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辩证法的叙述方法——从抽象到具体

在第一篇文章中,我们已经探讨了列宁主义是如何说明唯物辩证法的叙述方法和唯物辩证法的系统化这个问题,并且说明了列宁是如何批判被我们称作“原理——例子”这种折衷主义的死板公式。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首先探讨一些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方法有关的一般方法论问题。我们认为:唯物辩证法是不同于任何部门科学的、具有普遍性的科学。因此,它的规律、原理、范畴也都具有普遍性;这些规律、原理、范畴能够在物质世界(自然     

伟大的十月革命 哲学与现时代(社论)

“阿芙乐尔”一声炮响,向全世界宣告了历史新时代的开始。伟大的列宁发出了鼓午人心的话语: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从这一天起六十年过去了。伟大十月革命的胜利是二十世纪的主要事件,它根本改变了全人类的发展进程。伟大十月革命开辟了在全世界范围内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开辟了各国人民为掙脱帝国主义的枷锁,争取建立新的正义的社会制度,为争取世界持久和平而斗争的时代。     

唯物辩证法及其对象、体系、结构和功能

近年来,苏联哲学家们在研究辩证法的个别问题,尤其是在研究辩证法的原理、规律和范畴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我们不能以此为满足。列宁关于哲学工作纲领的遗训,是要对唯物辩证法这门哲学科学进行总体的研究。因此,Ф. B. 康斯坦丁诺夫院士写道:“苏联哲学家的使命,就是对辩证法理论这门完整的科学进行认真的研究,从而写出象黑格尔的《逻辑学》那样的唯物主义著作。”     

苏联哲学家介绍

弗拉迪斯拉夫·让诺维奇·凯列凯列1920年生于基洛夫市。1938年中学毕业后考入莫斯科历史、哲学和文学院哲学系,在那里学习到卫国战争爆发。1941年至1944年在苏联红军中服役,开始是普通士兵,后为炮兵军     

论辩证法的叙述方法——从抽象到具体

苏联哲学界近年来围绕唯物辩证法理论问题进行了长时期的激烈争论。凯德洛夫这篇文章就是这场争论的产物,也是他有关这个问题的一系列文章中突出的一篇。苏共中央在1967年8月14日作出的有关整个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决议中,把“探讨唯物辩证法”规定为苏联哲学界的主要任务。1975年9月19日《真理报》发表的编辑部文章《苏联哲学家的崇高职责》,再次重申:“当前哲学面临的中心任务就是研究辩证法理论”。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在1967年8月决议发表之后,即着手研究辩证法理论,为此组建了专门的写作组,其成员有米丁、奥伊则尔曼等人。1973年,凯德洛夫担任该所所长之后,又成立了以他为首并有他原来所在的科学技术史研究所人员参加的另一个写作组。米丁写作组的计划是写四卷(第1卷:唯物辩证法的原理;第2卷:自然界的辩证法和自然科学的辩证法;第3卷:科学认识的辩证法;第4卷:社会发展和社会认识的辩证法)。凯德洛夫写作组计划写一本,包括两个部分:①辩证法是思想史的总结,即辩证法的发展史;②辩证法是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即有关辩证法的结构。在苏联,研究辩证法理论,形成了几个中心:莫斯科、列宁格勒、阿拉木图、基辅等。在如何理解、研究和叙述辩证法理论方面,则有三种不同观点,或曰三派。凯德洛夫派强调辩证法就是逻辑和认识论,坚决反对把“本体论”作为研究和叙述辩证法的出发点。凯德洛夫派被指责为“认识论主义”和忽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方面。和凯德洛夫派观点针锋相对的是列宁格勒的一批哲学家(罗任、斯维捷尔斯基等)。他们认为辩证法是关于一切运动的总规律的科学,它既是本体论又是逻辑和认识论。罗任派被凯德洛夫派指责为“本体论主义”和忽视甚至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方面,处于两派之间的是米丁派,认为既没有“纯本体论”也没有“纯认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辩证法)既是世界观又是本体论,既包括本体论又包括认识论。凯德洛夫用“折衷主义”和“庸俗唯物主义”等尖刻词句指责和他观点不同的两派。米丁写作组和凯德洛夫写作组,“磨擦”不断,分歧严重,以致于从1967年到1975年这八年中间都没有能够按苏共中央的要求写出有关唯物辩证法理论的著作来,为此遭到1975年9月《真理报》编辑部文章(代表苏共中央的观点)的点名“批评”,文章指责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有关辩证法理论的著作“好多年来老是处于准备阶段”,“过去一个时期,哲学家更多地把辩证法问题当作逻辑学和认识论的问题来研究,很少研究客观现实各个领域的辩证法”。文章还提出要反对“个人垄断野心”和“宗派主义的表现”。然而,从1975年9月到现在又过去了两年多,辩证法理论著作不仅仍然难产,而且凯德洛夫再次发表文章更加系统更加激烈的指责对方。这场争论的实质及其背景,都值得进行深入的研究。凯德洛夫的文章很长,《哲学问题》杂志在今年第一、二期上予以连载。这里仅从他发表在该杂志第一期上的文章中摘译了主要部分。凯德洛夫在第二期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详细地阐述了他对研究和叙述辩证法理论的观点,具体地说明了应当怎样理解他提出的按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来叙述辩证法的问题。凯德洛夫的其他有关文章,以及代表列宁格勒、阿拉木图等地哲学家观点的文章,本刊将选其要者陆续发表。     

