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韩愈、柳宗元与佛学的关系

本文探究韩愈、柳宗元与佛学之关系。韩愈立足于儒家,引释入儒,启后世道统儒学的先声;而柳宗元对佛学则是另外一种态度:他糅合儒释,游刃于中。笔者认为,韩愈等人的融释入儒与柳宗元等人的糅合儒释,构成了佛学对中国士大夫影响的两种基本形式。     

论蒙文通的儒学观

国学大师蒙文通先生,以儒学为"中国文化之根柢",认为儒学从根本上说是唯物的,孔、孟之说与唯物论实不相悖,并积极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扬弃工作。在儒、道、释三教关系上,认为各有宗旨而主会通。就儒、道而言,认为儒学与北方道家同源于仁义,儒家之克己复礼与南方道家心斋坐忘之学异曲同工,二程之学实出于陈抟。就儒、禅而言,两者虽截然不同——儒学为性学,重工夫,主有善有恶;禅宗为心宗,只见心体,主无善无恶,但皆主理事不二,儒可通禅并可摄禅。蒙先生的儒学观于我国当前的文化建设仍有重要意义。     

宋儒道统论与士大夫的主体意识

在唐宋变革、儒学复兴的大背景下,宋代士大夫群体推动了儒学重建。他们作为"道"的承担者和主体力量,也积极致力于道统论的建构。宋儒的道统论是士大夫主体意识的表达和体现,与当时崛起的儒家士大夫群体及其主体意识的觉醒密切相关。它提出并努力解决的问题是:在儒、佛、道三教并盛之时,哪家是中国文化的正统?在儒学学统四起之际,哪一派是儒学的正学?在道统与政统、儒生与君王的共治结构中,由谁主导国家秩序?宋儒建构的道统论,特别是朱熹通过《四书》学而建构的道统论,在上述三个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论证和回答。     

由碰撞到融合:论魏晋经学与佛学的关系

魏晋时期,经学化的儒学仍然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流。因此作为外来文化的佛学,首先面临着与儒学的碰撞与融合问题。佛教僧团、信徒的膨胀对儒家推崇的宗法制社会结构模式的无形解构,佛教构建的"方外"世界的宗教秩序对儒家推崇的以家庭伦理为基础的政治伦理秩序的无形解构,构成了儒释的尖锐冲突。然而,佛教在本土化过程中,努力追求与本土文化的视界融合——接受儒家话语方式,寻求与儒学表达范式上的贯通;完善佛教戒律,寻求与儒学名教秩序上的贯通;深化佛教理论,寻求与儒学思想体系上的贯通,则使儒释由碰撞逐步走向融合。     

道统说辩难

本文认为原始儒学的真谛在于修己以安百姓。宋明儒师和现代新儒家所谓的道统并不与此契合。前者的缺失在于“内圣强而外王弱”,后者的误区在于将原始儒学的内圣化、万能化和玄学化。宋明儒师和现代新儒家的理论体系不惟没有使原始儒学获得新的生命力与发展的契机,反而遮蔽了原始儒学之真义,失落了原始儒学的人文精神。     

作为“庙学”存在的儒学北大核心SSCI

庙学作为儒学、经学与道统的物质载体,作为古代教育、科举制度、祭孔讲经和礼乐教化之所,作为政统与道统、学统与从祀制度交汇之地,其历史意义重大。“庙学”这一概念由“庙”和“学”构成,实即古代孔庙和官学的一体化。唐代儒学制度化,孔庙由国子学、太学逐渐推广至全国州、县学,“庙学合一”教育规制正式形成,并为宋元明清沿袭。“儒学”在近现代百年中经历了由古代学校“国学”到现代儒家学术思想义理的变化。古代“儒学”与“庙学”是一体的,“庙学”亦可称“儒学”,即作为实体存在的“儒学”,二者关系密切。庙学与儒家道统亦紧密相关,因孔庙本身就是儒家道统谱系的实体承载。     

韩愈建立儒学道统的意义及现代启示

一些年来,对韩愈所建立的儒学道统论,众说不一。现提出我的一些粗浅看法,以就教于大方。 一、以儒排佛的实质是倡兴 儒学,重新确立儒学的独尊地位 一般认为,韩愈兴儒排佛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仿照佛教传法世系的祖统说,建立起一套儒家的道统论,以此为思想武器,坚决地反对佛道二教。这是事实。然而,笔者认为,这还仅仅是现象,并非实质,韩愈不是为了反佛老而反佛老,而是通过反对佛老,承继和兴复儒学,重新确立儒学的独尊地位,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论韩愈的道统观及宋儒对他的超越

