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信仰及其培育的基本理路

当前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与长期忽视道德信仰的培育和倡导直接相关。道德信仰是人们对社会倡导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所持的极度信赖和遵从的稳定的心理状态及行为倾向,具有整合道德品质的功能。道德治理是道德信仰养成的现实前提;道德信仰是道德治理的精神基础。道德信仰培育,需要在正确认识和理解其极端重要性的前提下,立足于培养人对于道德的尊重和敬畏感,把创新道德教育和厉行道德治理有机地结合起来。     

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中教师身份被解构的伦理审视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师者"作为神圣化道德人格主体承担着伦理教化、社会整合等多重功能。然而,在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进程中,随着现代性对超越世界的祛魅以及世俗化社会的兴起,教育的市场化,公共知识分子的边缘化,网络媒体对知识话语权的消解,使崇高美学意识形态话语中的教师形象遭遇被解构的危机。因此,需要超越专业主义、职业化生存和市场化逻辑建构教师责任伦理,使其能够基于"如何更好"来重新确立现代教师身份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的基础。     

孟子视野中道德信仰的生成逻辑与建立机制

战国时期,既有规范及其精神基础崩解,孟子在孔子"仁学"基础上建立了以仁为本的道德体系,主张普及道德信仰以维护社会秩序。在孟子视界中,道德信仰的生成逻辑体现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建构中,"尽心知性以知天"规定了道德信仰是理性生命活动的重要内容。孟子又赋予道德信仰形而下的意义,主张社会人伦提供了培育道德信仰的具体情境,要求行为主体以践行人伦规范的方式来显现道德信仰与道德情感,从而有效调整社会运行秩序。孟子仁政说强化统治者在推行道德信仰中的功能,期望国家权力给建立道德信仰以制度上的保障。     

以德治国与中国社会资本的重建

当今中国社会道德水准和社会资本的下降,已经是不可回避的现实。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寻找一种方式能够使政府、社会和公民的力量相互协调并都能得到充分发挥,从而消弭潜在的社会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和克服社会资本进一步下降的可能性,是实现社会“善治”的根本要求。社会资本建立和积累的基础在于具有富足的社会道德资源,“以德治国”为当代中国重新整合国家、社会和个人的道德资源提供了前提。它有利于中国社会的道德资源富足与协调,从而使政府、社会与个体能够协调有效地实现各自的行动目标。     

社会性道德视角下的市场社会道德基础探究--兼析经济学的价值判断

在个体层面上,“利己”与“道德”是人性中的两种德性,二者并不矛盾;在型构社会层面上．为了维系合作秩序的扩展,须构建与市场社会相适应的社会性道德基础。中国的传统社会缺失了社会性道德这一维度,休谟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所提出的社会性道德论说对于建设中国当下的市场经济有特别的理论借鉴意义。普世性的道德准则是经济学的前提,经济学自身的价值判断准则也同样拒斥不道德的经济行为。“市场经济可以不讲道德”的命题是不成立的。     

道德信仰的发生机制

道德信仰的发生机制至少包括三个方面 ,即 :需要的体认机制 ;伦理义务的内化机制 ;道德心理的整合机制。需要的体认机制涉及到对人性、人生的价值、人的使命等问题 ,它是道德信仰形成的主体基础 ;伦理义务的内化机制涉及到人的社会伦理关系、社会规定性和制约性、社会价值、社会道德规范及其教化等问题 ,它是道德信仰形成的客观条件 ;道德心理的整合机制涉及到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人格等问题 ,它是道德信仰形成的主、客观方面的动态的统一。     

文化本质的“伦理证成”使命与精神生活的道德价值逻辑

文化的本质是伦理,其最后的成果则是优雅人性和高尚道德人格境界的养成。文化担负着塑造国家形象和国家信仰、接续民族精神血脉等多重重大使命。面对普遍的"文化失序"以及文化自身内在的提升人的道德境界功能日渐弱化、钝化的严峻现实,面向未来,我们需要在"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意义上,以生成中的、成长中的具有强大包容性和开放气度的"大中华文化"之价值重建的立场和姿态,按照文明人类之道德价值实现的实践逻辑,着力培育市场化社会所需要的优良公共性伦理的生活生态,整饬业已"碎片化"的道德生活现实,创制具有典范性、引导性的人类共享的道德价值,引领人类逐渐回归到文化本质的伦理证成与自我拯救之路。     