西方派的黎明

在学术著作中对“西方派”一词没有统一的解释。在我们看来,波兰社会思想史家A.瓦利茨基的观点最符合真实情况,第一,他认为西方派一词属于1840年那股十分确定的思想潮流,从而反对扩展对该词的解释;第二,他认为不仅必须把T.H.格拉诺夫斯基、K.д.卡维林、B.п.包特金和其他“不大不小的”人物列入西方派,而且也应算上别林斯基和赫尔岑,即必须包括从黑格尔哲学和乌托邦信仰中找到共同语言的各种见解不同的人。而且这位研究家还强调指出,离西方派理想模式最切近的是别林斯基,尽管在他和他的战友的世界观中,不仅仅只有西方主义一个方面。与斯拉夫派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西方派队伍的团结。     

苏联伦理学研究的发展情况

当前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发展的特点是明显地增强了理论与实践的联系。出现这种趋势,一方面是由于伦理学研究的理论水平不断提高,另一方面是由于应用伦理学的不断发展。如果说60年代的苏联伦理学是克服片面地对道德问题进行标准的通俗解释时期,而70年代前半期是理论课题向深度和广度大大扩展的时期,那么1976年以后则是伦理学研究的理论水平进一步提高,并在掌握马克思主义伦理     

评价的真理性问题

有关评价的真理性问题,对马列主义哲学来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因为作为资产阶级哲学家自觉不自觉地加以歪曲的对象,该问题正是他们否定整个科学思想尤其是马列主义思想的根据。因此,科学地回答评价的真理性问题,就成了马列主义理论在同它的意识形态敌人斗争中所面临的一项头等重要的任务。     

马克思的哲学-历史观念中人与大自然的关系问题

自从人们开始思考自身的时候起,就在思考他们同大自然的关系。人类的整个文化史都是对这种关系的一般本质进行思考的尝试,因为文化乃是人认识自身(即一般人)的基本形式之一,也是人类自我意识历史发展的一个最重要方面。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人靠自然界生活”(《马恩全集》42卷95页),而人同大自然的“物质交换”则构成了人的存在的基础,     

辩证唯物主义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理论

在人类精神史杰出成果的那些伟大学说中,黑格尔的辩证唯心主义占据着特殊的地位。按照恩格斯的著名定义,他“以最宏伟的形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每一位伟大的哲学家,自然都要有意无意地总结以往的哲学发展。但是,这一事实不应掩盖黑格尔在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的特殊的、实际上是举世无双的作用。黑格尔不仅是马克思以前的第一位,而且是唯一的一位这样的思想家:他对哲学史进行了专门的系统研究,并且认为这种研究是制订新的哲学体系所必不可少的(即使不是唯一可能的)方法。马克思指出,黑格尔是一个“最早了解全部哲学史的人……”。黑格尔没有局限于对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