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液循环发现史研究的哲学思考

血液循环发现史研究的哲学思考贵阳中医学院（５５０００２）许红,吴元黔一、古代自然哲学时期对血液循环现象的认识自然哲学时期一般指自然科学还未从哲学中独立出来的古希腊时期,在中国正是春秋战国时期。那时候的科学家都是一些自然哲学家,东西方大都相类似,他们常...     

专家直觉与大众直觉之辨——实验哲学的方法论基础新探

作为一种新兴的哲学运动,实验哲学改变了以往哲学家们在"扶手椅"上玄思冥想的传统研究方式,推动哲学走出书斋,开展实验。通过收集和分析大众对哲学问题的直觉回应,实验哲学对以往哲学家提出的许多哲学命题进行了验证或反驳。反对者对实验哲学的方法论基础提出了质疑,认为大众直觉的不稳定性使其不具备作为证据的信度与效度,哲学研究仍然应当依靠"更加优越和稳定"的"专家直觉"。实验哲学对直觉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进行了实证检验,指出哲学家直觉在经验检验中存在显著的局限性,会受到"掩饰效应""功能固着"等相关效应的影响,进而形成认知偏差。实验哲学的这种直觉"民主化"有助于我们更客观、有效地化解一些哲学争议和问题。     

洞见还是偏见:实验哲学中的专家辩护问题

在哲学研究中,大量的哲学论证其前提依赖于直觉,从直觉出发建构哲学论证是当代哲学的一个主要特征。由此引发的一个问题是:专家直觉与大众直觉哪一个更为可靠?传统哲学家认为专家具有洞见,大众则充满偏见,这种立场被称之为专家辩护。实验哲学家反驳了这一看法,认为专家直觉和大众直觉同样不可靠,所谓的洞见不过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偏见。追索这一思路,本文认为哲学在根本的意义上是人间之学,专家和大众直觉都值得同等对待。本文一方面引介讨论实验哲学对专家辩护的批评,另一方面从概念上理清直觉和理论的关系,指出专家辩护不能成立的深层原因,进而在此新理路下,重新理解哲学与科学的区分、重新理解哲学的本性。     

从“思想实验”到“科学实验”:道德研究的新路向

传统哲学借助哲学家的“思想实验”对道德进行研究,新近兴起的实验伦理学采用“科学实验”范式来探索伦理问题,特别是致力于道德判断、道德行为、道德责任和道德价值的心理模式与认知机制研究.作为一种用实证方式探索伦理问题的有益尝试,“科学实验”的应用能够拉近“应该”与“是”的距离,使科学与人文走向合流.     

中国现代哲学中的方法论意识

注重哲学方法论的研究是中国现代哲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哲学现代化的核 心内容之一就是哲学方法论的现代化。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国现代哲学家如胡适、贺麟、冯友 兰、金岳霖等人都很重视对哲学方法论的研究。胡适可以说是首先在国内介绍实验主义方法论的 学者，贺麟则提出了将直觉方法和辩证法相结合的方法论系统。在中国现代哲学中讨论哲学方法 论最多的是冯友兰，他提出了关于“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相结合的哲学方法论系统。在中国现 代哲学界中真正对于现代逻辑有了解，并把它首先介绍到中国的是金岳霖，他对逻辑分析方法有 着独到深入的了解，是逻辑分析方法的积极提倡者。通过上述哲学家的努力，中国现代哲学已经 有了系统的哲学方法论。     

社会学和哲学

本书是基于这样的信念而写作的,即认为研究社会的学者也许能从那些将理性作为自己研究主题的哲学家的思想中受到教益,因为任何关于社会的系统研究都必然会受到理性的指导,理性主题的选择似乎不需要更多的论证,但坚持对它进行哲学上的把握则需要详尽的论证。人们自然会问:为什么致力于扎实地探求真实知识和实践认识的人们,总是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这样一些哲学活动上(诸     

舍斯托夫对哲学定义的理解

哲学是什么？胡塞尔认为哲学是反思,俄罗斯宗教哲学家舍斯托夫却认为哲学是一种斗争。实际上,这是理性哲学思维和圣经思维的对立。理性哲学思维基于人是“理性的人”的认识,通过“逻辑”的手段来寻找事物背后的根据,哲学是“爱智慧”。圣经思维却从人是“神性的人”出发,把“雷霆和闪电”作为自己的“逻辑”,把哲学当作“生死事业”,因而哲学是斗争。舍斯托夫对理性哲学思维进行了抨击,他对哲学定义的理解是基于俄罗斯宗教存在哲学的立场。     

超越一种分歧：朱利奥·普雷蒂与分析哲学和大陆哲学之间的争论

在哲学研究领域,你经常看到两个方向、两条纲领性路线、两种传统、两种风格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表现为“分析”哲学家和“大陆”哲学家之间的区分。直白地说,在分析这边,就其更近的旁系来说,我们有逻辑学家、科学哲学家、进行语义结构分析的语言哲学家、诉诸神经科学和人工智能发展的作家、康德式道德哲学家、功利主义者、新契约论者、以及回复到亚里士多德的某种新“实践哲学”的捍卫者。在大陆这边,     