韩愈提出的道统观，以及宋儒对此观念的消化与超越，是认识与分析宋以后中国思想演进的关键性起点。韩愈提出道统观，目的是斥佛祛邪，但手段是确立儒家之道。韩愈从整个生活方式，即广义的文化概念对儒家之道作出结构性分析，同时，又不使作为文化主体的人消失在结构中，力求个人与社会的贯通。由此，韩愈的道统观使原来所关注的抵制佛教的目的转到了如何解释固有的儒家之道，以及基于这种解释而自觉展开的儒家文化重建。宋儒在接受韩愈以后，分别从不同的方向对儒学作了推进，其一是从社会经济改造入手，其一是从个体价值挺立入手，前者的代表是王安石、叶适，后者的代表即是后来的正统理学。理解宋代儒学，不能帛裂此基本格局。     

“孔子遗说”的记纂与儒家杂记类文献的文体功能

关于儒学传承,主要有"说经之儒"和"著述之儒"之分,这两者形成了我们传统的经学研究范围。这种认识,忽略了一类以"序次"为主,对早期儒家学术进行整理传承的"记纂之儒"。记纂之儒不对经典本身进行传注阐发,也谈不上在著述上有新义创作,而是通过整理、序次儒家文献以发挥知识传承的稳定性,继而成为一个时代共有的修养。这就涉及到儒学传承体系中的杂记类文献。杂记文献的功能在于,它作为一种公共知识具备文化构建力,与当时各种文体和文献的生成有密切的关系。     

道统、学统与教统 传统书院的基本精神与社会功能如何传承

中国古代道统的传承绵绵不绝,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传统书院。传道、弘道、讲道、明道、修道,这就是现代书院要传承的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历代经学通过学统传承担当重建道统的任务,儒家道统与教统的关系是在儒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道统"是"教统"价值之源和指导思想,"教统"是"道统"落实的基本途径。"教统"主要是通过书院讲学,进行社会教化来实现的。在今天书院传统与未来发展问题上,最重要的是怎么从道统的高度,从学统的深度,从教统的广度来传承传统书院的基本精神,发挥书院的社会功能。     

陈景元儒道关系论的基本特征和政治意蕴

在儒道关系问题上,陈景元从本末体用角度出发提出了道本儒末与道体儒用两层关系模式,在对儒学思想进行理性批判的基础上,站在自家文化的立场上对儒学思想进行了有意识地选择和融通。这种儒道融通思想在陈景元的思想中具有政治意蕴,他主张以自然无为之治道精神来规范儒家以仁义礼为核心的纲常名教,对儒家的经世致用思想在理性批判的基础上实现了互补性地思想整合。     

进德修身 经世济民——“横渠四句”的现实意义阐发

"横渠四句"是北宋鸿儒张载最为后世称颂的四句话。张载以社会现实为出发点,一扫儒生自汉唐以来专注于典籍章句训释和玄空清谈之风,为儒学再次确立了经世致用的价值标杆。李大钊、鲁迅等知识分子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要求,建构出推己达人、修己安人的儒家知识分子形象。作为中华文化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的中国共产党以缵述道统、经世济民为己任,复兴、发展儒学,以优秀文化引领民族复兴。"为万世开太平"是横渠四句的旨归。张载以"民胞物与"的胸襟启发我们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来促进人类的共同发展。     

论六朝时期的三教关系与世界宗教大同理想

六朝时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随着汉末儒家名教权威的失落,带有道家色彩的魏晋玄学开始登上思想文化的历史舞台。此时的佛教亦经过大量的译经活动及其传播,在中国获得了空前发展;在佛教刺激下,中国早期道教也摆脱了原始状态而进入成熟阶段。于是,包括宗教思想在内的中国文化格局,在六朝时期又获得了多元化的发展,形成了规模宏伟的儒、释、道三教并行、冲突、互动与融合的新局面。从此,儒、释、道三教关系的展开,一直贯穿在以后的中国思想文化的历史进程中,由此构成中华民族精神成长和中国历史与文明稳定发展的基石。本文即尝试从五个方面揭示上述寻求"宗教大同"理想的历史借鉴和儒、释、道三教从矛盾冲突走向融合的理论证明。     

儒学、中国文化与世界多元文明——以儒佛道三教关系为视角

儒学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流和基础。儒学本身是在与诸子百家的争鸣中成长,在与佛、道的交融中发展的。儒学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同时也对佛、道等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宋明时代的儒学,其实是以原始儒学为基点,融摄了佛、道等多种思想,是儒佛道三教的合一。儒学的当代使命,与儒学自身的特质及其在当代的发展密切相关;以儒为主、佛道为辅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多元文明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课题。     

