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学生的灾难暴露程度对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影响：中介和调节效应

汶川地震后1年时,采用灾难暴露程度问卷、主观害怕程度问卷、社会支持问卷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量表,对地震极重灾区的3058名中小学生进行调查,考察灾难暴露程度、主观害怕程度、社会支持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关系。结果发现：（1）震后1年时中小学生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发生率为9.6%,其中有目睹他人死亡经历的学生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发生率为16.2%;（2）灾难暴露程度能正向预测创伤后应激障碍,而主观害怕程度在灾难暴露程度对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3）社会支持在灾难暴露程度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但不能调节主观害怕程度与创伤后应激障碍之间的关系。其中,无论支持的性质如何,父母和教师的支持都能缓解灾难暴露程度对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影响,而同学和其他人的支持则不具有调节效应。     

创伤暴露程度、主观害怕程度对儿童创伤后应激障碍影响的追踪研究: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

为了考察创伤暴露程度、主观害怕程度、社会支持与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之间的纵向关系,本研究采用创伤暴露程度问卷、主观害怕程度问卷、社会支持问卷与儿童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量表对雅安地震半年后的303名小学生进行测查,并于震后一年半时进行再次测查。逐步回归分析的结果发现,创伤暴露程度对地震半年后的PTSD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对震后一年半的PTSD没有显著的预测作用;无论是震后半年还是一年半,主观害怕都可以加剧PTSD、社会支持都可以缓解PTSD;社会支持在创伤暴露程度与PTSD之间不起显著的调节作用,但却可以显著地调节主观害怕程度对震后一年半的PTSD的影响,表现为主观害怕程度对震后一年半的PTSD的正向预测作用随着社会支持水平的增加而降低。     

创伤暴露程度对中学生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影响：复原力的调节作用

采用创伤暴露程度调查表、复原力量表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量表调查了汶川地震1年后的773名中学生,考察了其复原力在创伤暴露程度与创伤后应激障碍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地震1年后,中学生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水平较低,其中男生的水平低于女生,初一学生的水平相对低于初二、高一和高三学生;创伤暴露程度对创伤后应激障碍及其各维度都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复原力在创伤暴露程度对创伤后应激障碍及其回避性症状与警觉性增高症状的影响上发生负向调节作用,在创伤暴露程度对闯入性症状的影响上不起调节作用。     

青少年的创伤暴露程度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关系——核心信念挑战、主观害怕程度和侵入性反刍的作用

采用创伤暴露程度问卷、核心信念量表、主观害怕程度问卷、反刍问卷和创伤后应激障碍问卷,以雅安地震6个月后的310名中学生为被试,考察其创伤暴露程度、核心信念挑战、主观害怕程度、侵入性反刍与创伤后应激障碍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雅安地震6个月后青少年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发生率及整体水平较低,其中男生水平低于女生,高一年级学生水平相对高于初一、初二和高二年学生。结构方程模型的结果显示,创伤暴露程度可以通过核心信念挑战对创伤后应激障碍起正向预测作用,也可以通过核心信念挑战经侵入性反刍的多重中介来正向预测创伤后应激障碍;创伤暴露程度还可以通过主观害怕程度经侵入性反刍的多重中介来正向预测创伤后应激障碍。但是创伤暴露程度不能直接通过侵入性反刍预测创伤后应激障碍,也不能通过主观害怕程度直接预测创伤后应激障碍。     

受灾情况和复原力对地震灾区中小学生创伤后应激反应的影响

进行心理援助之前,对都江堰安龙镇某九年制学校学生进行受灾情况、复原力和创伤后应激反应的测查,目的在于探讨受灾情况和复原力对中小学生创伤后应激反应的独立和交互影响,并为心理援助活动提供参考。结果表明：（1）在震后一个半月之时,该校有32%的学生出现较严重的创伤后应激反应;（2）有亲人遇难的学生在闯入、回避、警觉以及创伤后应激反应的总分上均显著高于无亲人遇难的学生;（3）复原力中的积极认知和信任两个维度对降低学生创伤后应激反应有比较大的作用;（4）复原力中的社会支持维度能够缓冲亲人遇难带来的负向影响     

