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与个人

在集体中还能谈得上个性吗?在集体化的社会里个人还能保得住自己吗? 要回答这个经常带着忧虑心情提出来的问题,必须先对个人与集体的对立关系加以说明。人永远既是个人又是集体,人总是一个集体里的个人。个人是由于他的人类社会才成为个人,而人类社会则由于个人力量才成为人类社会。既不能有孤立的整体——我们称之为共同体(Gemeinschaft)、社会(Gesellschaft)、集体(Kollektiv)——,也不能有孤立的个人。因为人既不会作为一个单纯的机能,消失于一个蚂蚁国、一个不留下任何历史而永远重复出现并且自身完满了的整体之中,也不会作为一个孤立的个体,在世     

社会主义革命問題和現时代

本支除前言和结束语外,共分六节。作者在前言中谈到:人类历史的剧烈变动有了新的特点,因此,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随之而有所改变。在革命地改造世界的洪流中,社会主义革命的规律本身也发生了变化。作者在第一节中说什么:现代资本主义已经“以多少不同的面貌出现”。科学技术的革命以及受它制约的生产增长的速度和生产社会化的规模,必然要求经济关系体系的改变。即使是垄断资产阶级也不会对历史舞台上发生的事件袖手旁观。资本主义体系用“计划化”、“国家调节”、“整体化”、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劳动者执行局部“让步政策”,给以前的殖民地提供经济“援助”等办法来提高资本主义生产增长的速度。采用上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最新形式,使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产品增长率大大提高。世界革命过程的发展以及在它影响下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发生的变化,“决定了资本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革命酝酿和展开的新形式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作者在第二节中谈到:工人阶级不用等待革命形势的尖锐的形态,就能够不断扩大进攻垄断资本家的政权的基地,“一步一步地迫使他们退出关键性的经济阵地和政治阵地”。不言而喻,在这个渐进过程中,“全部政权转移给工人阶级的质变的时刻不可避免地会到来”。第三节写道:在现代的条件下,革命和改良的关系问题具有很大的现实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民主改革的纲领包括:主导的生产部门的民主国有化、群众对这些部门的活动的监督、工人阶级参与对经济的管理、深刻的农业改造、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民主化和经济军事化的肃清。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深刻的民主改良获得革命的性质”。“改良和革命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相对和灵活”。第四节谈所谓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政治力量,说什么:“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采取一致行动的做法,乃是工人运动走向团结一致的现实道路”,并说共产党不是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整个过程的“唯一的领导党”。作者在第五节中说:在俄国革命中,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意味着以苏维埃来全部代替过去存在于国家机构中的制度。但是,即使在那个时候,在由一种制度过渡到另一种制度的情况下,“也有一定的继承性”。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的历史性胜利,“增大了人民民主国家的工人阶级逐渐从质上改造旧国家机器的许多环节的可能性”, 在第六节中,作者说:在许多已摆脱殖民压迫的国家里,共产党的力量还很弱,有的国家还没有共产党,民族解放革命是由急进的小资产阶级代表来领导的。这种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政权能够担负起某些无产阶级专政固有的职能。随着革命的社会经济改造的实现,民族民主能够有希望转变为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已解放的国家的革命民主主义政党能够进一步转变成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和活动的劳动者的党,转变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党。     

苏联心理学会討論第十八届国际心理学会議的准备問题

据苏联《心理学问题》杂志1965年第4期报道,1964年11月25日和26日,苏联心理学家协会中央理事会曾举行会议,研究了1966年8月将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十八届国际心理学会议情况。这次国际心理学会议将讨论以下一些问题。一、心理学的生物学和生理学问题     

控制论与社会主义领导

〔译者说明〕这篇文章是专门讨论控制论在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规划、领导和组织工作中的应用问题的。作者认为,控制论的方框开关方法、模型理论、多稳定系统理论和信息论都可以应用到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规划、领导和组织工作中。从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倾向,即:企图完全用控制论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管理工作。值得注意的有下列几点:第一、作者认为,可以应用方框开关方法来简化国民经济系统的调节区间,使系统成为一个发挥最大作用的整体,而这在实践方面就意味着简化管理工作,节省费用与劳动力。第二、可以应用模型理论来模拟经济过程。经济模型有两类,一为经济的信息模型,一为经济-数学的功能模型。前一类说明劳动力、物资和金融的流动,后一类反映国民经济的一切基本功能的统一和相互作用。第三、据说,把多稳定系统理论应用到国民经济管理工作中来,就意味着作为母系统的国营联合企业给予作为子系统的各个企业以相对独立,也就是说,母系统的调节器只管母系统与它的子系统的相互关系,而不管这些子系统本身的过程。第四、坚持一种已采用的调节器的结构与工作的方式方法,使调节器不随着调节区间发生的改变而改变,阻碍系统的继续发展,这是官僚主义的一种标志。官僚主义是可以用控制论来克服的。第五、作者认为,国营联合企业的领导者及其管理人员所做的领导和组织工作也是一个要求信息、组织信息通道、利用和存储信息的问题,他们应该设法去掉信息传递中叠加的干扰成分,科学地构造信息通道。     

