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叠共识的公共性与辩护性

罗尔斯的后期哲学例证了一种公共辩护(public justification)的方案。作为这一方案的核心环节,重叠共识不仅需要展示正义原则是如何得到辩护的,还需要使这种辩护满足公共性的要求。许多学者基于"双重视角"的区分来理解重叠共识,认为它是从理性个体有偏袒的私人立场出发来对正义原则的稳定性进行检验的。这种观点既不能真正解释重叠共识的辩护性,也无法满足公共性的要求。事实上,重叠共识最好被理解为合理公民们从集体的公共视角出发,尝试调和正义原则和各种合理整全学说的动态过程,其最终目标是确立一种辩护的政治,而非展示正义原则理论上的正确。     

重叠共识究竟证成了什么——罗尔斯对正义原则现实稳定性的追求

重叠共识既是对正义原则稳定性的论证,也是证成正义原则时不可或缺的一个必要环节。但许多人认为这两个目标是无法兼得的,应该把重叠共识只理解为对正义原则道德正当性的证成,而非对其现实命运的考察。这种观点既误解了罗尔斯最根本的问题意识,也不能真正解释正义原则在道德上的正确性,因此是错误的。重叠共识最终证成的,其实就是正义原则在现实社会中的稳定性。     

重叠共识理念再检讨

基于合乎情理的多元主义的事实,罗尔斯意识到《正义论》中的正义观念缺乏稳定性。在《政治自由主义》中,他通过公共辩护这一概念处理稳定性问题,目的是通过公共辩护,由合乎情理的公民所拥有的合乎情理的整全性主张来最终形成关于正义观念的重叠共识。这一处理是否成功的关键就在于重叠共识的可欲性和可能性。在可欲性上,重叠共识所面临的主要考验在于正义观念之间的冲突所导致的分歧,但这是一个得以在政治自由主义理论框架内解决的问题。在重叠共识的可能性问题上,正义观念的初步辩护和充分辩护之间可能存在着难以轻易填补的理论间隙,这需要对政治自由主义中的前提性条件做出更为仔细的辩护。     

罗尔斯的理性重叠共识

重叠共识被认为是理解罗尔斯思想"政治的转向"的枢纽性概念。人们一般认为,这一概念的提出意味着他的正义理论是建立在社会公众的意见或者常识之上。然而,重叠共识虽然把公众的信念当作正义理论的基石,但并不是对公众观念的简单收集,相反,它试图找出那些蕴含在政治文化中的更一般观念。因为只有这些基础性的观念可以成为理性推演的出发点。重叠共识的稳定性要求还意味着公民理性的自我谦抑,意味着辩护和信念的分离。     

宗教、法律和政治——论文化多元的世界社会中的政治正义

各交往领域和经济的全球化正在产生出一个"世界社会",而这个世界上恰恰存在着由各大文化传统影响而成的多重现代性格局。要考察这个格局,系统理论的视角和文化主义的视角都有局限:前者忽视了文化的作用,后者则把世俗现代性简单地等同于诸种文化之一。通过把社会理论的普遍化视角和文明比较研究的多样化视角结合起来,彼此遭遇的不同文明与它们所共享的全球现代社会之间的互动,则成为关注的焦点。为克服这种遭遇和互动导致分裂和冲突,必须就世界社会中的政治正义原则展开文化间商谈以寻求共识。为成功进行这种商谈,必须从各自传统中发掘出一种自我反思能力。这种能力与世俗理性颇为相似,但对理性的世俗理解不同于对理性的世俗主义理解。世俗理性只承认原则上可以说服任何人的论证,但它必须如罗尔斯主张的那样对宗教传统和整全学说保持中立,而不必否定这些传统和学说的本身的有效性主张。非但如此,世俗理性还应该一如既往地向宗教传统借鉴与现代社会的正义观念相一致的思想资源,与各大宗教传统一起参与彼此互补的学习过程。     

《国家篇》中关于正义的技艺论证

本文试图说明,作为《国家篇》核心论题的正义理论,主要是通过技艺论证得以阐明的。技艺论证的范围应比通常理解的更宽泛,它既包括了功能论证,也包括了理性思辨。此论证应视作一个贯穿全书的基础性架构,它先是把正义的对象从个别事物扩展到世界整体,进而从灵魂秩序中为正义找到了一个自然基础,最后把灵魂正义和城邦正义统一起来。借助于对这一论证的分析,可以解决柏拉图正义理论中所谓的"工具性困难"。     

