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乎人的秩序与合秩序的人

重建秩序的思考开启了中国的哲学时代，秩序问题从此成为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就儒家而言，天赐的秩序一变而为生于人的秩序，围绕着人和秩序的关系，人体、人情、人性、人心、人伦和人道占据了思想世界的中心。合乎人的秩序凸显了“人是什么”问题的关键意义，并奠定了秩序哲学的基础。同时，合秩序的人的思考也从形体、情感深入到人心、人性的层面，与合乎人的秩序一起确立起秩序的合理性。儒家形上学以寻求秩序根据为枢纽，发展出内在的心性和超越的天道两个贯通的维度，统一在“道”的观念之中，可以称之为秩序形上学。     

七论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从自动化到智能化飞机驾驶舱CSSCI

本文从“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理念出发,在概述大型商用飞机自动化驾驶舱人因问题和基于“以人为中心自动化”理念的人因工程研究基础上,综述基于“以人为中心人工智能”理念的智能化飞机驾驶舱人因工程初步研究,并且展望未来的人因工程研究。根据作者提出的智能人机交互人因工程模型以及协同认知生态系统框架,提出针对大型商用飞机单人飞行操作的人因工程初步解决方案,并且展望今后的人因工程研究。     

自由的含义:中文背景下的古今差别

<正>1895年,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论世变之亟》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严复指出:"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严复集》第1册,第2页)八年之后的1903年,严复翻译的《群己权界论》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在"自序"中,严复写道:"十稔之间,吾国考西政者日益众,于是自繇之说,常闻于士大夫。顾竺旧者既惊怖其言,目为洪水猛兽之邪说。喜新者又恣肆泛     

从重“欲”到“无为而治”——张栻理欲观的三个层次

重义轻利和存理灭欲是儒家的重要思想。张栻对义利理欲的探讨在继承胡宏思想的基础上有其独特的贡献:首先,他自觉地从概念使用上区分"欲"与"人欲"的不同,在此基础上表达尊重"欲"的立场;其次,因为"欲"有变为"人欲"的危险,因此他对于"欲"作出了"小且贱"的价值评价;最后,他走向一以"义"或者"天理"为标准的立场,并在此过程中为"天理"确定了"直"、"顺"、"无所为"等同时具有本体和工夫意义的新标准,舜的"无为而治"成为他理欲观的最高理想。张栻从最初重"欲"到最终走向"无所为"而"天理"的结局,看似有所矛盾,实是层层递进,而其现实意义也在此过程中得到充分展现。     

明清山东淄川高氏文化家族钩沉

明清时期的淄川高氏乃鲁中名门望族。诗书传家,人才辈出,功绩卓著,尤其是在明万历至清康熙的100年间,科甲相继,群英鹊起,声势显赫。代表人物有高举、高誉、高玮、高珩、高玶、高琭、高之騊、高之騱等,皆方正仁义、博学善文;高氏与附近的新城王氏、窎桥王氏、淄川张氏等望族及乡宦多有联姻,与文化名士王士禛、冯溥、孙廷铨、赵执信、蒲松龄、唐梦赉、张笃庆等交谊笃厚。淄川高氏还是有名的文学世家,高玮、高珩、高之騊、高之騱等皆善诗,享誉一时。     

建构的神灵与地方的知识：剑川白族“己弄吾”信仰探析

“己弄吾”是剑川白族信仰的一个具有多重身份、多种象征意义的神灵。将“己弄吾”置于剑川地方神灵体系、地域社会文化、地方性知识之中，探究其建构背后隐藏的各种力量尤其是国家力量的作用，辨析其中蕴含的人—神、边缘—中心、异端—正统、生—死、爱—惧等关系维度，提出建构化——符号化——结构化的分析框架，展现剑川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的多元宗教文化关系，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意义。     

聊斋俚曲戏曲观

《聊斋俚曲》中的"三出戏",即《墙头记》《禳妒咒》《磨难曲》,是蒲松龄作剧并创制声腔的戏剧作品,它是用明清俗曲作曲牌的曲牌体,"开拓了清代戏剧的另一境界"。它又是蒲松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中国戏剧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但它与《戏三出》不同,因为它们的音乐声腔体系不同。认识这"三出戏"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对于研究蒲松龄创作思想发展以及保护、传承这一非遗文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大运河与宗教文化”系列之九 明清时期的大运河与南北地区宗教音乐的交流融合

明清时期南北地区宗教音乐的交流融合,对不同地区宗教音乐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贯通南北的大运河是其中的重要因素。考察这一段历史,不但对于研究中国宗教音乐史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对于推进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也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一历史上的京杭大运河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南北地区音乐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而明清时期是交流最为频繁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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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迁老人和本地老人的群际接触与其幸福感的关系

心理学研究缺乏对随迁老人的关注，更鲜有研究探讨群际接触与随迁老人幸福感的关系。本研究采用一般群际接触数量和接触质量量表、群际接触问卷、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度量表和积极消极情感量表对北京市昌平区的178名随迁老人和62名本地老人进行调查，分析随迁老人和本地老人的群际接触与其幸福感的关系。结果发现：（1）随迁老人与本地老人的群际接触存在明显的非对称性。随迁老人的群际接触数量和接触意愿均显著高于本地老人，但群际接触感受与本地老人没有显著差异。（2）群际接触质量显著正向预测随迁老人的幸福感水平。（3）群际接触对本地老人的幸福感和积极情感也均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