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企业家身上要流淌着道德的血液”

从金融危机到奶粉事件,从剑桥大学的演讲到出席联合国有关会议,温家宝总理常常强调一句话:"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企业家身上要流淌着道德的血液."随着这些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一些企业在发展中出现了道德的缺失,急功近利,唯利是图,甚至只追求自身利益,忽视甚至牺牲公众和社会利益.近年来,从"黑心"粽子到"三鹿奶粉",从倒楼事件到塌桥事件,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复杂社会”的多值伦理逻辑困境：一种恰当的道德态度何以可能

在自为的伦理不得不借助于外在制度约束的时代,现代社会道德个体的生存异常艰难,其所面临的是一种与“伦理真实的消亡”相伴而生的多文化因素交织、多值域情景共在、多权变随机制约的巨型“复杂社会”的情境.复杂社会充满了伦理的偶然和道德(动机、选择)的无常,甚至连基本的道德行为之确当与否的辨识和寻常事件的道德判断实践等都变成了一种无所适从的难言的尴尬.现代社会个体该如何“道德地存在”,才能获得作为健全的道德主体之应有的美好的道德生活体验和道德人格尊严?无疑,我们时代需要一种恰当而果敢的道德作为态度,促使“元规范本位的抽象教化的方式”转化为道德情感自主生成的“情景亲历和境遇体验的方式”,虽然后者常常是要付出难以言表的沉重的身心苦痛和代价的.     

性善:“伦理心境”还是“自然倾向”

杨泽波教授的"伦理心境"说是对孟子性善论的一种代表性诠释,他最近以"人性中的自然生长倾向"说补充和发展了这一诠释。人性中确实有道德方面的"自然生长倾向",一方面人自然会发展出亲子之爱和恻隐之心等道德情感,另一方面人性中也具备发展出道德反思、理解和判断等理性能力的要件。而且社会生活中的道德内容也不是自成一体的存在,"伦理心境"不只是社会生活在心灵中反复印刻的结果,它们都有"人性中的自然生长倾向"作为基础。相较于"伦理心境","人性中的自然生长倾向"更适合用来解释孟子性善论。据此,性善既是性本善,也是性向善,合言之是性本向善。性善是自然、经验的,而非超自然、先验的。性善有一个包含着情感和理性的立体架构。     

论医学生职业道德态度的“预防接种”

社会心理学视域中的医生职业道德,是医生对待自己的职业、对待患者及同事同行、对待社会的一种特定的态度与行为。经过"预防接种",增强医生职业道德态度的"免疫力",可使医生在职业活动中坚持道德自律。因社会及个人双重原因,当下医学生职业道德态度必须进行"预防接种",具体策略在于:第一步告知社会转型期医德失范不可避免;第二步以医疗行业典型负面道德事件为"疫苗"给予轻微攻击;第三步引导医学生进行主动反击。     

论底线伦理的“后退”与信念伦理的“缺乏”

中国社会当下的道德现实警示我们,底线伦理正在呈现"后退"之势。同时,由于社会超速世俗化和市场化所致,却又"缺乏"信念伦理。若无坚实而清晰的信念伦理的支撑,底线伦理的"后退"就难以避免,最终也将无法维系和坚持。信念伦理是一种特殊的道德类型学,狭义的信念伦理是指在一般伦理领域内,与(传统的)美德伦理、规范伦理、现代分析伦理(或"元伦理学")相较而立的伦理(学)类型。它以信仰或信念为终极道德目的和最高行为规范,以道德或伦理的理想价值(或韦伯意义上的"目的性价值")为终极道德伦理的价值评价标准,借助于道德文化传统的理想范型、道德先贤、道德典范或道德先进的范例化(examplification)或道德类型学(moral typology)研究,阐发、论证和确立一整套基本道德伦理规范和伦理学基本理论。     

道德之“民”的诞生

"公民"与"道德"之间的同一性及其生成的"公民道德",有待由"发生"到"诞生"的理念革命。"公民"是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相互承认,"公民道德"的真谛是通过道德生命的生长诞生真正意义上的"公"之"民"或"道德之‘民’"。道德之"民"的诞生经历了"伦理上的造诣"—"道德世界观"—"道德主体"的辩证过程,展现为"伦理人"—"道德人"—"成人"的有机生命进程。"德"或道德在本性上是一种伦理上的造诣,伦理是人类的家园,伦理家园的守望迎来"精神"的日出。伦理造诣—伦理家园—伦理精神是"伦理人"诞生的三部曲。"道德世界观"是道德世界的自我意识,以道德与自然、义务与现实即中国传统道德哲学的义与利、理与欲、归根结底公与私的对立及其自觉为前提;但是道德世界观的本质是二者之间"被预定的和谐",关键在于必须透过道德行动实现二者之间的和谐。现实中对立—信念中预定和谐—通过行动实现和谐,是"道德人"诞生的生命节律。"道德人"的发展,是道德主体的生成。道德主体经过"良心—善—道德世界"的诞生过程,良心扬弃道德世界观的"二律背反",但内在"一个人的心"与"所有人的心"的矛盾;"善"是特殊意志与普遍意志的统一,但具有抽象性;道德主体扬弃良心与善中的矛盾与分裂,"收拾精神,自作主宰",追求并达到"成人"境界。"公民道德"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既是"公民"与"道德"同一的道德主体的创造,更是伦理世界与道德世界同一的人的世界的创造。     