道德信仰何以可能——康德道德信仰的理性基础及其现实性重建

与宗教信仰相对立,康德试图要在主体自身理性的基础上确立起对道德的信仰.主体自身"纯粹的实践理性"是康德道德信仰的理性基础.但是,"纯粹的实践理性"存在着现代性道德困境,如果不能化解这一悖论,那么"道德"就难以成为理性存在者的普遍信仰.为此,康德试图以制度公正作为现实中的上帝来确保建立"善恶因果联系"的理性法则.因此,康德的道德信仰的理性基础包括个体的道德理性和制度的道德理性两个方面.尽管由于康德的矛盾心态和他所处的社会现实,他的政治与道德一体的实践哲学最终是不彻底的.但康德的意义无疑可以帮助我们把对道德信仰的思考从"纯粹的实践理性"导向更加理性和成熟的"实践的理性".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道德文化经济向度的伦理辩护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建设的现实根据不是道德观念的革新,而是道德生活世界的建造。因此,当代中国社会主义道德文化的现代构建,基础性条件在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到场。没有个人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意义上的经济解放,就不可能有个人在道德意义上的自我解放。而个人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意义上获得真正的经济解放,必然性前提是个人必须获得具有我国特色的、确定性的、明晰的现代产权,这是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道德文化的经济向度进行伦理辩护的逻辑起点。最后,本文进一步指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应属现阶段当代中国社会主义道德文化经济向度中的分配正义。     

"道德危机"及其社会根源

我国社会目前所面临的"道德危机"实质上是"道德信念危机",是道德"权威性"的下降以及由此引起的道德自律或道德约束力的不断弱化.危机的社会根源之一是经济和政治系统之间形成的货币与权力的畸形交易对生活世界的侵犯.     

德福配享作为一种道德信仰 ——简评王海明先生的德福观

德行都应该配享幸福,这是人类一种素朴而普遍的公义愿望诉求和道德信仰.在本质上道德与幸福是两种价值,二者本无必然之因果关联.根据王海明的分析,道德只是实现幸福的“正相关要素”之一.所以,德福一致并不取决于德行一维.社会的存在与发展,根本上也不取决于个体或社会群体的德福一致和德福背离的次数比例.但社会的道德向善选择却需要德福配享作为内在的信念支撑.德福配享,本质是人类社会建立良好的道德秩序不可或缺的一种道德信仰.     

伦理学的对象问题审思

学界一直基于"伦理就是道德"的认识将伦理学的对象仅归于道德,致使伦理学学科体系一直存在一种结构性的缺陷。实际上,伦理与道德是两个有着内在逻辑关联的不同概念,关涉两个不同的社会精神领域,伦理属于社会关系范畴,道德属于社会意识范畴。道德的功能和价值在于维护伦理和谐,促使人们"心灵有序",维护和优化适应社会和人发展进步之客观要求的"思想的社会关系"。伦理学应以伦理与道德及其相互关系为对象,为此,需要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里丰富和发展伦理学的基本原理,这是当代道德哲学和伦理学研究与建设的一个重要学术话题。     

印光和康德的契合点:以信仰引领道德——兼论当代社会道德危机的根源与出路

关于信仰与道德的关系,中国佛教净土宗第十三祖印光的"儒佛双美论"强调,"得到阿弥陀佛接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信仰能使净土宗信众内心变得十分纯净,并且生发出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此力量可引领信众"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成为世俗的道德楷模;而在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看来,对"至善"的追求和对上帝和天堂的信仰能引领人们严格地实践道德,认真履行自己的道德义务,不畏惧因坚守道德而吃亏。由此可见,以信仰引领道德,道德因信仰而周全,此乃印光和康德在思想上的一个契合点。从这一契合点出发,我们关注和思考当代社会道德危机的根源与出路。     

道德的相对性与道德的权威

我们应该拒斥"道德相对主义"这一称号,但必须承认道德具有相对性。道德总是特定文化中的道德。全球化不可能消弭多种文化的差异而发展出一种全球同质的文化。道德源自共同生活的需要和对理想生活的需要,而非源自任何逻辑。在文化多样化和价值多元化的现代社会,既有相对统一的公共道德,又有无法统一的、多样化的个人道德。良好社会秩序只能建立在公共道德和法制的基础上。公共道德的权威与法律的权威是互相依赖的。一个社会的道德与法律是否有权威,依赖于该社会有多少人有公德。     