正义与共识——对罗尔斯正义观念实践功能的批判性考察

对约翰·罗尔斯而言,正义观念的实践功能指的是它能否得到民主社会公民的一致认可,从而帮助他们在正义问题上达成共识.为了实现正义观念的实践功能,他的方法是诉诸一种抽象的组织化的理念,为民主社会的公共政治文化中互相冲突的理念和原则赋予融贯性.罗尔斯所提出的这一共识的基础,即一种正义观念,能否在现实中得到公民的认可,关键在于一种为了融贯性而做出的理论重构,相对于我们对正义的日常理解如何能够具有权威性,而罗尔斯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有所回避.这表明,为了说明政治哲学如何能够解决我们的实践分歧,我们仍然有更多的工作要做.     

儒家至善论:政治的,还是整全的?

儒家学说是一种要求国家推行特定良善生活观念的至善论主张。要想在多元分化的现代社会为强制性的国家行为奠定道德基础,这种主张需要得到其它宗教、哲学学说支持者的支持。据此,有学者认为,儒家至善论应该成为一种对所有宗教、哲学等整全学说都不持立场的政治观念;但也有人主张,儒家至善论只能是一种整全的学说。通过考察罗尔斯后期哲学中政治观念与整全学说的区分,我们可以证明,关于儒家至善论的这一争论其实是建立在对罗尔斯学说的误解之上的。不仅如此,由于这种误解,儒家至善论者们也错失了儒家学说在现代社会复兴的真正基础,因此大大降低了其自身的理论前景。     

看法与论证

本文的主导问题是:我们为自己已经具有的看法进行论证是否多余甚至虚伪?为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澄清关于论证的一些误解。论证并不只是为了说服别人。从根本上说,论证是把东一处西一处的道理联系起来,使我们获得整体的眼光,或日综观。尽管我们在着手论证之前已经有为之进行论证的看法,但获得了论证的看法,在上述意义上,是一种新的看法。即使我们并没有通过论证达到"共识",论证也并非徒劳,因为它可能有助于多样性之间的相互理解。     

是基本的正义原则还是理想的社会管理规则?——G.A.科恩对罗尔斯的建构主义正义观的分析和批判

如何确立一个社会的正义原则是当代政治哲学家普遍关注和激烈争论的一个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哈佛大学的罗尔斯教授在其代表作《正义论》中提出了一种确立正义原则的原初状态理论,这一理论把正义原则等同于原初状态中人们选择的产物。对此,牛津大学G.A.科恩教授提出了针锋相对的反对意见。他在其《拯救正义与平等》一书中论证说,罗尔斯的原初状态理论实际上是把理想的社会管理     

反思平衡:罗尔斯理论转向的方法论基础

反思平衡的哲学方法贯穿于罗尔斯建构正义理论的全过程,其包含三个基本要素,即深思熟虑的道德判断、普遍的道德原则与相关的背景理论,通过将它们进行反复比照、不断调整以达至内在的平衡状态,成为检验公平正义学说的合理性标准。但是,由于后来罗尔斯觉察到了自由民主社会之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在正义观念上产生分歧的现象即合理多元论的事实,并将此种现象归因于理性的"判断的负担",因而他不得不使其公平正义学说从最初作为一种合理完备性学说转向一种作为各种合理完备性学说的重叠共识之结果的正义的政治哲学,以应对相关背景理论尤其关于人的理论所发生的变化。正因诉诸反思平衡的哲学方法,罗尔斯实现了其正义理论的政治转向。     

不偏不倚性与正义观念的多元性--亚马蒂亚·森对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批评

森把罗尔斯处理正义问题的进路概括为以追求单一的完美正义原则为目标的先验制度主义,他批评这种进路既非必要亦不可行.通过澄清一些误解,能够论证在正义这个问题上,界定单一的正义原则是必要的,但罗尔斯的所谓合理的正义观念的确面临着由一种高阶无偏倚性要求带来的多元化压力.为此,罗尔斯提出了一定程度上化解这种压力的途径及合理性.     