意义、无意义和形而上学

本文是他所著《维小纳小组——新实证主义的起源》一书的英译本(纽约,1953年)中的一小节(第30—41页)。在这节的前一部分中,作者阐述了“意义”和“无意义”的含义,认为:“一个命题的意义是根据它的证实方法决定的”;一个句子的意义就在于它本身的可供证实的内容,而这个内容必须是有关经验事实的,或者是最后可以还原为经验内容的。克拉夫特认为,“原则上超经验的句子,就是无意义的”。“‘形而上学’意味着要掌握经验科学所达不到的那种知识,要掌握超越经验科学的那种知识”。因此,形而上学的句子(指哲学命题)都是无意义的假陈述。这样,他就把全部哲学、把哲学上两条路线的斗争一笔勾销了。此外,克拉夫特还否认数学和逻辑的客观基础,认为“它们只是规则罢了”。意义与无意义问题在维也纳学派内外曾经引起一场争论。之后,逻辑实证论者开始从语法分析过渡到语义分析,企图把二者结合起来。本节后一部分的意图就是如此。他从语义方面对语言进行符号分析,修正和发展了“意义”和“无意义”达两个概念,得出了如下结论:“意义是简单地由词汇和语言的——合乎逻辑的!——语法决定的”,“一个句子究竟有无意义依存于某一种语言在语义上和句法上所约定的规则”。     

意义与可证实性

下面两篇文章是逻辑实证主义者派普(Arthur Pap,1921—1959)的《科学哲学导论》一书第一部分(意义与可证实性)第二章和第三章的摘译(第二章的 E 和F 全译,D、H 删节;第三章的 C 和 D 都有删节,这两章的标题也略有改动)。这里派普介绍了卡尔纳普及其学派的意义学说的梗概。这个学说曾经是、现在还是逻辑实证主义者攻击哲学唯物论,攻击辩证法,曲解自然科学理论,同时力图把自己的主观唯心论观点掩盖起来的主要武器。它的中心思想就是:命题(相当于派普文中的“陈述”,派普所谓命题则指陈述的内容)的意义和概念的内容不是受客观对象及其情况决定,而是受主观的感觉经验决定的。这完全是唯心论的经验论者、特别是休谟关于“观念”的学说的翻版。仅仅在形式上有所不同。卡尔纳普等人不谈印象、观念、知觉判断等等,而谈观察名词、理论名词、观察句子、理论句子等等。他们以“冷”、“白”、“轻”、“重”等简单的观察名词作为科学理论的基础,起初要求一切理论名词都必定是可以根据这样的观察名词来下定义的,一切理论句子都必定是可以翻译为观察句子的(“可证实性的意义标准”)。这就是说,一切下了定义的理论名词都可以从科学中消除掉。但这个企图用感觉资料去构成物理对象的唯心论纲领(《世界的逻辑构造》)很快就破了产,此路不通,于是后来卡尔纳普建议使用还原句去诠释“质量”、“温度”、“可溶解性”等普通的理论名词,并且承认把理论名词和观察名词联系起来的还原句,只是这些理论名词的不完全定义,因而它们不能够被观察名词所替换。但他仍然认为含有理论名词的句子所能具有的意义完全依赖于它们与观察词汇的联系(“经验论者的语言”)。可是还原句在“力”、“场”、“粒子”等等理论名词面前又碰了壁。是否承认它们是有意义的呢?于是就出现了所谓经验论者意义标准的“自由化”。这就是承认这些名词在理论网络中还是有意义的,因为它们通过公设系与其它已被还原句所诠释的理论名词有了确定的逻辑关系,从而获得了部分诠释。这就是卡尔纳普等人最近的看法,在第二篇文章中阐述了的。尽管逻辑实证主义者接连碰壁,步步退让,但他们还力图保持自己的根本观点:他们不仅认为“物质”、“因果性”、“必然性”等哲学范畴是没有意义的,而且否认物理对象如电子、原子等等的客观存在。卡尔纳普只承认两种对象:首先是用观察名词来指称的对象(实质上是感觉资料),其次是数学对象、自然数、整数等等。他说:“不必给理论物理的描述性理论名词假定新种类的对象”(《观察语言和理论语言》,见《辩证法》第47、48期)。所以逻辑实证主义者完全否认了科学理论的客观内容。他们的意义学说是反辩证唯物论的,反科学的,不过是用新的形式逻辑技术掩盖起来的主观唯心论的陈旧理论。     

