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在理由和理由唯我论——对威廉斯理由内在主义的批评

威廉斯的内在理由论是一种理由内在主义,他认为一切理由都是内在理由,而欲望是行动理由的唯一根据。威廉斯得到这一结论的前提是动机内在主义,即认为当行动者相信其有理由做某事的时候,他必然也有一个相应的行动动机;而具体的论证策略则是将规范的理由还原为解释的理由。威廉斯的论证策略或许可以解释人们的行动机制,但却会取消理由的规范性维度,甚至会取消规范性本身。因为理由内在主义是一种理由唯我论,无法保证理由之规范性的普遍性要求。     

理想状态和规范性——对威廉斯内在理由论的批评

威廉斯的内在理由论是关于实践理由的主观理论,它将欲望作为规范性的标准和最终根据.奎恩批评理由的主观理论是对实践理性的工具主义理解,它会取消理由的规范性维度,进而取消规范性本身.作为回应,威廉斯用行动者在理想状态下的欲望取代行动者的现实欲望作为规范性的根据.一方面,该理想状态是规范性的具体标准;另一方面,该理想状态自身的规范性在于行动者的理性本性.威廉斯的理想化方案挽救不了理由的主观理论.首先,威廉斯所设置的理想状态无法保证现实的规范性;其次,威廉斯将规范性奠基于行动者的理性本性将使其对外在理由论的批评失去根据.     

斯坎伦论价值与理由

斯坎伦在其著作《我们彼此负有什么义务》中提出了"推卸责任的解释",对事物具有的自然属性、有价值的属性以及我们对事物采取某种行为的理由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新的解释。根据这个解释,价值不能为我们提供行动的理由,理由是由事物的其他低阶属性提供的。这一观点受到了"双重条件"、"取消主义"、"错误理由"的三重挑战。     

“内在主义要求”中的两种内在性 ——威廉斯与考斯嘉之内在理由论比较

在围绕"内在理由"问题的争论中,威廉斯与考斯嘉都承诺了一种理由的"内在主义要求"。相比于理论形式上的相似,他们之间的区别更能体现出其各自所具有的深层伦理承诺。可以认为这种区别源于对作为理由承载者的"自我"的不同理解,即立足于人的纯粹理性能力还是立足于个体的经验性心理现实,而这种区别最终则可能源于他们对伦理学研究进路的不同设想。     

我们彼此亏欠什么——兼论道德哲学的理论限度

本文通过分析托马斯·斯坎伦对契约主义的理论改造--用"合理的拒绝"来替换"合理的接受",指出斯坎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道德相对主义以及效益主义的挑战,但其实践效用非常有限.斯坎伦的契约主义只能部分地帮助我们在道德评价上廓清一些道德语词的意义和用法,厘清各种理由之间的分歧和差异,但无助于解决我们在道德实践上尤其是在道德动机上面临的诸种困境.然而,上述结论对斯坎伦并不构成批评,因为作为一个外在理由论者,他不指望道德哲学能够一劳永逸地"越界"解决道德实践的问题,这一立场也促使我们进一步地去思考道德哲学以及道德论证的限度问题.     

出于理由而行动

实践理由是由心理状态还是心理状态所回应的事实（即所谓的成善属性）所提供的,这个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给出理由的日常实践的含混所造成的。亚里士多德与康德的行动论说则向我们表明,这种含混是忽略了理由在本质上具有自反结构,也就是说,它不仅仅是对于成善属性的回应,同时还意识到对于这种成善属性的回应是恰当的。一旦把提了理由的这两个特征,我们就可以区分行为与行动,后者是为了某个目而实施某个行为,既包合行为,也包含目的。由此,选择的对象与道德价值的承担者均应是行动,而不是行为。不仅如此。理由与行动相关的方式与目的和行为相关的方式是不一样的,行动的实践理由不是外在于、后于或分离于行动的因素,理由的描述与行动的说明是同一回事。     

“援手”为什么能够得到辩护

在“孺子事例”中,外在主义在解释为什么“援手”对个体具有权威性时遭遇困境,无法为“援手”进行辩护.朱熹的伦理学提供了一种以外在主义为基础的调和性框架:第一,承认价值实在论;第二,“仁”是对价值实在论的受动回应能力,在面临孺子入井时必然产生“恻隐”,“恻隐”是唯一的动机性及辩护性理由.这种主张拒绝了主体经验的关涉,对一个没有任何善、好、对或者恶、坏、错价值经验的主体而言,援手是必然的.如果主体依照的是由“入井”的价值事实所引起的“恻隐”而行动,则援手是获得辩护的;如果行为者所依照的是某种理想的价值信念或者利益的追求,则援手无法获得辩护.朱熹的框架既包含了外在主义对于规范性的权威的认同,又包含了内在主义关于行为解释的主体相关性.     

