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传》天论的哲学意义--兼论中国哲学有没有哲学概念

"天人关系"是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这一基本问题在<易传>中表现得比较典型.<易传>之"天"概念蕴涵自然、自然规律、义理、天帝、阳气等数重内涵,逻辑内涵混杂,外延不确定.中国哲学之"天"从未获得"纯粹的哲学形式",天不是一个纯粹哲学概念,只是一个前哲学概念.实际上,气、道、理等中国哲学主干概念具有同样的哲学性质.学术界有必要共同讨论一个问题中国有哲学概念如何可能?     

重思天人合一思想及其生态价值

在中国文化中,"天"作为一个核心概念,其内涵表述以及由此引出的"天道""天人合一"等一系列思想体系是中国哲学的主流价值所在。但是也由于"天"的概念在时间发展中所表现出的多重性,使得理解"天"颇具难度。本文从自然性、道德性与博爱性三个层次剖析了早期中国文化中"天"的形象以及人们对于"天"的认知与探索;同时,从"天"的三重属性出发,以"天人同道""天人同德""天人同构"三重维度解析了汉代以来的"天人合一"思潮的兴起与架构,从中提炼出中国哲学"天人合一"思想的当代价值。并着力从"不妄为"与"有作为"两个方面阐发了中国哲学构建"生态观"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从而凸显了中国哲学独有的生态智慧。     

论哈特的义务与责任概念——以义务与责任的区分为视角

"义务"与"责任"作为道德哲学与法哲学的核心概念经常被替换使用。哈特是较早区分"义务"与"责任"的当代法哲学家之一。自哈特以来,越来越多的论者开始区别使用这两个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区分了自然责任与职责概念。哈特对"义务"与"责任"的区分与他的"特殊权利"和"一般权利"相联系,但哈特并没有一以贯之地区别使用"义务"与"责任"概念,这是他的义务与责任概念所存在的混乱和困境之根源。     

试析当代中国伊斯兰哲学-思想研究的问题与主线

伊斯兰哲学与阿拉伯哲学之关系、伊斯兰哲学史与伊斯兰思想史的区分是当代中国伊斯兰教哲学—思想研究中的两个主要问题。围绕第一个问题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是"名异实同说",一是"名实皆异说"。由于"伊斯兰"的含义远远超出"阿拉伯"一词,因此伊斯兰哲学不能等同于以阿拉伯文记载的哲学。区分两者有助于突破"从铿迭到伊本.鲁西德"的旧框架,以含义更为宽泛的"伊斯兰哲学"或"伊斯兰思想"重新审视伊斯兰思想的历程。同时,国内学界一般将与伊斯兰信仰相关的理性思辨划分为三项内容,即伊斯兰自然哲学、伊斯兰教义学以及苏菲神秘主义思想。狭义的"伊斯兰哲学"概念仅相当于在古希腊哲学影响下产生的伊斯兰自然哲学。故应采纳涵盖面更广的"伊斯兰思想",非易于造成误解与混淆的"伊斯兰哲学"。1949年以来,在长达60余年的时间里,当代中国伊斯兰哲学-思想研究形成了一条内在主线,即围绕"伊斯兰哲学"的名称与内涵展开的各种"正名"与"求实"运动。     

感性的曲行性和心智的本质:黑格尔的现代知识批判

本文基于古典知识经验和现代知识经验的区分,讨论了康德先验哲学中所蕴含的知识之曲行性特征与感性直观构想间的裂隙,并在此基础上,将黑格尔哲学解释为对康德先验哲学的彻底推进。黑格尔论证了:1.经验的一切形态都是经由概念中介了的;概念构成了经验对象和对象经验的先验根据;2.不同的经验基于不同的先验概念框架,诸概念框架间存在着逻辑层级关系;3.随着先验概念框架的"升级",相应的经验对象和对象经验也会"升级",并且对象的特性越复杂,经验也会越自觉其自由、并自由地经验。黑格尔哲学可以被视为当代某种心智理论的先驱。     

从方以智哲学看中国哲学创新

<正>方以智,字密之,号曼公,安徽桐城人,生于明神宗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卒于清圣祖康熙十年(1671年),是17世纪中国重要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他的哲学思想对中国哲学创新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一、方以智对哲学概念、范畴的创新方以智哲学运用的许多概念、范畴是自己创造的,但也是建立在前人基础上的,如"均"、"圆     

"理学"、"天学"之间--论晚明士大夫与传教士"会通中西"之哲学深意(上)

本文从考辨"西学"原型、追寻晚明士大夫与传教士"会通中西"之哲学深意上立说,运用概念辨析与历史重构相结合的哲学史方法,分析论证了晚明新起的学术思潮,及"预流"于其中的"少数创造者"士大夫与传教士群体之学术旨趣及其"近代"意义.认为:晚明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欧洲传教士输入的"西学"原型,是以"天学"为核心的亦宗教亦哲学、亦政治、亦科技的复合体;以李贽、焦竑为代表的"三教归一"论和以徐光启、王徵为代表的"中西会通"论,这两股学术思潮共同导致了晚明王朝的理论危机;利玛窦立足于"天学"的宗教立场,徐光启立足于"理学"之哲学立场,共同确立了"易佛补儒"的"中国式"传教总策略,利本想依此进入中国士大夫上层社会以传播福音,徐本想依此恢复"朱学正脉",以挽救王学末流丧失儒家经学支柱之危机,结果却因意想不到的宗教角色向学术角色的转换,造成了千载难逢的"中西会通"之历史机遇,出现了"会通中西"之大量科技成果.<畏天爱人极论>是泾阳王徵的哲学创作,它是以"理学"会通"天学"的神哲学范例,其价值不在科技著作之下.     

