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易学的"神明"概念与荀子的"神明"观

"神明"是<易传>关键概念之一,亦在先秦两汉思想范畴中被广泛使用.各家"神明"概念都与"天地"有关,并涉及天地自然造化之过程,古代"神明"不是作为某种祭祀对象而存在,也不表示神祇和鬼神的意义.笔者搜集归纳有关先秦两汉"神明"之资料,发现"神明"一词之用意牵涉天地万物之"德"概念.古人认为,天地万物之死生运行皆源自"德",皆由神明之安排,但"神明"并不具备造物主身份,而是天地合德概念."神明之德"被视为万物造化的原因,若以两个字来表达"神明"的本质,则应是"生机"一词.郭店<太一>阐明了"神明"体现天地的相辅,于是"神明"的作用即是天地之间的媒介、气化主宰者,故为"生机".荀子的"神明"观念,保留天地观的出发点,但同时集中于微观宇宙——"人"的核心概念.荀子对"神明"的定义近于黄老学派,既将"神明"视为"道"的唯一产物,又看作知"道"的唯一依据.只是黄老学派以神明论及天地观,而苟子藉此来探讨儒家的"君子养心"之议题.荀子之外,养生学派也将"心"视为"神明出"的器官,然而养生学派的观点是在表达"神明"是人中的"生机",而荀子藉此"神明"观,来探讨认识论的伦理问题.荀子的神明观,被宋明理学所继承.     

人有“希望”的权利———围绕着康德“至善”的理念

本文从康德"批判哲学"的整体角度出发,在"思辨理性"和"实践理性"各自"立法权限"的关系中重点探讨了"德性"与"幸福"作为"原因"与"结果"的"先天综合"的可能性,以此阐明"希望"的"先天必然"的"根据",阐明"希望"之"权利"的"必然"基础。在面对"圆满之善"之为"希望"的"目的-对象"的问题时,本文还讨论了康德关于"神之存在"和"灵魂不朽"作为"实践理性""设定-悬设"所产生的问题,并试图提出自己的看法,强调一个在"实践理性""自律"下的"希望"的"理性"自身的"根据"。     

道与时间——以金岳霖《论道》为中心

金岳霖将"道"视作"时间"的根基与归宿,视"时间"为道演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特定现象。他注重"时间"的"秩序"义,以个体的变动作为时间的实质,并以"运"与"命"作为个体"时间"的具体表现形态,同时考察了"时间"与"意味"之间的关系。金岳霖将"时间"概念主题化,对"时间"的理解与规定逻辑严密,又兼具中国情怀,这丰富与深化了20世纪中国哲学对"时间"问题的研究。     

刘宗周与宋明理学“知识论”走向

宋明儒家多重"心性义理"之学、轻"经世致用"之学,于先儒"体用文"圆融通贯之学有所偏颇。刘宗周出入宋明理学诸家,在探讨严密的"心性义理"之学的同时,不废事功,实现"学术"与"经济"、"经学"与"理学"、"经学"与"史学"的和合通贯,彰显了宋明理学"知识论"演进的新向度。     

正义能否从“幸福”出发

正义理论通常被认为不应该涉及"至善"领域,"正义问题"与"幸福问题"应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所以伦理学家很少用"幸福"论证正义制度和说明个体的正义行为,而多是从"利益"和"尊严"出发论证正义理论的合理性。但在理论结构上,从"利益"出发的"财产中心正义观"存在着不可自洽的缺陷,从"尊严"出发的"主体中心正义观"通过扩充前者的信息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做了弥补,但"尊严"概念本身对社会合作和正义动机的解释力都稍显不足。赵汀阳教授用"可能生活"重新诠释了"幸福"概念,认为"幸福"的实现在于"可能生活"的多寡,借用这一概念,进一步扩充"主体中心正义观"的信息基础,一方面可以使得正义理论的结构更为自洽,另一方面也在社会"正义"和人们"幸福"之间搭建了可能性桥梁。     

寻找诚信的行囊

有一个寓言故事,说有一个年轻人跋涉在漫长的人生路上,到了一个渡口的时候,他已经拥有了"健康"、"美貌"、"诚信"、"机敏"、"才学"、"金钱"、"荣誉"七个行囊.渡船开出时风平浪静,说不清过了多久,风起浪涌,小船上下颠簸险象环生.     