哲学在行动:当代美国“田野哲学”的崛起

“田野哲学”是美国近来兴起的一种从事哲学研究的新理念,它的出现与当今美国哲学界倡导的跳出书斋、走向社会、服务社会的新思潮具有密切的联系。“田野哲学”不是“田野调查”方法向哲学领域的简单移植,也不是为哲学开辟一个新的研究部门,而是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对如何进行哲学研究的元哲学层面的思考。“田野哲学”的定位是元哲学层面的哲学方法论,它主张对哲学进行“去学科化”,提倡“跨学科”的研究模式和“自下而上”的研究进路,以非哲学家人群为读者对象,增进哲学的社会参与度。     

禅宗与现代中国哲学的直觉论——以儒道禅三学的汇通为视角

“直觉”是中国现代哲学家普遍关注的问题，迄今已演化为一个观念的谱系。最初将其显题化的是梁漱溟先生，他从柏格森哲学中汲取“直觉”,并与孔学尤其是王门后学和唯识学相结合，通过批判工具理性弘扬东方价值，其叙事策略下伏着禅宗“顿悟”的“底子”。熊十力先生同样批评实证主义的分析方法不能“证体”,视柏格森的“直觉”为“习气”并扬弃之。他认为哲学家在“慎思明辩”之后尚需“脱然超悟”,不过强调“悟”既有“顿”又有“渐”,并代之以更儒学化的概念“默识”与“体认”,以与其“性修不二”说相配合，同时以“良知是呈现”为牟宗三的“智的直觉”说开辟了路向。受过新实在论洗礼的冯友兰先生，则将“分析后的直觉”作为形上学的方法，且名之为“负的方法”,主要借助禅宗的“顿悟”,以解决所谓“第一义不可说”问题，导引人进入“天地境界”。冯契以为解决“第一义不可说”的问题，必须要解决“说不得的东西如何‘得’”的问题。他认为禅宗的“顿悟”说不但对宗门有解放的意义，而且在认识过程中具有普遍性，但是不赞成将“顿悟”或“直觉”视为孤立的意识活动并将其神秘化。他借“转识成智”来论述如何从知识到智慧。“转识成智”由三个互相连锁的环节构成：辩...     

“意义不只存在于头脑之中”——心理内容反个体主义的兴起、发展及新趋势

2016年3月13日,美国哲学家普特南离开了人世。作为20世纪后半叶最杰出的哲学家之一,普特南在几乎哲学的每一个分支领域均作出了富有开创性和持久影响力的贡献,引领了当代哲学发展的走向。他所提出的诸多哲学理论、精妙论证和典型案例,例如关于心身关系的功能主义学说、科学实在论的“(无)奇迹”论证,以及知识与怀疑论问题的“缸中...     

关于分析方法与哲学

哲学研究中的分析方法几乎为所有哲学家不时运用,但没有人始终运用它。它是这样一种方法:它始于问题和疑问,试图找到答案或解决疑问。人们要为所提出的答案和疑问的解决途径进行理性论证,而分析方法则使理性论证准备就绪。这种方法可以用于与来自任何方面、学科或传统的在任何层次上的思想交锋。这种方法引发论证,而在思想开放的情况下运用它则造成对话。而就其最佳状态而言,对话产生相互理解、新颖见解、对以往哲学家的同情态度以及(有时)真正的思想创新。但是,在开启对话之前,     

信念与知识

各个时代的著名哲学家都曾从哲学的角度谈过信念,却很少有人从信念的角度来研究哲学。辨明信念与知识的区别与联系对于讨论认识的若干问题无疑是重要的。一、相信与所信相信乃是对命题确定的肯定态度：是按照相信者与自身经验相一致的标准,按照已有的关于“必然”、“确实”以及“真诚”等标准（所有这些标准都被维特根斯坦寓于一个类似神话的“世界图像”之中）所做的确定和肯定。所有我们相信的命题就是我们的“所信”,所信唯有作为我们行动的指导原则时才是我们的“信念”。（一）相信　相信与怀疑具有不对称性。相信有两个主要的特色…     

文化哲学的本体论诉求——卡西尔文化哲学思想探析

当代德国著名文化哲学家卡西尔在《符号形式的哲学》一书中,从符号学和语言学的角度对文化哲学做出了迄今最为系统的本体论论证,从而真正使文化哲学超越了文化学或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视域。卡西尔认为,文化哲学同样具有自身的存在论根据,不过在存在论问题上,它与传统哲学的存在论既有密切的联系,又有根本的区别。他指出,人的活动是一种能够创造和使用符号的活动,这种活动创造出了一个为人所特有的符号系统,这个符号系统是“新的实在之维”或文化世界,其中语言是文化世界得以存在的普遍性因素。不过,卡西尔的文化本体论证明也有一个明显的缺憾,即忽视了人的符号世界与客观物质世界的关系。马克思没有创立文化哲学,但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的基本理论却能够为文化哲学的创立提供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更为丰富的思想资源。     