道德规范话语论证的几个主要问题

话语伦理学是现代和当代社会有关道德规范进行有效性和适当性话语论证的一种重要理论。在现代和当代道德意识发展的阶段上,只有通过话语才能够形成论证。普遍性原则、话语原则和适当性原则是论证的重要原则。但是,论证是有局限的,因为哈贝马斯将论证放置在生活世界、非暴力领域中。     

再论分配正义——答段忠桥教授

<正>我在《哲学研究》2011年第3期发表《分配正义:从弱势群体的观点看》一文(下引仅注页码),表达了关于分配正义问题的一些观点,特别是提出了分配正义的原则。这篇文章的论证逻辑如下:首先,一种分配只有得到弱势群体的同意,它才能是正义的;其次,分配正义的原则应该把弱势     

主观权利的诉求“语法”与认同乌托邦

哈贝马斯试图让民主商谈程序发挥语言交流中的语法那样的主体间进行沟通的基本规则的功能。建制化的民主商谈程序仅仅具有部分"语法"功能,作为一种形式正义,它并不能保证商谈结果为正义,从而实现作为普遍同意之充分条件的实质正义。因此,单纯依靠民主商谈程序并不能保证消除异议。使用多数原则终结异议这一做法如果不能摆脱策略性形象,就无法祛除异议而博得真正的同意。可供选择的补救措施为,将立法的道德论证贯彻到底,为多数原则设计道德论证,把现在只能定位为一种策略的多数原则在观念中改造为一种具有道德意义的决断。     

充分的分配正义何以实现

完善的分配正义应该是充分的分配正义,它包含了以经济标准来进行分配的经济的分配正义和以社会标准来进行分配的社会的分配正义。充分的分配正义包含的两种分配标准及其相应的两种分配正义之间存在着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的内在冲突,这种内在冲突不仅进一步证明了完善的分配正义只能是把"做蛋糕"和"分蛋糕"有机结合起来的充分的分配正义,也给充分的分配正义的实现设置了巨大的困难。我们认为,把伦理学和经济学结合起来,采用一种建立在"历史原则"之上的动态的"伦理妥协"的方式应该是实现充分的分配正义的有效路径。     

正义论的主要观念和两个正义原则

一、正义论的主要观念我的目的是要提出一种正义观,这种正义观进一步概括人们所熟悉的社会契约理论(比方说:在洛克、卢梭和康德著作中的契约论),使之上升到一个更高的抽象水平。为做到这一点,我们并不想把原初契约作为一种要进入一种特殊社会或建立一种特殊政体的契约,确切地说,我们的指导思想是:适用于社会基本结构的各种正义原则是原初契约的目标。这些原则是那些想促进他们自己的利益的自由和有理性的人们,将在一种最初的平等状态中接受的,以此来确定他们联合的基本条件。这些原则将调节所有进一步的协商,详细说明各种可     

话语共识:后形而上学社会的实质正义标准

在后形而上学社会中,正义标准因传统形而上学基础的丧失而困境重重。哈贝马斯提出的话语理论的正义观只关注正义的形式,而不涉及到正义的实质内容,更不涉及实质正义的标准。正义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在话语形式中达成的共识,就是内容,也是后形而上学社会的实质正义标准。     

当代西方的另一种正义理论

《哲学动态》1994年第6期刊登了一篇介绍当代西方正义理论的文章,其中介绍了罗尔斯的“社会正义论”和诺齐克、哈耶克的“程序正义论”,这两种学说的代表作都已有了中文译本。在这里,我把不同于上述两种正义论的一种最新的正义学说——迈克尔·瓦尔策(Michael Walzer)的正义论作一简要的述介。     

亚里士多德论目的、功能与幸福 ——对包容论的新辩护

在著名的"功能论证"中,亚里士多德将幸福定义为灵魂的符合"最具目的性的"德性的实现活动。学术界围绕该定义的理智论和包容论之争,根源在于"目的"概念的双重意涵(整全和终极)之间的张力。基于对《尼各马可伦理学》I.1-2和I.7关于目的、功能与幸福的阐发的分析,可知亚里士多德在"功能论证"中采用的目的概念更加强调其整全而非终极的意涵,因此,该论证最终得出的幸福生活应该是具有整全的实践视野的政治生活,而非实现终极的人类可能性的哲学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