创伤暴露程度对青少年物质滥用的影响：创伤后应激障碍与依恋的中介作用

为了考察汶川地震后青少年的创伤暴露程度、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父母依恋和同伴依恋与物质滥用之间的关系,采用创伤暴露程度问卷、儿童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量表、父母与同伴依恋问卷和物质滥用问卷对汶川县和茂县的1435名中学生进行调查,选取有物质滥用的青少年354名作为本研究的对象。结果发现：创伤暴露程度可以直接正向预测作用物质滥用。不过,在创伤暴露与物质滥用直接关系之间加入PTSD、父母和同伴依恋之后,创伤暴露程度对物质滥用的直接预测作用不再显著,并且创伤暴露程度不能通过同伴依恋预测物质滥用,也不能通过PTSD经同伴依恋对物质滥用发挥多重中介作用;但创伤暴露程度能通过PTSD正向预测物质滥用,可以通过父母依恋负向预测物质滥用,并且创伤暴露程度还可以通过PTSD经过父母依恋对物质滥用发挥正向的多重中介作用。     

青少年创伤后应激障碍对反社会行为的影响：述情障碍与复原力的作用

为考察青少年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述情障碍、复原力与反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采用了地震暴露程度量表、PTSD核查表、述情障碍量表、复原力量表和儿童行为核查表（青少年）对九寨沟地震后的621名中学生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在控制了汶川和九寨沟地震暴露后,PTSD可以直接导致反社会行为,也可以通过述情障碍间接地引发反社会行为;复原力可以缓解述情障碍和反社会行为,也可以缓冲PTSD对反社会行为的诱发或加剧作用,但不能显著地调节PTSD与述情障碍之间的关系。     

中学生创伤后成长、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发展趋势:心理复原力的预测效应

以问卷调查的方法对汶川震后初一年级的学生进行2.5年的追踪研究,通过多层线性模型(HLM)来探索创伤后成长(PTG)和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发展趋势以及心理复原力对二者的预测效应。结果发现,随着时间的发展,心理复原力仅在第二次施测时呈显著下降趋势,PTSD与PTG均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非线性发展趋势;心理复原力的三个因子对PTG均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力量因子对PTSD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其中,乐观因子可进一步预测PTG的发展速度,力量因子可进一步预测PTSD的发展速度;在灾后中学生PTG的增长、PTSD的降低中,心理复原力可以分别解释18.87%和14.74%的变异。     

情绪性人格对青少年创伤后成长的影响：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和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

汶川地震两年后,采用小五人格问卷、应对方式问卷、社会支持问卷和创伤后成长问卷对497名中学生进行调查,探讨青少年创伤后成长与情绪性人格、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的关系。结果显示：（1）青少年创伤后成长的年龄、性别差异不显著;青少年创伤后成长的三个维度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人际体验的改变分值最高,其次是自我觉知的改变,得分最低的为生命价值的改变;（2）积极应对方式在情绪性人格与创伤后成长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消极应对方式则不发挥直接的中介作用;（3）情绪性人格与创伤后成长之间的中介效应受到社会支持的调节,低社会支持组的个体情绪性人格越高,越容易采取积极认知、寻求支持等积极的应对方式,从而产生更高的创伤后成长。     

主动反刍、创伤后应激障碍与创伤后成长的关系:一项来自汶川地震后青少年的长程追踪研究

本文以追踪研究的方式, 在汶川地震后3.5年、4.5年和5.5年三个时间点, 采用反刍问卷、创伤后应激障碍问卷和创伤后成长问卷对汶川地震后245名中学生进行调查。通过建立交叉滞后模型, 考察主动反刍、创伤后应激障碍与创伤后成长的相互作用关系。结果发现, 震后3.5~5.5年间, 创伤后应激障碍对主动反刍具有跨时间点的正向预测作用, 主动反刍对创伤后应激障碍跨时间点的预测作用不显著;主动反刍与创伤后成长之间存在跨时间点的相互正向预测关系;创伤后应激障碍与创伤后成长之间跨时间点的直接预测作用不显著, 但震后3.5年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可以通过震后4.5年的主动反刍间接地正向预测震后5.5年的创伤后成长;创伤后应激障碍与创伤后成长的横断关系随着时间历程的变化而逐渐减弱。     