内外之学与朱熹的“物我”观

"内外之学"与"物我关系"是朱熹"仁道"思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般而言,"内外之学"可看作是区别"天理"与"人欲"的一条重要分界。在此,朱熹认为:庄子的"内外之学"跟"物我关系"是统一的,它本身包含着"物我一理"、"内外参合"及"内外交相养"等内容,尤其是"内外交相养"突出反映了朱熹理学思想的特色,因而它便成为我们阐释朱熹"物我观"的主要理论依据。当然,朱熹"内外之学"的理论重心并不在以"物欲"为特征的"外学"上,而在以"义理"为特征的"内学"上。在朱熹看来,成就"内学"的关键是"格物致知",而"格物致知"的关键又是与"为己则学以博"密切相关的"切己工夫"。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内外之学"又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学"。     

《易传》中"命"对"生"和"性"的统摄

就同一理论维度论,<易传>认为"生"、"性"同源于"命",即在"生"和"性"之间,"命"成为连接二者的契合点,"生"经由"命"转化为"性".<易传>讲"生"是基于阴阳"转易"的,由此出发则使"生生不已"成为"命"的基本内涵,而讲"性"则是基于"命"向万物之"顺承"的."命"的"生生不已"促成了"性"的积极有为,进而引领出一种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     

“好勇过义”试释——兼论《论语》中的“勇”及其限度

历代注家关于《论语.公冶长》"乘桴浮于海"一章的解读可谓异见纷呈。就文本本身予以探析,本章当为"感叹—反应—批评"的逻辑结构;对《论语》的义理系统进行分析,可知孔子论"勇"有"积极的勇"与"消极的勇"的分疏;对"勇"进行思想史的追本溯源,不难发现,在孔子之前可能存在过"尚义"的时代,其时以"义"规"勇"的思想资源比较丰富。据此可断定,"好勇过我"之"我"当为"义"字之误,孔子在本章的表达只可能是以"义"规"勇",而非以"我"规"勇"。     

“学”作为道德生活何以可能 ——《论语》“学”论：《中庸》

《中庸》作为《论语》"学"论,是对《论语》之"学"作为一种可能的道德生活的合法性做哲学证明。本文通过对孔子一以贯之"为学之道"是"仁且智"的中庸之道的讨论,对《中庸》"学"—"德"—"道"、"道"—"德"—"学"的天人双向回环路径的构建,对中庸之道"不可能"与"不可离"的悖论的分析,开启了"学"作为道德生活何以可能的论题。在《中庸》中,构建了"天"-"性"-"道"-"教(学)"的整体"为学"境域,为"学"作为一种道德生活何以可能奠定了本体论的基础,并对《中庸》中的不同类人对中庸之道的不可能的可能性分析,论证了"学"作为道德生活的现实可能性。     

从“法天贵真”到“归真反璞”——道家“真”思想的形而上考察

本文旨在中西哲学比较视域下,对道家"真"思想的形而上考察。"真"是道家思想的重要概念之一,具有多重思想维度。首先,道家哲学认为"真"是"道"的本然属性,"甚真"、"贵真"澄明了"道"是究竟真实;其次,道家反对"伪学"而主张"真知",道家提倡"真其实知"的致思之路;再次,道家看重"抱朴含真"而"天人合一"的生存取向,提倡由"抱朴"显"道",由"含真"达"道";同时,道家哲学之"真"也具有淳厚的人性关怀,道家认为人人具有"真"性,人的"存在"、"活着"应保持"全真"、"质真"的自然本性。在现代性宰制的当今时代,道家"归真"的价值取向蕴含深厚的人文情怀,其为现代人重新领会"道法自然"而切近"真"人提供了思想资源。     

孔、孟“乐”理念比较研究

本文对孔子和孟子的"乐"理念的各自特点及其异同之处进行了初步分析和评价。作者认为,孔子的"乐"理念具有明显的泛伦理化倾向。他所关注和注重的,乃是"乐"的社会教化、社会整合的伦理调节功能。孔子视"礼""仁"为"乐"之魂魄,视"至善"为"乐"之归宿和极致。"乐"的艺术审美特质被淡化和边缘化。孟子对孔子"乐"理念的最大修正,在于他将其"民本"的政治诉求贯彻于其"乐"理念之中,诉诸"与民同乐"的政治氛围,从而将"乐"理念平等化、平民化、感性化,扬弃了孔子对"乐"的种种宗法等级束缚,破除了对"乐"的雅俗之别的偏见,从而使"乐"理念向其平等的、感性的审美氛围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同孔子泛伦理化的"乐"理念相比较,孟子的"乐"理念则具有泛政治化的理论倾向。     

礼的“义”“仪”关系之辨北大核心CSSCISSCI

礼学的"义"与"仪"的关系,是中国古代礼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多从"精神—器物"或"形式—内容"的路径对两者进行探讨。本文认为,这样的理解,实是基于"本体论"的视角,即以"义"为本,以"仪"为末。事实上,礼的"义"与"仪"之间的关系并不适合"本体"式的诠释,"义"并不比"仪"更为本质,而是由"义"—"仪"—"意"的整体所形成的"际会"(通变)的理论来理解,才是"礼"的关键所在。     