规范性理由:内在理由还是外在理由?

动机性理由被用于解释行为的产生,而规范性理由则用于确证行为的合理性。内在主义认为规范性理由也应该能够解释行为的产生,因此是一种与行为人心理状态有关的内在理由。外在主义则否认这一观点,从而将之视为外在理由。内在理由需要以行为人自身的心理状态为基础,这很容易使得规范性理由成为一种相对理由。史密斯的"充分理性人"论证和施罗德的"假言主义"论证虽然力图克服这种相对主义难题,但是它们自身却又面临着困境。对行为人自身心理状态的合理性的考察意味着"规范性理由"本身应该具有一种公共面向,而这是建立在人们共同的欲望、意愿等心理状态的基础上,因此它仍然是一种内在理由。道德生活的目标是通过不断培养个体去拥有共同体所普遍认可的心理状态,最终把当初具有外在面向的规范性理由转化为内在理由。     

第二人称观点、规范性与道德可说明性

规范理由与激发理由之间的张力,在现代道德理论的外在"立法"模式的衬托下显得格外突出。不论是第三人称观点的后果主义还是对道义论的某种理解,都不可逃避地存在着这方面的缺陷。达沃尔在他对"第二人称观点"的阐发中,试图调和"费希特观点"、"普芬道夫观点"和"斯特劳森观点",对"规范性的源泉何在"以及"何以理解道德规范的客观性"这两个问题作出回答,从而为理解规范理由与激发理由之间的连接提供了一个可能的途径。     

理由、原因与行动

作为人的存在方式,行动既有其理由(reason),又关乎原因(cause)。从具体的机制看,行动的理由与行动的原因所涉及的,是行动的根据与行动的动因。理由为行动提供了根据,也使对行动的理解成为可能。在现实的形态上,理由表现为一种系统,并关联着内在与外在、现实与可能等不同的     

认知权威与时间——布兰顿与麦克道威尔的塞拉斯解释之争

塞拉斯明确将认识置入规范性语境中,自然与规范的关系问题就表现为自然的逻辑空间与理由的逻辑空间的关系问题。观察报告因其介于两个空间之间的特殊位置而得到塞拉斯及其后学的关注,布兰顿和麦克道威尔在观察报告的权威性来源问题上存在根本分歧。本文以布兰顿和麦克道威尔对塞拉斯《经验主义与心灵哲学》的解读分歧为导引,分判双方的得失,最终借助库克拉的研究,揭示塞拉斯隐含的双重时间观,即自然的逻辑空间与理由的逻辑空间具有不同的时间性,两种时间性对观察报告的权威性来源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     

托马斯·斯坎伦的理由观念

理由已经成为当今元伦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关于这一主题,斯坎伦持一种基础主义、认知主义和实在主义的观点。斯坎伦把理由定义为有利于某事的考虑,其本质是一种规范关系。他以理由基础主义反对还原论自然主义,认为理由和理由判断不能被还原为自然事实和对自然事实的判断;以理由认知主义反对表达主义,认为理由判断是关于规范真理的信念,具有确定的真值。其理由实在主义又不同于摩尔式的非自然主义,认为理由判断的主题是某种独立于主体但不外在于主体的"存在"。斯坎伦的理由观念要面对形而上学诘难、认识论诘难和实践论诘难。斯坎伦通过"理性行动者"这一概念回应实践论诘难,通过"域"和其中的"标准"来回应形而上学诘难和认识论诘难。在回应这些问题的同时,斯坎伦发展出一套独特的形而上学理论。     

捍卫常识:从实践知识到行动哲学的新透视

实践知识是行动者对自己行动的知识,对此有心意还原论与素朴实在论两种解释路径。心意还原论认为,行动者直接知道的并不是世界之中的行动,而只是心灵领域中的意图与意志努力,这是行动的精致解释。素朴实在论则主张心灵与世界之间的贯通,在这种解释中,实践知识直接断言的就是行动本身。与麦克道不同,安斯康姆是在以非析取论的方式"捍卫常识",因为实践知识本质上是行动者的自我知识,这有别于行动者对外部世界的知识。     