汶川地震8.5年后青少年的社会支持与创伤后成长的关系:自我效能感和自尊的中介作用

为考察汶川地震8.5年后青少年的社会支持、自我效能感、自尊与创伤后成长（PTG）之间的关系，利用社会支持问卷、自我效能感问卷、自尊量表和创伤后成长问卷对地震灾区的1185名中学生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创伤暴露程度对社会支持、自我效能感和自尊均不具有显著影响，但对PTG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而在控制创伤暴露后，社会支持不仅可以直接促进PTG，也可以分别通过自我效能感和自尊促进PTG，还可以通过自我效能感经自尊的多重中介作用来促进PTG，表明自我效能感和自尊在社会支持与PTG的关系中发挥着显著的中介效应。这些结果说明社会支持对PTG影响的一个重要机制是通过提升个体的自我效能感、增加其自尊来实现的。     

汶川地震三年半后中学生的感恩对创伤后成长的影响：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

采用感恩问卷、社会支持问卷和创伤后成长问卷对汶川地震三年半后的376名中学生进行调查,考察其感恩与社会支持对创伤后成长的影响,并检验社会支持在感恩与创伤后成长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1）灾后中学生的创伤后成长水平较高,其中自我觉知的改变与人际体验的改变水平高于生命价值观的改变水平,女生人际体验的改变水平高于男生,初一学生的创伤后成长水平相对低于高年级学生;（2）感恩和社会支持可显著地正向预测创伤后成长;（3）社会支持在感恩与创伤后成长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这表明,汶川地震三年半后中学生的感恩可以直接正向预测创伤后成长,也可通过社会支持正向影响创伤后成长。     

青少年的乐观与创伤后成长的关系:希望与反刍的中介作用

采用创伤暴露程度问卷、乐观问卷、希望问卷、反刍问卷和创伤后成长问卷,以雅安地震2.5年后的416名中学生为被试,考察其乐观、希望、反刍与创伤后成长（PTG）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在控制创伤暴露程度后,雅安地震2.5年后青少年的乐观可以直接正向预测PTG,也可以经过希望来间接地正向预测PTG,还可以通过希望经主动反刍的多重中介来正向预测PTG;甚至乐观还可以通过侵入性反刍经主动反刍间接地负向预测PTG,但预测作用远小于乐观对PTG的促进作用;乐观通过希望不能经侵入性反刍对PTG发挥显著的直接和间接预测作用,且乐观还不能直接通过主动反刍促进PTG。     

青少年创伤后应激症状对反社会行为的影响：述情障碍与复原力的作用

为考察青少年创伤后应激症状(PTSS)、述情障碍、复原力与反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采用了自陈式量表对九寨沟地震后的621名中学生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在控制了汶川和九寨沟地震暴露后,PTSS可以直接正向预测反社会行为,也可以通过述情障碍间接地正向预测反社会行为;复原力可以缓解述情障碍和反社会行为,也可以缓冲PTSS对反社会行为的诱发或加剧作用,但不能显著地调节PTSS与述情障碍之间的关系。这些结果说明了在PTSS预测反社会行为的过程中,述情障碍发挥了中介作用,复原力起着调节作用。     

丧失、创伤及人类复原力

通过文献回顾,探讨丧失、创伤及人类复原力问题,以期促进人们对复原力的理解并为灾难创伤后民众的心理复原提供一些理论根据.研究发现,复原揭示的轨迹不同于恢复过程,面对丧失或潜在创伤时复原力比通常人们想象的更普遍,并且是通过各种不同途径来实现的.     