也释《周易》卦爻辞中的“艰”——兼与廖名春先生商榷

"艰"有"难治"与"治难"两个基本意义范畴。"治难"意义范畴,后造"垦"字分担,造"垦"之前,"艰"字兼之。"垦"字分担了"艰"字"治难"之义后,"艰"字便只有"难治"之义,沿用至今。《周易》本经的六个"艰"字皆可训"垦",耕垦,开辟,拓荒之义,意即不畏艰难,知难而进,多用其力,掘进不辍。"艰"与"垦",字为古今,语同一源。训"艰"为"垦",乃"艰"字本有之义,无须假借为说。《噬嗑》、《大畜》、《明夷》卦爻辞的"利艰贞"体现了圣人"开拓进取,因时而变"的人生智慧;《泰》九三之"艰贞,无咎"、《大有》初九之"艰则无咎"、《大壮》上六之"艰则吉"诠释了圣人"自强不息,知难而进"的人生追求。     

"爻"字臆说

本文对《周易》中的"爻"字作诠释。作者认为"爻"字是由两直线相交的"十"字,作旋转成"×"后,撤捺而成的。对此,作者考察了"爻"字的生成及"爻"字与"十"、"爻"字与"×"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求证了传统对"爻"的本义的界定:"爻,效也","爻,交也"。最后,文章由"爻"之本义论及"卦"之形成。     

海德格尔、列维纳斯及其他——思想札记

欧洲哲学概念性的"现象学-本体论"传统遭到了反对"创世"的海德格尔的改造。海德格尔强调"时空"是"存在"自身的"创造",是"存在"自身的"形式"。但是"存在"是"有限"的和"变动"的,因而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不可能像中国哲学传统那样"放弃""创世"而"回归""天-地",而有返回"理念论"的可能。列维纳斯用犹太哲学的新路化解了海德格尔的理论困境,他在"存在论之外"提出一个与众不同的"伦理学"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将"有限"引向"无限",突出"无限"的"开放性",坚持了欧洲哲学的"超验-超越"的精神。     

“集体”成员身份界定中的多重社会边界

在"村改居"和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造实践中,在集体产权得到明确界定的情况下,最主要的问题是面对日益多元化的社会身份边界,如何界定"全民"与"集体"之间、"集体"与"集体"之间、"本地"与"外来"之间、"历史"与"现存"之间的社会边界,并以这些界定为基础,把集体产权或者集体收益分配给每一个集体中的"个人"或者"家庭"。本文通过对上海、宁波、广州、深圳、济南等地"村改居"和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造案例的考察,详细展示了这些地区进行社会边界划分的逻辑,比较全面地阐释了在集体化"解体"过程中,传统村落共同体在当今社会所呈现的新状态。     

庄子之“游”的方式与境界

<庄子>全文紧紧围绕"游"这个中心,描述了"游物"、"游心"、"游混沌"三种不同方式的"游".与三种"游"式相应,庄子之"游"存在着"自然之境"、"功利之境"和"天地之境"三种境界,并由此表达了"无功"、"无名"和"无已"的价值取向,体现了对苦难人生的深重忧虑和对现实社会的极度无奈,折射了情感人世与理智出世相互纠葛的矛盾心态.     

韩国儒学史上的“湖洛论争”——以巍岩与南塘为中心

朝鲜后期,韩国学者开始把目光从关注理学中已发的"四端"与"七情"的问题,转向"人性"和"物性"上面,并扩展到未发的"心"与"情"的问题。18世纪发生的"湖洛论辩",其代表人物是李巍岩和韩南塘。他们以朱子的理气论和心性论,李栗谷的"理通气局"说为根据,围绕"人物性同异"、"未发心体本善有善恶"、"圣凡人心同异"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在"人物性同异"的问题上,巍岩的洛派主张"人物性同"说,而南塘的湖派则主张"人物性异"说。在"未发心体本善有善恶"的问题上,巍岩将本然之性的性与本然之心的心一致化,主张"心性一致",提出了"未发心体纯善"论;而南塘则认为,未发状态下也存在气质之性,提出"未发心体有善恶"的观点。在"圣凡人心同异"的问题上,巍岩认为圣凡人都同样禀赋明德本体,提出了"圣凡人心同论";而南塘认为,圣凡人本心不同,主张"圣凡人心异论"。"湖洛论辩"的对话,是对朱子学的新诠释,丰富和发展了东亚朱子学。     

蟾蜍图腾寓意诠释

蟾蜍图腾符号在中国传统图案中经常出现,这个形体丑陋、行动迟缓的"癞蛤蟆"被古人作为吉祥图腾进行崇拜,可谓是"癞蛤蟆吃上了天鹅肉"。古人以它寓意着"风调雨顺"、"多子多福"、"仕途有望"、"招财进宝"、"逢凶化吉"、"辟兵镇邪"、"去病消灾"、"长生不老"等等是有着深刻涵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