论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问题,但不能认为这种观点就是唯物主义的。墨子的“非命”与“天志”、“明鬼”是一个完整地宗教世界观思想体系,并不存在矛盾。墨子的“非命”论上承夏商周三代的天命鬼神观念,下启战国后期阴阳家的天人感应论和汉初董仲舒的神学目的论,是中国古代宗教世界观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在历史上的作用是消极的。     

“生”对儒家伦理的意义

“生”是儒家学说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儒家的许多范畴和命题基本上都能从“生”中得到说明。只有正确理解“生”的内涵和意义上 ,才能准确理解“中庸”、“仁”、“忠恕之道”和“天人合一”的含义 ,也才能把握儒家重精神情操的思想特征和推己及人的行为方式。     

王船山的德福关系论——以《周易外传·困》为中心

在<周易外传>困卦中,船山全面阐述了自己对德福关系的看法,不仅为人的行为取向提出了明确的方向,而且解释了这种方向的本体论根据.其中对德福来源、性质与差异的探讨是全面而有体系的,最能体现儒家精神.船山首先提出"德福皆为命"的核心命题,进而阐述了"德可充,福不可充"的因为并提出了"以德致福"的思想,以期重新论证并弘扬儒家以德为本的精神理念.本文的逻辑进路也因此得以建立:先分析"命"之基本内涵而后引申出"命"之结构、分化过程和差异性三个分论题,以此为基础形成对德福的全面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