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妨反过来想想──反向思维在科技创新中的奇妙作用

1901年，在伦敦一个火车站，举行了一次新式除尘器的公开表演。这种除尘器就是把灰尘吹跑，当它在火车车厢里使用时，扬起的灰尘几乎叫人透不过气来，当时人群中有一位发明家──赫伯布斯心想，吹尘不行，那么反过来吸尘行不行呢？回家后他就试用手帕蒙住口鼻，趴在地上用嘴猛力吸气，结果灰尘都被吸附到手帕上来了，证明吸尘的方法是可行的，于是带有灰尘过滤装置的负压吸尘器诞生了。吸尘器的发明过程中，从“吹”到“吸”就是一种反向思维的结果。反向思维是一种逆正常思路而寻求解决问题关键的思维方式，也称为逆向思维，在研究问题和创…     

历代帝王与五台山佛教

五台山作为文殊菩萨道场和佛教圣地,在很早以前就与历代王朝的中央政府建立起一种极为密切的关系。这一关系在提高五台山宗教地位的同时,也逐渐确立了它的历史地位。它逐渐被纳入统治者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治国方略中,并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五台山历史地位的确立与巩固,主要借助帝王崇建、巡典、恩赍、赏赐以及建立皇家祈福道场等手段得以完成。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新面貌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經过一年多的整風运动,目的正采取一系列的有效措施改变哲学系的現有面貌。具体做法大致如下: 一、全体同学去河北省建屏县参加一年农业劳动。二、教师去工厂和农村参加劳动锻炼,联系实际。派到工厂去的有两个小组。一个是每周去一天,参加劳动鍛炼和組織工人学哲学。另一个是下放到工厂一年,这是該系的一个重点組,任务有四:(一) 劳动鍛炼,改造思想,每人学会一种技术;(二) 帮助工人学哲学,举办訓練班,編写适合于工人閱讀的哲学讀本;     

专念对工作重塑的影响：工作投入的中介作用

基于工作要求-资源理论，检验工作投入在专念与工作重塑之间的中介作用。以238名医务人员为研究对象，开展两阶段的追踪问卷调查。专念对工作重塑有积极的直接预测作用。另外，在横断数据中，工作投入在专念与工作重塑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在纵向数据中，专念(T1)能正向预测工作投入(T2)，进而影响工作重塑(T2)，中介效应显著。专念(T1)能正向预测工作投入(T1)，但工作投入(T1)不能显著正向预测两个月后的工作重塑(T2)。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专念可以通过激发工作投入，进而促进工作重塑行为。     

从荀子礼论看“礼教”的三个层次──试论“执礼”、“知礼”和“行礼”的教育内涵

在荀子看来,“礼”在本质上将“教育”作为其前提,“礼教”就是包括“执礼”、“知礼”和“行礼”的一种“礼”的内化过程。首先,“执礼”是指通过礼节遵守而培养欲望抑制能力和追求行为的精炼化的习惯养成活动,本质上需要对“礼”的原理的有合理性的理解。“知礼”就是指通过理解“礼”所蕴含着的内在原理而图谋人们的理解成长的智育活动,人们从此才能获得道德的判断能力,并且使自己的行为能超出被动的习惯行动。最后,“行礼”是“执礼”和“知礼”融为一体的“礼教”的理想境界,是指人的思考与行为都符合于“礼”的真正的人格化。实际上,如荀子的很多言论所如实地反映着,这种“礼教”的三个层次都成为先秦儒家礼教传统的不可缺少的特质。     

湖南某村外出务工人员艾滋病知识掌握现状调查及分析

采取匿名问卷调查和个别深入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对103名外出务工人员进行调查,表明大部分外出务工人员对艾滋病的传播途径、预防等知识有一定了解,但是不够全面和准确,存在较多误解。今后应加大对外出务工人员的关注,采取更有效的艾滋病健康促进干预措施。     

环境因素与出生缺陷

出生缺陷是严重影响出生人口素质的重要因素之一。引起出生缺陷的因素分为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单纯由遗传因素或环境因素引起的出生缺陷不到其总数的1/3,另外2/3以上的出生缺陷是由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所导致的。因此,只有不断深入研究和认识导致出生缺陷发生的原因,辩证地分析不同环境因素在出生缺陷中的作用,才能采取相应的预防和治疗措施,这对于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共和主义到社会主义——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新解

在马克思早期政治思想发展过程中,《论犹太人问题》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文本。由于学界对布鲁诺·鲍威尔和马克思早期政治思想的了解不多,从而对两人围绕犹太人问题而发生的这场政治哲学争论茫然无知。本文在揭示鲍威尔《犹太人问题》的共和主义和马克思在写作《论犹太人问题》之前的政治思想发展的基础上,对《论犹太人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指出该文实际上是马克思对当时以布鲁诺·鲍威尔为领袖的青年黑格尔派所主张的共和主义的一个深刻批判,其目的是彰显共和主义政治之不足,以将青年黑格尔派的发展引向新兴的社会主义的道路。     

费孝通的“和而不同”与“天下大同”思想——兼论民族研究的文化自觉与理论自觉

受多元文化主义等思潮的影响,对费孝通的"多元一体"、"和而不同"与"天下大同"的思想和理论,人们有许多认识与解释上的偏差,如强调"多元"、差异或"不同",而忽略其理论中"一体"与"和"的方面,这种误解与曲解,不仅造成认识与理论上的混乱,对现实的民族关系和民族政策也有不良的影响。对于这些认识与解释上的偏差,需要以高度的理论自觉意识加以厘清和批判,以促进民族之间、国家之间和文化之间关系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