试论戴震的语言哲学思想

本文着重考察戴震的语言哲学思想,认定他的语言哲学开创了中国哲学的新转向,形成了不同于宋明理学,甚至也不同于清初哲学形态的人文实证主义哲学思考方式.其语言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区分了"指其实体实事之名"与"称夫纯美精好之名"的两类之名.第二,在讨论何者为"道"的哲学形上学问题时,首次引入语言学的句法分析,对古代汉语中谓语动词"之谓"与"谓之"在句子中的不同作用给出了明确的区分.第三,在批评宋明儒的思想同时,还引进了语词分析、句子意涵分析和文本中的言语脉络分析等具体的语言学技术性方法.第四,直接从文字训诂与语言分析入手来重新解释儒家经典的哲学意义,以语言学的实证方式追求哲学的形上之道.使其哲学既与宋明理学者从哲学思考路径出发来重新诠释儒家经典的致思方式不同,也与20世纪西方语言哲学拒斥形而上学的目标不同,从而形成了18世纪中国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的自身特点.     

“境界”概念的历史与纷争

近年来,关于王国维的"境界/意境"概念和理论出现了一种颇具颠覆性的新看法,即认为王国维的"境界/意境"概念和理论来源于西方美学,与中国传统的"境界/意境"思想没有关系。持此说者基本上回避了"境界"与"意境"的区分。本文首先分析中国传统话语中"境界"所具有的实存义、虚存义和比喻义,并重点指出其中的比喻义属于哲学的维度,是"意境"一词不具备的;其次解读王国维在"境界"与"意境"两个概念上的选择与区分,并对其后期使用"意境"一词的难题作出新的解读;最后着重对王国维境界论的单一"西来"说作出回应。     

现代性之后:福柯哲学与当代性的提问法

前现代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三个概念因为现代文明的消极反思而紧密关联,古代性、现代性和当代性三个范畴则分别对应于三个时代的积极描述。有别于笛卡尔哲学所代表的早期现代"普遍精神"和梅洛-庞蒂哲学所代表的后期现代"个体精神",福柯哲学集中展示了当代哲学、尤其是当代法国哲学为我们所描述的"精神失落"这一"时代精神"。在围绕现代与古典之区分而展开的现代性反思的基础上,福柯哲学正面描述了当代文化的"现时性"和"物质性"维度,现代与传统之分的当代转化或者说现代性与古代性之别的当代性变迁由此获得了完美的表达。     

打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识性概念——基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术史的考察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三大体系",最为紧迫的任务之一在于打破"概念短缺"的困局,提升概念供给能力,打造标识性的哲学概念。哲学理论与哲学概念之间具有内在的、本质的相关性,在一定意义上讲,哲学发展的历史就是概念更迭的历史,是不断赋予既有概念以时代性内涵以及适时提出并打造标识性概念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学者以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在哲学研究中自觉地以学术的方式实质性地介入中国现实问题,赋予既有概念以时代性的中国内涵,提出了诸如"矛盾""实践""价值""发展"等"中国化"的概念;汲取各种理论资源打造了"以人为本""和谐""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具有中国特质和世界普遍意义的标识性概念,推动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繁荣发展。构建中国特色哲学"三大体系"应该确立研究的主体性,在"扎根中国大地、关注中国问题"的导向中,在对重大理论与重大现实问题的观照中,打造属于中华民族自己的标识性概念,构建真正具有中国气质并能自立于世界哲坛的当代中国哲学形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思想智慧。     

巴门尼德哲学诗序曲发微

鉴于与缪斯智慧的区分以及对智慧原则的概念把握,巴门尼德的哲学思想是把握希腊哲学开端的关键;鉴于巴门尼德哲学思想的整体,哲学诗的序曲则是把握哲学开端的钥匙,因为序曲本质上内含于巴门尼德哲学的事情本身之中,构成这一哲学整体得以肇始的契机,一则作为巴门尼德教谕诗的敞开步骤,一则作为他的哲学展开的准备性入口。序曲中知道的有朽者的旅途和道路展现了有朽之人在不朽者规定下以达致哲学求知为目标的自我区分。序曲作为诗歌既与智慧之知相区别、相呼应,又在开启哲学求知的意义上实现为逻格斯的区分——基于巴门尼德哲学的整体而被把握为如此这般的逻格斯区分的当下呈现。     

