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休谟对哈奇森道德感理论的改造和发展

为了有效驳斥以霍布斯为首的狭义人性自私论，以及通过任何外部原则建构道德哲学的理论学说，18世纪英国道德哲学家哈奇森在莎夫茨伯利的基础上完成了道德感理论的系统化工作，建构了普遍的仁爱观。然而，哈奇森没能很好地解决通过情感为道德奠基的根本问题，即如何有效克服情感的主观性，这导致道德感理论的可靠性遭到质疑。为此，休谟在情感框架内部对这一理论进行了改造和发展，使其呈现出一定的客观性和普遍性。而休谟的这项工作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我们对于道德感理论发展历程的理解是极不全面的。本文旨在对休谟工作的整体进路作出详细考察和深入剖析，并对其理论价值作出客观评价。     

论斯密伦理思想对哈奇森仁爱观的背离

虽然哈奇森曾对斯密产生过重要影响,但并不意味着斯密对哈奇森伦理思想进行了全面继承,相反,通过背离哈奇森确立的人性视角、道德基础和道德标准,斯密完全背离了哈奇森的仁爱观并创作了《道德情操论》,它不仅较为完满地解释了社会赖以运行的伦理秩序,而且为《国富论》确立了哲学基础。文本细读显示,斯密对哈奇森仁爱观的背离,不仅为斯密伦理学提供了独特视角,而且证明了学界广泛流行的"斯密问题"是因误解而产生的伪问题。     

亚当·斯密的自然正义与德性正义

作为商业社会的首席辩护人,斯密因其正义论给商业社会的秩序来源确立了合法性而广受关注。尽管如此,学界尚未就其正义论的内涵达成一致。回到斯密的道德理论可以为此提供解答。斯密的道德理论秉承苏格兰学派以情感作为道德判断依据的传统,区分了合宜性和德性两个判断标准。体现在正义论上,就表现为自然正义与德性正义的二重奏。斯密虽然把基于交换正义的社会秩序理论视为最重要的工作,但他从未忽视德性之于一个美好社会的重要性,并一直以此来指引自己构建社会理论。斯密的正义论,不论是自然正义部分还是德性正义部分,对于理解当今中国的社会转型进而实现善治而言,皆极富启发意义。     

论弗兰西斯·哈奇森的“神”

弗兰西斯·哈奇森对待"神"的态度不仅体现了他作为长老派牧师和道德哲学教授的双重身份,而且体现了苏格兰启蒙学派的基本价值取向.通过对哈奇森哲学文本进行细读,聚焦神的存在以及神的本质这两个哈奇森道德哲学中的基本问题,本论文认为,就神的存在而言,哈奇森从未否认过神的存在,但是,他所说的神绝非正统基督教中的亚伯拉罕启示神,而是身处世俗社会、经由人的情感而得到认识并集中代表人类社会整体利益或整体善的自然神,就神的本质而言,哈奇森的神具有自然性、情感性和社会性三重特征.     

苏格兰启蒙初期自然法体系的演变:从普芬道夫到卡迈克尔再到哈奇森

苏格兰启蒙初期,普芬道夫自然法体系开始传入苏格兰。其中,格森·卡迈克尔对普芬道夫著作在苏格兰学界的推广功不可没,而且他对普芬道夫文本的注释也为苏格兰的后续学者提供了全新思路,哈奇森便是受其启发的代表人物之一。自哈奇森之后,苏格兰学界的自然法体系开始呈现与传统自然法体系完全不同的理论倾向,并染上了启蒙时期苏格兰特有的情感主义色彩。普芬道夫采用的是启示神学的体系,认为善恶由是否遵守自然法来界定;卡迈克尔则把对上帝的情感植入普芬道夫的自然法体系之中;到了哈奇森,他的整个自然法基础都建立在道德知性的能力之上,而行为动机、情感更成为了道德判断的主要对象。     

从实体正义到程序正义:卢梭与罗尔斯契约正义观之比较

卢梭的契约正义观与罗尔斯的契约正义观在形式上有其相似之处。但由于他们各自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其正义观的价值内核、论证方式及其实现途径都存在着重大的差别。从卢梭的契约正义观到罗尔斯的契约正义观的嬗变代表了西方正义论从实体正义向程序正义的转变,把握这一转变的趋向及其内在精神实质,对于丰富和完善当代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是大有裨益的。     

