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30个月后中小学生的身心状况研究

通过对汶川地震极重灾区的中小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考察其在地震30个月后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抑郁、学习倦怠和创伤后成长等身心状况。结果发现：（1）震后30个月的中小学生创伤后应激障碍和抑郁情况较为严重,发生率分别达到6.6%和69.5%,女生和高年级学生是其高危人群;（2）学习倦怠总体情况比较轻微,学习的低效能感相对较严重;（3）创伤后成长的程度较高,且性别和年级间差异与创伤后应激障碍相似;（4）创伤后应激障碍、抑郁及学习倦怠等3个消极变量和创伤后成长之间分别为正相关、零相关和零相关。建议心理疏导人员将重心放在降低创伤后应激障碍和抑郁的程度及激发受灾学生的创伤后成长方面,并充分意识到创伤后成长程度较高的学生也有出现心理不良状况的可能性。     

自然灾难后身心反应的影响因素:研究与启示

所有经历自然灾难的人都会出现应激反应。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反应或消退, 或转化为一种创伤后成长(PTG), 或恶化为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等。根据危险因素模型, 这一过程受三类因素影响:(1)前灾难因素, 如性别、年龄等;(2)当下灾难因素, 如创伤暴露程度等;(3)后灾难因素, 如社会支持、复原特征等。其中, 后灾难因素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在危险-保护因素模式及机体主动模式的基础上, 分析了后灾难因素的作用机制, 通过研究的整合, 探讨了其对于灾后研究和干预的启示。     

创伤暴露程度对中学生创伤后成长的影响——复原力的调节作用

采用修订后的创伤后成长问卷（PTGI）、复原力量表（CD-RISC）以及自编的震后创伤暴露程度调查表对汶川地震后异地复学的166名中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探讨复原力在创伤暴露程度和创伤后成长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主观害怕程度对创伤后成长有正向预测作用,主观害怕程度越高,创伤后成长的水平越高;复原力对主观害怕程度和创伤后成长之间的关系起增强作用;复原力对房屋损毁和创伤后成长之间的关系有一定的增强作用。     

中小学生的灾难暴露程度对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影响：中介和调节效应

汶川地震后1年时,采用灾难暴露程度问卷、主观害怕程度问卷、社会支持问卷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量表,对地震极重灾区的3058名中小学生进行调查,考察灾难暴露程度、主观害怕程度、社会支持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关系。结果发现：（1）震后1年时中小学生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发生率为9.6%,其中有目睹他人死亡经历的学生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发生率为16.2%;（2）灾难暴露程度能正向预测创伤后应激障碍,而主观害怕程度在灾难暴露程度对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3）社会支持在灾难暴露程度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但不能调节主观害怕程度与创伤后应激障碍之间的关系。其中,无论支持的性质如何,父母和教师的支持都能缓解灾难暴露程度对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影响,而同学和其他人的支持则不具有调节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