乾坤大义的现代启示(上)──当代新儒家易学思想综论

引言：当代新儒家与《周易》追溯儒学“道统”,考辨文化源流,弘扬以儒家学说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沿承光大华夏文明之“慧命”,使之在现、当代急遽变动的现实社会中发扬足以启迪人心的道德智慧,乃至发挥理性实践上的积极作用──这是当代新儒家①孜孜以求之目标。在儒学受到前所未有的时代风浪冲击的本世纪二十年代前后,熊十力、梁漱棋、冯友兰等,作为当代新儒家的“开山祖师”,挺身而出,自觉担待承接儒学“道统”之使命,卓然而立,开启学风,影啊、感召了同时代及相继起的一批学者;张君劢、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     

重建信仰：明清之际儒者的上帝观——以儒家天主教徒为主

明清之际出现了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为代表的儒家天主教徒,还有其他入教或与天主教有一定联系的儒者,他们面对晚明思想转型,受到传教士“合儒、益儒、补儒和超儒”的影响,在中西文化会通的基础上以求“同”的意识重新审视和反思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和历史演变,批判道、佛和宋明理学,回归儒家早期传统,重建上帝信仰。他们在坚守中国文化主体性前提下吸纳西方科学技术及宗教神学,试图用天主教教义和教理来会通、改造、补充甚至超越儒学,化解儒学面临的危机,以天主教精神重建中国人的信仰体系,探索儒学发展的方向和道路,从信仰维度更新发展儒学。     

“亨行时中”,“保合太和”——论《易传》的中和哲学

《易传》的主题和精髓是弘扬了儒学核心的中和哲学,它深刻揭示了阴阳中和之道是天地人万物发展的根本之道,生生日新、与时变通的时中精神是最高的生存智慧,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中和原则是根本的民族精神。《易传》把儒家的中和哲学推到了一个新高峰。     

基督教中国化可能之精神内核:基督教儒家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有多条河流的,但是,作光作盐的基督期望和传福音的大使命,都要求所有基督徒必须采取一种积极入世的人生观,故而佛道的整体出世性倾向就不足以令基督徒过多亲近。而发源于上古一直未曾中断的数千年儒学具有中国文化的最高代表性,具有积极入世的精神倾向,存在着大量可以和基督信仰相呼应的具有普世价值的宝贵文化内涵。"基督教儒家化"这个概念不是外在形式上或体制上的耶儒混合,而只可能是精神层面文化层面的批判性比较和批判性融合。"基督教儒家化"决不是基督教被儒家化掉而是耶儒两家在批判性的对话和融合的基础上在追求真理的大方向上的共同更新。对于耶儒两家它是双向批判,最后凝结的一定是两家的精华而非糟粕。以"基督教儒家化"为精神方向的基督教中国化,特别是神学思想的中国化,其存在和展开的最根本理由就在于西方传统主流神学内部具有严重问题。追求"内圣外王"的中国儒家传统文化资源可以启发性地帮助解决基督教中国化所面临的很多神学思想难题。"基督教儒家化"对于基督徒而言最主要的内涵就是借助于儒学的真理性文化内涵来追求基督真理、解读基督真理、传播基督真理。这不仅包含"怎么传"的问题,也包含"传什么"的问题。"基督教儒家化"的关注点并非是复古好古的回头看,而是指向现实和未来的传福音事业,尤其是神学思想上的"纠偏"。     

张其昀的孔子观:文化道统与文化开新

张其昀在文化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争论中开始"文化自觉"。他肯定孔子、孔学维系"中华一统"的社会价值,总结孔子确立中华民族理想人格典范、构建中华文明价值传承体系、开中国数千年文明教化先河之功,同时重述孔学的知识与思想谱系。他既认为中国文化之所以绵延不息,是因为有一以贯之的道统,孔子是中国文化道统的中心;同时也主张突破狭隘的儒学道统观,以中国文化大传统为中国社会的新道统。当代中国人应该在继承孔子思想基本精神的基础上,融合现代价值理念,为中华文化开出新道统。     

从伦理之道到本体之道——韩愈、二程道论与唐宋道学之发展

唐宋时期的儒学道论存在着由伦理之道向本体之道发展的趋势,这在韩愈、二程的道论上尤为明显。韩愈复兴儒学,建构的是以仁义为核心的伦理之道,具体表现在为政、为人等方面。韩愈以此为依据,从伦理道德入手批判了佛教;其"文以载道"以及"道统"论等思想,又阐述了伦理之道如何传承的问题。二程以"天理"为本体,"道"作为天理的表现形式,具有本体色彩;本体之道外化为具体的生生不息的自然之道以及仁义礼智信等伦理之道。二程还以本体之道为基础,批判了韩愈的人性论以及佛教之道,延续和发展了韩愈文以载道以及道统论思想,建构了以"格物"为核心的致知论和以"诚""敬"为核心的修养论。从韩愈的伦理之道到二程的本体之道,是儒学之道本体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儒学为迎接佛老本体论的挑战而做的自我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