以人民为中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道德逻辑

与西方社会资本主义民主模式下以公民为中心的道德逻辑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道德逻辑是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为中心,不是简单与以公民为中心相对立,而是对它的扬弃、包容与超越。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对道德逻辑演进规律的理论自觉,它体现在三个方面:"人民主体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构建的道德理由;"人民的统治",即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运行的道德尺度;追求"人类解放",即实现人民利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追求的道德价值。     

艾伦·伍德阐释“马克思与正义”问题的论证逻辑及其反思

艾伦·伍德在“马克思与正义”问题上所持有的否定性立场，是当今学界尝试建构马克思规范性政治哲学必然要面对的一个挑战。这种阐释的论证逻辑是：以对道德的特定解读为中间环节，从人的本质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刻矛盾这一前提推出作为描述性和依附性的法权正义之结论。在这种论证中，作为描述性的正义与还原性的道德观，在作为经验假设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得到定位，并共同指向对规范性道德及正义的否定。这种论证逻辑得以成立的原因在于伍德遵循“亚里士多德—黑格尔—马克思”的思想谱系，并秉持一种理性的、社会性的人性概念为社会历史以及价值提供解释基础的主张。如果将这种论证逻辑以倒推的方式呈现出来，人们会更加清楚地看到伍德的观点及其意图。我们认为，问题的关键不仅在于反思伍德的结论，更在于反思伍德否定性阐释的论证逻辑之有效性。     

大学生道德精神培育面临的困境：来自社会的影响

道德精神是对道德的敬畏、向往和坚守的心理意识和精神态度,培育道德精神贯穿于德育的整个过程,也是德育的根本所在.对道德的敬畏、向往和坚守不能仅仅靠道德理论的说服力,社会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当前大学生道德精神的培育面临着许多困境,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学校教育和社会遭遇之间的矛盾,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社会对道德精神的支持不足和社会影响对道德教育造成的冲击.为走出这一困境,除了学校的努力,我们必须善于寻找道德精神培育的社会支持,以全景的视角应对高校德育面临的危机.     

道德自然主义对道德怀疑主义的批驳北大核心CSSCI

道德怀疑主义的回溯论证依赖于一个重要前提,即由“是”推出“应当”是逻辑上无效的,而道德自然主义者否认这个前提。马克·内尔森提出了两个反例来试图证明：“是”与“应当”之间不存在逻辑上的鸿沟;我们能够基于由“是”到“应当”的推理来确证我们的道德信念。但是,对他的论证的考察表明,即使他的反例成功地证明“是”与“应当”问题的确不是一个逻辑问题,要么由于我们不能确证地相信那些作为前提的事实命题,要么由于我们的确证仍然依赖于某些隐藏的道德预设,因此,我们也不能够用类似的推理来确证我们的道德信念。总之,道德自然主义对道德怀疑主义的批驳并不成功。     

把握道德悖论需要注意的学理性问题——兼谈道德悖论研究的视界和价值与意义

不久前兴起的道德悖论研究虽然逐渐引起学界的重视,但对道德悖论的概念即"什么是道德悖论"的问题依然存在疑义,这是因为没有注意从学理上认同道德悖论的界定阅限、明晰道德价值实现结果之悖论与道德价值标准选择之悖论的关系、划清道德悖论与逻辑悖论的界限,以及理解道德悖论之现象与道德悖论之直党(思想)的区别.把握理解这几个学理的问题,是把握道德悖论概念、规范道德悖论研究并展现其应有价值和意义的方法论前提.     

"后单位时代"集体道德行动的特征及其规律——基于社会调查的实证研究

改革开放前单位组织的集体道德行动逻辑有着明确的可预见性.文化多样、利益多元的"后单位时代"集体道德行动呈现出不同于单位制度时代的道德行动逻辑,调查数据表明,单位组织集体道德行动的特征及其规律,具体表现在道德行动方向多元、道德行动动力不足及道德行动能力欠缺上.当代中国单位组织集体道德行动,在传统伦理"路径依赖"与市场经济"自然法则"的双重挤压下现实地呈现,在个体德性与"伦理场域"的相互关联中辩证地开展,在社会现实的伦理需要和伦理理论的创新发展中健康地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