社会支持对震后青少年创伤后应激障碍和创伤后成长的影响: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采用创伤暴露问卷、社会支持问卷、自我效能感量表、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核查表和创伤后成长问卷,在汶川地震8.5年后对地震极重灾区的1185名中学生进行调查,考察社会支持对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和创伤后成长（PTG）的影响,并检验自我效能感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在控制创伤暴露程度、性别和年龄等变量后,社会支持不仅可以直接负向预测PTSD、正向预测PTG,也可以通过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负向预测PTSD、正向预测PTG。这表明,自我效能感在社会支持与PTSD、社会支持与PTG的关系中都具有部分中介效应。     

术后乳腺癌患者体象对创伤后应激障碍和创伤后成长的影响：反刍的中介作用

为探讨乳腺癌患者反刍这一认知情绪调节方式在体象和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创伤后成长（PTG）之间的中介作用，采用体象量表（BIS）、认知情绪调节问卷中文版（CERQ-C）、创伤后应激障碍量表（PSS）和创伤后成长问卷（PTGI）对150名乳腺癌术后患者进行研究。结果发现：（1）乳腺癌患者的体象可以正向预测PTSD和PTG；（2）乳腺癌患者的反刍在体象和PTSD的闯入性症状、回避性症状中起中介作用，在体象与PTG中的中介作用不显著。结果表明，体象既可以正向预测乳腺癌患者的PTSD和PTG，也可以通过反刍的中介作用影响PTSD。     

青少年的情绪调节策略对创伤后应激障碍和创伤后成长的影响: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

为了考察雅安地震后青少年的情绪调节策略、社会支持与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和创伤后成长(PTG)之间的关系,采用创伤暴露程度问卷、情绪调节策略问卷、社会支持问卷、儿童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量表和创伤后成长问卷对雅安市芦山县的315名中学生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创伤暴露程度对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的预测作用不显著,对PTSD和PTG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青少年的认知重评策略可以显著地负向预测PTSD、正向预测PTG,表达抑制策略仅对PTSD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对PTG的预测作用不显著;社会支持可以显著地调节表达抑制策略对PTSD和PTG的作用,表现为表达抑制对PTSD的正向预测作用随着社会支持的增加而降低,并可随着社会支持的增加而对PTG发挥促进作用。     

青少年重复创伤暴露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关系:安全感与认知重评的中介作用

采用创伤暴露程度问卷、生活事件量表、安全感量表、情绪调节策略问卷和修订后的DSM-5的PTSD核查表对汶川地震8.5年后的1156名中学生进行调查,考察其重复创伤暴露、安全感和认知重评与PTSD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在控制初次地震暴露后,重复创伤暴露可以直接正向预测PTSD,也可以通过确定控制感和人际安全感分别间接地正向预测PTSD,还可以通过人际安全感经认知重评的多重中介作用来正向预测PTSD。不过,重复创伤暴露不能直接经过认知重评对PTSD发挥显著的预测作用,也不能通过确定控制感经认知重评来对PTSD发挥显著的多重间接预测作用。     

创伤事件的痛苦程度对创伤后成长的影响：核心信念挑战的作用

采用创伤事件终身经历问卷—学生版、核心信念量表、创伤后成长评定量表,对3所大学进行问卷调查,探索具体创伤事件痛苦程度与创伤后成长(PTG)的关系,并检验核心信念挑战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1)家人患病或死亡类的创伤事件痛苦程度可负向预测PTG,并以核心信念挑战为中介;(2)目睹他人或自身相关的创伤事件痛苦程度和自身受虐待类的创伤事件痛苦程度可正向预测PTG,并以核心信念挑战为中介;(3)自然灾害类的创伤事件痛苦程度和家庭冲突类的创伤事件痛苦程度与核心信念挑战和PTG都无显著相关。因此不同领域的创伤事件痛苦程度引发创伤后成长的可能性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