关于“宗教与道德的关系”问题的思考

近些年来,学术界和宗教界的一些学者认为我国存在着社会道德危机,原因在于中国人没有信仰,因而需要发挥宗教的社会道德作用,需要建立一个"信仰中国"。这些观点不仅逻辑前提是不成立的。而且推理也是站不住脚的。其错误在于三个方面,分别是道德起源神圣化、世俗道德神圣化和道德功能神圣化;并且其逻辑前提.即"社会道德危机论"也是不成立的。根据唯物史观。社会道德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社会物质生产活动。     

孔子时代的“君子”和“小人”

春秋中期之前的"君子"、"小人"概念,不同于现代汉语中的道德褒贬含义,而是指代两大不同等级的社会人群,即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春秋中后期,即孔子时代,"君子"、"小人"开始发生重大转变,有了道德含义,进而"君子"成为道德、文化的代名词,失去了与人的出身等级之联系。这一转变的背后有深远的历史背景:历史由传统的贵族制时代向官僚制时代演变,推动了君子、小人概念的演变。亦即词汇意义的演变过程,打下了深深的中国文化平民化走向的烙印。     

儒家之“义”的责任伦理意蕴

儒家之"义"不仅常常分别与宜、仁、礼相连属而构成仁义和礼义的二元结构,同时还经常与利相对应,进而建构了宜→仁→义→礼→利的五元义理结构,以此揭示了儒家之"义"是由发自人内在仁心和遵循外在社会礼法的适宜行为,是由个人自身的仁爱道德情感和社会礼仪规范共同作用而产生出来的道德义务和伦理责任,是一种与利益相对应同时又追求社会公利的价值合理性实践活动。在对儒家之"义"的研究过程中出现了误解、误读,尤其是没有注意挖掘儒家之"义"所具有的义务、责任意蕴。对儒家之义可以也应当进行多维解读,尤其是应引进责任伦理学的思维范式揭示儒家之"义"所蕴含的责任精义,以为丰富完善儒家义学思想、构建儒家责任伦理论提供学理支撑。     

从“道”、“德”到“生”、“命”——基于中西文化视野下的认知差异比较

基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思考,审视"道"、"德"、"生"的基本命题,重新认识生命与生身、生众、生态三个不同层次的关系.反思以近代的义务论和功利主义为主导的西方伦理学和中国社会当下面临的失"德"现象,中西方同时需要向有道德的生命价值的回归,而中式生命哲学观或能为现世的道德实践路径提供思路.     

伦理病灶的癌变：“贱民”问题

从道德哲学与精神哲学角度考察马家爵事件以来的校园恶性事件,可以看出,它们既是社会事件,更是精神事件,其根源是伦理病灶的癌变,解释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性概念是"贱民"."贱民"哲学地内在于"伦理世界-生活世界-道德世界"的精神发展过程中,其癌变的精神哲学轨迹是:卑贱意识-贫民-贱民-暴民.由"卑贱意识"到"贱民"的异化,是伦理及其精神链断裂的结果;由"贱民"到"暴民"的恶变,是"伦理出局"的结果.必须在消灭极端贫困的基础上,透过"伦理安全"体系的建构和"精神援助"的实施,从根本上消除产生"贱民"以及由"贱民"向"暴民"恶变的精神土壤.     

中国社会中的“幸”与“福”及其“德福一致”信念

"德福一致"的信念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伦理情境中有不同的表现形态。以一种新的伦理学方法——伦理人类学来看,幸福的中国化话语是以"幸"与"福"之意义合成,它分别从消极与积极的层面与道德关联,表现为伦理终极实体"天"、"命"等的必要、伦理共体中的道德生活以及以家庭为主的三大特色。随着伦理道德的"祛魅化"和家庭生活退居次要地位,中国式的"德福一致"信念逐渐瓦解,当下中国社会重塑"德福一致"信念的两大关键是:重新找到伦理终极实体与实现社会公义。     

鲍曼的“陌生人”概念及其道德地位问题

随着"陌生人社会"的到来,如何与"陌生人"打交道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伦理学问题。鲍曼反对站在现代性视域中将"陌生人"定义为"有待纠正的异常者"及对其采取同化或排斥的态度,赞成后现代性视域中将"陌生人"定义为"值得保护的差异者"及对其采取道德关切的态度。鲍曼认为,只有意识到"陌生人"之"优先于我"的道德地位,履行"为他者而在"的道德责任,人类才有在"陌生人社会"中实现和平共处的可能。鲍曼对"陌生人"概念及其道德地位的思考为化解"陌生人社会"的道德冷漠现象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道德恐慌:媒介符号的自我生产、消费及其治理理路