理性的区分

什么是哲学或形而上学?海德格尔的回答直指在者之在。这种回答与他追问“思想的第一开端”有关。而博德尔的见解与之不同,他认为,哲学是对智慧的爱,而这种爱体现为一种概念的表达,一种智慧的给予,它涉及到概念理性,哲学是在这种理性中实现出来的,它不能还原为本体论、神学。理性区分为三种类型:自然理性、世界理性和纯粹理性(即概念理性)。前两者是理性之内的区分,而纯粹理性是理性自己与自己的区分,后者产生了形而上学。     

历史·理论·实证:概念研究的三种范式

概念是承载人类知识大厦的基石。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必须从"概念"着手。综览国内外概念研究之现状,可以把概念研究划分为历史、理论和实证三种范式。历史范式体现为"概念史"范式,即通过研究概念的历史演化来理解概念后面的历史变迁规律;理论范式或者体现在对人物思想中的概念的研究上,或者体现在对特定概念所做的系统理论构建上,旨在建立起体系化的"概念理论";实证范式则体现为依托文献数据库来实现对概念的研究,旨在对概念在广袤历史时空中的变化情况形成准确的理解。三种范式均具有各自的优点与不足,体现了概念研究中范围精度、内容深度和理论高度等三种不同要求。建构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兼采三种范式之所长,避其所短。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研讨会纪要

由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广东省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广东省社科院、深圳市社科院联合发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研讨会于 5月 2 7— 30日在广州召开。 5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在这次研讨会中 ,代表们充分肯定会议的价值 ,但对于会议的标题 ,不少代表提出了不同意见 ,他们认为“马克思的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必须作出严格的区分。“马克思的哲学”概念清晰 ,直指马克思本人的哲学主张 ;“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包括马克思之外的思想家 ,这个概念比较模糊 ,…     

维特根斯坦面向观看诸问题:一种概念考察

维特根斯坦在其《哲学研究》中的第二部分提出了面向观看及其周边问题,伴随面向观看的其他哲学问题还包括其对"面相"、"面相盲"等概念的分析,以及他对"看"与"看成"等概念的区分。大致上,哲学家们对上述相关问题的分析大都集中在现象学以及美学等领域;本文试图从维特根斯坦后期的"概念考察"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这种研究与其他角度的研究互相补充,共同增进对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理解。而面向观看与语言游戏中概念框架之间的紧密关联也在本文的分析中被揭示出来。     

方以智“余”论

"余"是方以智原创的哲学概念,是其重要哲学著作《易余》的主旨。"余"与"正"相对,《易余》开篇以冬与三时、大一与天地、无声与有声、道与法、死与生之喻来诠释"余"与"正",结尾以三眼喻点睛,包含"正""余"的超越与归实。从现代哲学解读,"余"可被视为藏密之体、生生之源、根本之故。藏密之体如冬之收敛退藏、至日闭关,冬至一阳来复,导出生生之源;生生之源包括声音的旋生与大一天地的返生,形成旋出与旋入的混合双旋结构;由死与生之喻引出根本之故,追问"何以",牵带出"所以"。方以智"余"论源于传统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具有现代哲学的雏形,可称之为"中国前现代哲学"。     

通过斯特劳森而思

斯特劳森在《个体》中提出的描述性形而上学与修正性形而上学的区分对20世纪后半叶分析哲学的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正是基于斯特劳森的这个区分,我们可以从范畴之是与潜能现实之是的区分这一角度去解析亚里士多德。在相当程度上,亚里士多德对范畴之是的研究是描述性形而上学,而他对潜能现实之是的研究则是修正性形而上学。然而,以主谓关系为核心概念结构的描述性形而上学只是相对于印欧语系而言的,不是普遍的。我们应该发展一门以中文思维结构为对象的描述性形而上学,这样的研究必定可以使中国哲学对形而上学做出特有的贡献。     

王夫之“志”论疏解

"志"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范畴,但是长期以来学界并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在先哲中,王夫之堪称"志"论的集大成者,他对"志"的系统论述,熔儒、释、道的相关观点于一炉,且为中国哲学输入近代气息。他认为人之志是道的体现,为性所自含,相当于佛家"八识"说的第七识。志既为心之所期,又是心之存主,可谓心之正者;志与气的相互作用集中反映出人与天相为有功。志本合于天又有事于天,是人的认识(包括体悟)和实践活动的枢纽,因此教育人当以正志为本。     

斯宾诺莎的“自然”之惊奇——一个“生活意义”问题的评论

借近30年来启蒙运动之研究所引入的温和启蒙和激进启蒙之区分,作者重新考察了17世纪后半叶发源于荷兰的、并往往被看成是"激进"的斯宾诺莎哲学给古典思想带来的智力危机以及给欧洲现代史带来的革新。借斯宾诺莎的核心概念"自然"以及"自然之惊奇",作者细致检查了斯宾诺莎一元论是如何挑战了当时的哲学和宗教思想,为什么上帝与自然之一体化打乱了当时的日常生活观念,尽管这一挑战也并非没有留下一些理论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