正义和正义的超越——论罗尔斯的差别原则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的差别原则一直备受质疑,因为它不仅可能与效率原则冲突,而且可能违背罗尔斯自己的互惠原则。此外,差别原则能否在原初状态被选择也成问题。事实上,按照罗尔斯用以拒斥古典功利主义正义观的根据,差别原则不能被视为严格意义上的分配正义原则,因为其所基于的是仁爱或言人类之爱,这一仁爱在其自身并不包括裁决利益冲突的分配原则。所以差别原则应当被解释为一种弱意义的劝导原则,这也可以避免其所面临的诸多困难。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非法权正义观——兼评艾伦·布坎南对马克思正义思想的误解

当代美国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艾伦·布坎南在《马克思与正义》一书中认为,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不存在"正义"问题。一般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是实现正义的理论,这是用黑格尔的正义观来理解马克思,因而是不成立的。因为黑格尔正义观的前提是私有制,即以市民社会为基础的法权意义上的正义观。而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正义观进行了批判,认为共产主义消灭了私有制,因而"正义"不再是私有制下的法权概念,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不存在"正义"问题。其实并不像布坎南所理解的那样,共产主义虽然不包含法权意义上的正义观,但并非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没有正义问题。在非法权的意义上,"符合社会性的人"是马克思正义观的基本规定。     

马克思早期正义观与古典自由主义传统

古典自由主义正义观是马克思早期思考正义问题的出发点。从亲近和接受古典自由主义开始,经出离和批判古典自由主义,到后来历史唯物主义创立,马克思彻底超越了古典自由主义正义观的基本价值理念及其所代表的启蒙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为理解正义提供了新的理论范式和方法论原则,即从生产出发理解正义,社会不正义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生产正义是实现社会实质正义的基础。     

论正义与博爱的关联性:科恩和罗尔斯的意见分歧

博爱有两个层面,即"友爱之情"这一情感层面,"互相帮助和照顾弱者"这一结果层面。罗尔斯认为,正义原则不应包含"友爱之情"这一博爱情感,但包含博爱结果。对罗尔斯来讲,"友爱之情"既非社会正义的充分条件,也非必要条件。而科恩认为"友爱之情"是(差别)原则正义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是其必要条件。罗尔斯的博爱观主要体现在其正义原则之中,强调博爱结果。而科恩的博爱观蕴涵于其社会主义的平等和共享思想之中,强调博爱情感。科恩与罗尔斯各自秉承生活经历所模塑的社会主义的平等主义立场和自由主义立场,因而对博爱的理解不同,前者误读了后者。     

正义能否从“幸福”出发

正义理论通常被认为不应该涉及"至善"领域,"正义问题"与"幸福问题"应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所以伦理学家很少用"幸福"论证正义制度和说明个体的正义行为,而多是从"利益"和"尊严"出发论证正义理论的合理性。但在理论结构上,从"利益"出发的"财产中心正义观"存在着不可自洽的缺陷,从"尊严"出发的"主体中心正义观"通过扩充前者的信息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做了弥补,但"尊严"概念本身对社会合作和正义动机的解释力都稍显不足。赵汀阳教授用"可能生活"重新诠释了"幸福"概念,认为"幸福"的实现在于"可能生活"的多寡,借用这一概念,进一步扩充"主体中心正义观"的信息基础,一方面可以使得正义理论的结构更为自洽,另一方面也在社会"正义"和人们"幸福"之间搭建了可能性桥梁。     

正义、权力与辩护——莱纳·弗斯特正义理论核心问题研究

传统正义观认为,分配正义是以物品分配与接受为导向的,弗斯特在批判传统正义观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关系与结构为导向的正义"图像"。依据这种正义图像,分配中具有本体性、主体间性、话语性和中立性特征的权力成了正义的首要问题;作为个体基本权利的辩护权利及以互惠性与普遍性为标准的辩护原则构成了弗斯特正义观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弗斯特认为正义是建立在基本正义基础上尽可能实现最大正义的一种"一元化"与"多元化"相结合的结构。这代表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最新发展动向。     

正义的可能及其陷阱——一种对罗尔斯正义观的审视

罗尔斯认为正义可以通过两个层面的努力得以实现:一是从宏观上建构正义社会,二是从微观上促使个体获得充分的正义感。对于前者,罗尔斯认为可通过正义原则运用的四个阶段(探求正义原则、立宪、立法和行政司法)来实现。对于后者,他认为可以通过善的内在化或交叠共识方式来完成。可惜的是,由于罗尔斯的正义观本质上是相互性正义观,它以互助互利、相互期待、对等对待作为基础,这使得正义无法脱离铢锱必较的个体利己主义倾向,在正义严重缺乏的社会无法获得实现。     