论马克思恩格斯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总体性——兼谈辩证法、世界观和历史观的逻辑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辩证思维方法研究关于事物、知识之“总联系”,使自然哲学、历史哲学以终天年,呼唤新哲学的诞生。这种新哲学首要指唯物主义辩证法,即区别于思辨哲学的辩证哲学,它具有总体性,即批判性、现实性、实践生成性、历史性;唯物主义辩证法也是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运动一般规律的科学。只有确立唯物主义辩证法,才会确立现代唯物主义世界观,进而确立唯物主义历史观。三者相对不同,但在把握事物发展一般规律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上,都是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存在形式。就回答思维和存在关系而言,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观和历史观也具有哲学性质,但就思维和存在区别而言,他们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既不是只满足于“抽象的思维”“感性的直观”的旧哲学,也不是辩证哲学本身,而是辩证哲学的存在形式。他们的新哲学介于“超验”和“经验”之间。需要重新理解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总体性,它贯穿马克思恩格斯的整个学说中,关乎他们学说的整体性质。     

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意义（笔谈）——马克思的认识观

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国内认识论可以称之为“理性认识论”(这里的“理性”当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合理性,而是近代意义上的狭义理性,即工具理性或不含有非理性的理性),在这种认识论中,非理性的各种因素,诸如意志、情感、直觉等等,均是认识的障碍,是认识过程中必须予以克服或排除的东西。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伴随着反理性主义思潮和价值哲学的引     

论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在化进路——以王阳明良知学为中心的考察

王阳明的良知学把"道"或"心体"看作是一个不可言说之域,因此对其认识把握要求从"口耳之学"转进到"身心之学",即由对外在的语义、文本和事物的对象性认识转为对主体自我的体认、内在本质的证悟,从而使认识与人的存在相统一、本体与境界融为一体。阳明心学通过这种内在化进路实现了主体境界的追求,构成了一条中国哲学中历史悠久、意域深广的内在超越之路。当然,中国哲学传统中也存在过度内在化的倾向,需要予以仔细甄别和纠正。     

吠檀多哲学与佛教

吠檀多 (Ved nta)哲学是现代印度哲学流派中的主流哲学 ,从中世纪起一直在印度意识形态领域里起着主导作用 ,影响着占印度人口 75%的普通群众 (主要是印度教徒 )的精神世界 ,是他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赖以形成的思想基础 ;同时 ,不成文地被印度统治集团奉作国家大事的指导思想。因此 ,要了解印度的上层建筑 (印度人的精神生活方式 )和经济基础 (印度人的物质生活方式 ) ,吠檀多哲学的研究是一把金钥匙。本文扼要地评介吠檀多学派的核心理论和它与佛教在本体论问题上的激烈论争。吠檀多哲学家提出“我 tman”是永恒不灭的精神实在 ,认为在经验世界里 ,自然淘汰规律支配着所有精神性和物质性的现象。但永恒的“我” ,不受此限。佛教哲学家不承认有所谓永恒不灭之“我” ,针锋相对地提出“无我论an tman” ,认为任何事物 ,无论其为精神性的或物质性的 ,都不存在所谓的不灭之“我” ,或别的什么不死的主体。吠檀多的“有我论”和佛家的“无我论”的论争 ,正好说明印度意识形态在中世纪的发展趋势。从印度哲学史看 ,早在公元前 1 50 0年的吠陀时期 ,吠陀哲学家就创立了两个重要观念 ,即“有” (sat存在 )和“无” (asat非存在 )。到了吠陀终结的奥义书时期 (公元前 7、 8世纪 ) ,“有”发展为“永存”的观点 ,     

日本的分析哲学(1933—2000)北大核心

逻辑实证主义在二战后才被引入日本哲学学术界。在此过程中，赴日参加“美国研究研讨会”的美国哲学家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第一代分析哲学家出生于20世纪20和30年代，20世纪60年代开始产生一定影响，其中一些人在20世纪70年代出版了高质量的原创著作。第二代分析哲学家出生于20世纪40和50年代，他们在20世纪70和80年代开始教学，并继续发表分析哲学方面的论文和著作。多年来，分析哲学一直被称为“科学哲学”,大意是指科学的哲学。它经常被批评为“非哲学”。然而，分析哲学改变了哲学讨论的风格，并使形成一种足以以可理解的方式表达哲学思想和论点的语言成为可能。     

反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基本原则--析阿尔都塞的主体哲学批判

本文对阿尔都塞在理论逻辑意义上拒斥人本主义和历史主义,以及把“主体”视为意识形态的建构并应以“过程”概念取代之等极易引发误解的观点进行深层解读,澄清了阿尔都塞关于反人本主义、反历史主义和反对一切主体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则的内涵,并作出自己的批判性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