在道德恐慌现象发生的过程中,作为事件的"生产者""传播者"以及"利益诉求者"的大众媒介起到关键作用。恐慌事件被媒介"生产"成"符号",为道德恐慌的形成提供了认同基础。在受到不同利益群体的博弈过程中,恐慌事件最终被社会公众所"消费"。治理道德恐慌,需要厘清媒介与社会道德恐慌之间的关系,构建政府、社会和民众多元共治的社会治理机制。     

哈贝马斯的“伦理之思”:基本旨趣、哲学特质与方法论贡献

面对复杂的社会境遇,哈贝马斯显明了重建与捍卫现代性的伦理意趣,并通过批判理论规范基础的重塑、现代性的伦理辩护及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的伦理考量,来对其伦理之思的基本旨趣加以结构性显扬。在重构道德话语的过程中,哈贝马斯彰显了其伦理之思的义务论、认知主义、形式主义和普遍主义等哲学特质,从而有效抗撷了道德怀疑主义、虚无主义及相对主义的挑战与诘难。基于多元的社会语境,哈贝马斯在恢复道德社会整合功能的意旨中,实现了道德命题理解维度从"语义"到"语用"、伦理致思方式从"形而上学"到"后形而上学"的方法论转换。     

由君子“恒德”到“观其德义”——《易传》和《帛书易传》的心性观比较

"心性"范畴的理论内涵,是儒家学术思想的核心。据现传《易传》可知,先秦时期儒家学者在阐释《周易》时,强调仁义之道源于天地之道,肯定人的道德精神的作用;这种思想以"恒德"说为核心,主张通过体认天地恒常之道实现道德精神的社会价值,但是《易传》对天地之道与道德精神的社会价值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进行系统地论述。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为我们补足了这一理论缺环。其内容着重于德义精神,重视人的道德自觉和道德实践;其中的阐述和传世《易传》一起构建起了先秦儒家《易》学的完整理论体系。     

王夫之尊“我”思想的内在逻辑结构分析

王夫之的尊"我"思想既有一个形成的历史过程,也有一个隐然成形的内在逻辑结构。在存在论层面,王夫之论证了肉身性之"我"在尽孝、尽忠的道德实践中的主体性地位。在道德领域中他激烈地批判历史上诸种"无我"论,要求挺立个体之"我"作为道德承担者与实践者的主体性地位,殷切呼唤豪杰精神,号召个体具有承担"大公至理"的道德担当意识。在认识论及社会历史领域,其尊"我"思想表现为重视"我"的认识能力与认识主体的地位,在"变化日新"的历史过程中对"明日之吾"(即未来之我)充满着期待。王夫之的尊"我"思想是对阳明心学重视道德主体性思想的正面继承与发展,初步体现了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家重视个体精神的思想倾向。     

儒家“仁德”内在理路和逻辑层次

孔子以"仁"为核心建立了儒家的思想体系,使之成为中华传统美德最为核心的观念之一。"仁"是一种对人的生命价值予以肯认与培护的情感,这种情感基于人本性中的道德意识,同时其外推也蕴含着超道德的义涵。基于这种推扩逻辑,本文将儒家之"仁德"归结为立体的四个层面:"个体之仁"、"类性之仁"、"成物之仁"和"本体之仁",这四者之间有机联系、逐层升进,仁爱的对象分别是自我、人际社会、自然界和宇宙本体,四者之间的内在逻辑是仁德的推扩原则,这种推扩建基于仁爱之情的感通作用。     

“正人心”:道德文化建设的理论真义与实践正题——本真伦理视阈下民众优良心灵秩序的养成

道德自身的特质从而道德建设的一个重要使命,在于其必须直指人心。从当下的道德生活情境及道德建设之前瞻性目标着眼,最为核心、紧迫、直接的主题当是"匡扶时弊"的同时,花大气力"拯救人心"。"正人心"作为一项系统、浩大同时又艰难无比的社会工程,意义重大而深远。其关乎做人的道德理性与成人的道德立场的坚守,关乎淳朴的伦理风尚与优良道德风习的培育与维护,关乎民族整体性意义上高标的大国民风范和个体之健全、高尚的道德人格之养成。     

“后学院”语境下科学道德的批判性审视 ——兼论科学共同体的自由和自律

现代科学已经走向了"后学院"时代,在应用语境下与社会之网紧密纠缠。然而,随着科学语境的变迁,科学道德问题却日趋复杂,不断凸显出科学共同体自由和自律缺失所带来的道德困境。反思之后的理性选择是:在科学与社会适度"亲和"下保持道德张力,积极培育具有道德自律精神和自治能力的科学共同体,以科学精神和道德精神的辩证融合促进科学和社会的创新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