如何成为一个深刻的析取论者?——对麦克道威尔析取论的一项研究

析取论是知觉理论中的一个基本立场。本文试图以普特南和伯吉对析取论的批评为参照系,探讨麦克道威尔所持的独特析取论立场。麦克道威尔通过区分"事物本身的呈现"和"在主体看起来的样子",从根本上保证了日常世界的独立性,并以先验的方式规定了世界可以按其原本所是直接呈现给知觉主体。这一独特的析取论立场完全符合麦克道威尔希望将实在纳入概念领域的先验哲学旨趣。     

托马斯·内格尔论理由与欲望

休谟主义理论认为构成行动理由的基础性要素是非认知性的欲望,托马斯·内格尔为休谟主义提供了一种替代选择:一个纯粹认知性的考虑可以不依赖于它与行动者的实际动机状态的关系而成为行动理由的基础,并且这一考虑本身就具有动机效应。内格尔认为伦理学在人类动机中的基础不是欲望,而是理由本身所拥有的体系结构,即由无时间性理由和客观理由所构成的一般理由的基本准则,它需要诉诸"人的形而上学"概念。但由于内格尔忽视了使得一个道德命题为真所必须依靠的非认知性状态,混淆了"决定欲望某个东西"与"对那个东西的欲望"在本质上的区别,同时也由于其论证程序本身所包含的循环论证色彩,所以尽管他对休谟主义构成的挑战是巨大的,但仍不足以彻底颠覆休谟主义的基础主张。     

规范性的本质与规范判断内在主义

对于什么是应该的,即人们应该如何思考和行动的"规范性"问题,韦奇伍德提供了一种规范言谈和规范思想的语义解释,提出了一种规范判断内在主义的解决方案,认为在规范判断与意向以及实践推理之间有一种本质的或内在的关联。但是规范判断内在主义的解决方案受到了来自霍尔顿、科拉等人的挑战,他们试图表明,内在主义的解决方案是不全面的,即一种规范言谈和规范思想的语义学解释并不足以说明规范判断的效力以及一个人如何从合理的推理贯彻到行动。     

道德动机的道德心理学诠释路向

区别于心理学的道德心理学,哲学的道德心理学并不以描述和解释心理现象为目标,而是通过研究道德行为的心理基础来理解道德的本质。道德动机问题是道德心理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当前对这一问题的基本分析框架是以澄清"欲望"和"理由"这对概念为内在前提,深度考察"欲望"和"理由"究竟哪一个在行动激发和行动者的实践思考中发挥着更基础的作用。这一讨论的实质并非我们能否直接被某些考虑激发起来行动,而是激发行动的考虑在本质上究竟是认知状态还是非认知状态,这也是休谟主义和反休谟主义的根本分歧所在。     

康德是道德内在主义者吗

内在主义和外在主义之间的争论是当前道德心理学讨论中的热点问题.这一争论的核心是如何理解在某个行动中理性、意志和欲望所起的作用,以及这三种心理状态与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康德式内在主义理论需要给出一种论证来弥合理性和动机之间的裂痕.康德实践哲学实际上是围绕欲求能力(Begehrungsverm(o)gon)的两种规定根据而展开的.在康德的动机体系中,理性或道德性与欲求能力之间的裂痕实际上已经通过敬畏(Achtung)这种先天情感得到了合理的安置.     

理性的意志薄弱与慎思自我

意志薄弱难题的实质在于,如果经过全面慎思的最佳判断对行动者具有决定性的规范效力,那么为何在有些情况下他会有意地违反它而行动。本文指出,传统观点对意志薄弱的非理性解释是有问题的,它的两个支柱——作为辩护依据的"理性原则"和作为心理学基础的"准传动的模型",都是不完备的。更进一步,通过对慎思自我的结构特征的分析,本文阐明了意志薄弱源于自我融贯性的调整和建构过程。在此过程中,行动者是在理性地使用"理由不完备性原则",因为理由的不确定性映射着自我的不确定性。由此,我们为意志薄弱的理性说明提供了一个更加基础性的辩护。     

复合后果主义与行善的限度

为了应对道德的严苛性批判并提供合理的行善要求,复合后果主义区分了道德问题所属的领域,并限制了道德规则的应用范围。但是,当我们运用复合后果主义解决道德问题时,将面临道德跨领域冲突的挑战,这种冲突揭示了复合后果主义因缺少对多元价值的讨论所导致的理论困境。基于个人视角的偏倚性理由能够为行动者提供具有规范性的行动理由,这种规范性为个人的慈善行为施加了限制,修正了复合后果主义的行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