数学与美学

作者讨论了在艺术作品的数学探讨、艺术作品的结构分析和创作过程的算法描述这三个方面运用数学、控制论和符号学的可能性与界限。虽然作者声称,对于数学、控制论和符号学在艺术中的运用应该有切实的估计,绝不能夸大它们的作用,并且还批评了某些人认为机器可以成为诗人、作曲家和艺术家,可以用数学、控制论和符号学的方法代替艺术作品的美学分析等观点。但是作者又认为,在艺术科学中运用数学、控制论和符号学的方法给人们在研究上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扩大了人们研究方法的宝库;在艺术分析中这些方法能起一定的协助作用,而且这种作用今后会愈来愈大。     

道德的辩证法和辩证法的道德

本文是作者在意共葛兰西研究院于去年5月下旬举行的“道德和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报告,发表于意共《马克思主义评论》上。这篇译文的二、三部分,有所删节。在本文中,作者以历史唯心论和人性论为指导研究道德问题。并且在道德研究的幌子下疯狂地攻击马克思主义,恶毒地诽谤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在第一部分中,他讨论了道德研究处于“落后”状态的原因,认为这是国为马克思主义给它“规定了某些框框”。他说:当马克思主义者对自己的理论和实践进行考察时,“他们却用唯心主义代替唯物主义,用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用辩护学说代替批判”。他号召人们“逾越哲学基础本身的局限性”,从“人的理论”出发,从人类固有的矛盾出发研究道德问题。在第二部分中,他讨论了作为道德研究出发点的所谓“人和体系的矛盾”,“内心和外表的矛盾”。他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关系的思想,虚构了所谓“道德与经济的矛盾”,认为道德要求人们行善,但是经济使人们在孬夺经济利益、社会地位和权力中,把人看成“竞争者和强大的敌人”。由于这个矛盾,人们都以两面派面目出现,因市形成了“内心与外表的矛盾”。以这些谬论为基础,他一方面为资本主义辩护,认为人们不幸的根源不在于剥削和贫困;另方面,又竭力诬蔑社会主义制度,而且特别攻击“政治委员”制度,说:“政治委员”是同“善良的灵魂”对立的,这种对立“表明道德主义与a利主义的矛盾”;“政治委员”制度使“人们严格地划分为两个根本对立的集团”;“‘政治委员’代表着从革命家转变为官僚的过程的一个阶段”。他为那些受到人民制裁的敌人伸冤,叫嚷说,这种“历史审判”决不是基督教的“最终审判”,一定会“受到以后历史阶段的修正”。在第三部分中,他更疯狂地攻击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制度。他说:过去人们把善和真理的胜利寄托于宗教信仰,现在人们把它寄托于未来。但是,未来只是“虚构的世界”,在现实生活中,“人的生活本身被剥夺了意义,人们的相互关系表现为绝对的淡漠”。他还咒骂说:“把属于阶级的东西从属于全人类的东西中分割出来,导致宗派主义和对于社会主义的官僚式的歪曲”。最后,科西克号召那些反对社会主义的人,用“人道化的实践”、“革命的实践”(实即反革命的复辟活动),在“血和汗之中”实现“属于阶级的东西和属于全人类的东西”的统一。     

评G.克劳斯的《控制论和哲学》

G·克劳斯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两次国家奖金获得者。他写过一系列深刻的、富有内容的关于哲学、逻辑和社会学问题的著作,其中一部分已译成俄文,并为苏联读者所熟知。所评论的这本书是那些有趣的、极其广泛地论述控制论哲学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之一     

评K.科西克的《具体的辩证法》

科西克的新作表明,为了促进哲学的发展,不仅需要哲学史著作、哲学批判著作、宣传与解释经典作品的著作,而且首先需要真正的哲学著作。而科西克的新作《具体的辩证法》正是在本体论方面具有独到之处的哲学作品。科西克在该书的每个重要章节中,都以各种方式提出并解决客观现实的问题。他认为: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限制为方法论、认识论或者逻辑学,也不能把它限制为客观现实的理论或者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