马克思的权利观、正义观与生产力观

通观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史,有关权利问题的探究贯穿其思想始终,在正义观上马克思也有着关于道德正义、权利正义、分工正义与分配正义的多元化思考,同时马克思的生产力观反映了他对权利问题、正义问题及其矛盾关系问题的充分认识与重要解决。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构想角度来看,他的生产力观在与权利观、正义观相联的过程中呈现出丰富的政治哲学意义,人们可以从权利、正义与生产力三者的关系中重新认识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意义,深入认清马克思生产力观在其权利观与正义观中所发挥的统领作用。     

法家正义论初探

正义秉性,可成为判断中国正义论的标准。法家正义论由正义秉性与战国时期具有特定价值内涵的正义理论两个部分构成。法家对正义秉性的讨论包括:正义的主观条件蕴涵"怨""愤"等情感,正义的客观条件在于物质资源与人类欲望之间的冲突。法家最早发现了正义秉性的脆弱性特征以及由此带来的非正义局面的蔓延。法家竭力维护法的公正与权威,主张将正义品格最大限度地"社会化"。法家的正义秉性,在形式上是一种"应得"正义观。法家追求一个正义而和谐的社会,各阶层都各尽其力,获得其应得的利益。先秦时期的法家正义观,具有特定历史语境中的价值观念:尊君、重公利、极端功利、臣民工具化、轻罪重罚且极端苛刻,具有鲜明的"战国"时代特征。先秦法家正义论实质主张"守法就是正义",此法代表"公利",也代表君主利益,代表国家利益,正义就是遵守君主之法。     

论马克思正义观的基本主张

按照列奥.施特劳斯的考证,在马克思之前出现了古典正义观和自由主义正义观两种大的类型的正义观。古典正义理论和自由主义正义理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比如,古典正义观强调共同体高于个体,预设了一个神圣实体的存在,强调义务优先于权利,强调基于伦理的必然性的自由,强调一种普遍性的公共善和强调公正是城邦立法的第一美德;自由主义正义观则强调个体优先于共同体,强调权利     

整体主义生机论:理解哈奇森道德哲学的一个视角

本文主要的思路是围绕苏格兰启蒙运动中执道德哲学思想家之牛耳一位人物弗兰西斯·哈奇森为中心,揭示其情感主义道德哲学中整体主义生机论的历史渊源.本文认为他继承了古典亚里士多德主义尤其是随后的斯多亚主义中整体主义内核,文章试图在斯多亚与苏格兰启蒙运动中主要人物的关系中集中凸显哈奇森对斯多亚的继承性,而这种继承性又体现在他对马可·奥勒留<沉思录>一书的翻译和注释.然后,通过几个核心概念的钩沉和梳理,文章清楚地揭示出斯多亚与启蒙运动,尤其是与哈奇森本人的承接关系.实际上,这样的整体主义生机论的视角在我们中国思想史中也是不陌生的.     

从诗性正义到能力正义——努斯鲍姆正义理论探究

正义一直被看作是一个规范伦理学的概念。玛莎·努斯鲍姆是美国当代伦理学家的杰出代表。在对当代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功利主义正义观批判的基础上,努斯鲍姆引入了"诗性正义"和"能力正义"两个概念。文章分析了努斯鲍姆"诗性正义"和"能力正义"提出的背景及其思想历程,指出努斯鲍姆的目的在于超越功利主义对正义的狭隘理解,重拾亚里士多德正义中的人的目的维度,从诗性正义走向能力正义。     

改革开放以来公平正义问题研究新进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理论研究处于"隐蔽"状态;改革开放影响下有关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的探讨,构成了我国正义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并由此拉开了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理论研究的帷幕。进入21世纪,马克思主义正义观逐渐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并形成了哲学反思正义问题、回应西方正义理论及发展马克思主义正义观的研究格局。近年来,学界的研究重点集中于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探究正义问题,梳理、廓清西方正义理论,积极回应"塔克—伍德命题"引发的关于马克思与正义关系问题的争论,对马克思主义正义观进行多元化阐释与解读,以期推进马克思主义正义观的建构。     

论罗尔斯反驳前正义应得的理由

流行应得观以实现应得来定义分配正义,这就使其在评估社会的制度安排时,主张"应得先于正义制度而确立,并作为衡量制度正义与否的尺度"。罗尔斯驳斥了先于正义制度的应得,认为应得依系于某一特定正义制度而确立。罗尔斯从人们不应得其天赋、社会家庭环境的角度对前正义应得的反驳,依赖于一个并不可靠的前提,因此屡遭诟病。但这并不表明罗尔斯颠覆流行应得观的努力的失败。罗尔斯对竞赛中应得胜利现象的分析,隐含了反驳前正义应得的另一个更为有力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