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荣耀与德性之间:西塞罗对罗马政治伦理的再造

罗马共和国末期,古罗马以德性和荣耀概念为中心的传统政治伦理观产生了重大危机,尤其是以外在的、公共的荣耀作为个人行为内在的动力这样一种机制变得极不稳定。为了挽救这套政治伦理,西塞罗做了两方面的理论努力:一方面,为了应对希腊哲学的挑战,他再次肯定公共生活的价值和荣耀的作用;另一方面,为了应对荣耀与德性的实际分离,他利用希腊的思想对德性重新做出诠释,以德性限制荣耀的私人化。西塞罗试图通过他的著述和演说,再造罗马的政治伦理,驯化类似于恺撒这样的人的政治野心,劝诫青年贵族精英恪守或回归共和宪制与"先人习俗",从而捍卫共和国。     

论西方政治史中的贵族传统

西方从古典时代到中世纪一直存在着贵族政治传统。就其演变历程来说,在古典时代体现为过上得体生活的希腊精神,和公民自觉投身于公共领域的罗马美德,在中世纪表现为贵族等级意识,在转型时期,贵族在衰落的同时开始了文明化的进程,为了跻身于社会上层,新兴资产阶级接受了贵族等级的等级意识,从而在现代社会形成了社会上层独特的政治文化。本文认为,等级意识和荣誉观念构成了西方政治中的贵族传统核心要素,贵族政治传统在现代政治中的特殊意义在于,等级给政治以秩序,荣誉赋政治以魅力。     

用德性驯化政治: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德性政治

14世纪中期,以彼特拉克为首的人文主义者开启了"德性政治"观念的复兴.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倡导的"德性"不仅包括古希腊的四主德与中世纪的宗教德性,还涉及个人能力、专业知识等现代性的概念范畴.他们主张真正的高贵只能源于德性,希冀通过提升统治阶层的德性以实现政治改革.在德性政治的统摄下,人文主义者一方面提出在德性标准面前人人平等,另一方面秉持精英式德性教育理念,默认一定程度上的政治等级制.就本质而言,人文主义的德性政治仍然散发着强烈的精英主义气息.     

用智慧驯化勇敢:古希腊德性政治的演进

在古希腊人看来,"德性"的意思是好和卓越,它与政治的联系几乎不言而喻.如果宏观地考察古希腊的德性政治,我们可以看到两条主要线索:一条是强调勇敢和战争德性的主线,在荷马和各个城邦的政治实践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另一条是强调理智和智慧的线索,这条线索也可以在荷马史诗中看到端倪,但主要经历了从智者到斯多亚学派的演进过程,展现出不同的面向.在这个演进过程中,有一个共同的关注,就是用理智和智慧驯化勇敢,把勇敢纳入智慧的轨道.古希腊德性政治的不同源流,在西塞罗那里得到了罗马式的吸收和转化,进而对后世的德性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先秦贤能政治观的形成与嬗变

先秦时期是贤能政治观由萌生到成熟的重要时期.早期"贤"与今天所理解的道德有很大区别,而道德意涵本身也有一个由最初的"合道德性"发展为"道德"的过程.先秦贤能政治观几经改易,分别经历了以"坚"为"贤"、以"财"为"贤"、以"德"为"贤"三个不同阶段,反映了上古时期尚"力"的氏族社会、殷周前期尚"财"的宗法社会、春秋战国尚...     

重塑德性概念：西塞罗对罗马政治伦理的再造

在罗马共和国末期，西塞罗对“virtus”概念的重塑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在早期拉丁语中，“virtus”主要被用来指体质上的或军事上的勇敢；到了共和国中期，“virtus”的含义和用法开始出现分化，呈现出两种主要的面貌：一种是传统的用法，指体质的或军事的勇敢、勇武；一种是受希腊语“■”的影响，将概念扩展到军事领域之外，成为抽象的各种德性的统称。正是在西塞罗这里，“virtus”完成了概念上的抽象化、普遍化，获得了稳定而持久的伦理含义。西塞罗对德性概念的提升与重塑，不仅反映了希腊思想的影响，而且也再现了他对不依赖军事之“新人”意识形态的建构；由此，他深刻地改造了罗马的政治伦理传统，深远地影响了西方文明。     

论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正义

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罗尔斯以及由其引发的正义论思考是近代权利正义论的延伸。对亚里士多德古典正义论的追问和阐释,有助于深刻反省权利正义论的局限。不同于权利正义将政治法律与道德二分,亚里士多德的德性正义论以个人灵魂德性的"内在善"为基础,主张通过政体正义和法律正义的制度方式实现共同体的"外在善",通过培育友爱的德性和公民教化实现公民和谐,以弥补政治正义作为制度疗法的短板。德治与法治相结合是亚里士多德政治正义思想中践行中庸之道的根本体现。     

马基雅维里的virtù概念辨析

马基雅维里的virtù概念隐含了不同价值体系之间的矛盾,即古罗马意义上的德性和基督教德性的冲突、能力优异和道德完善的冲突。而virtù本身的多义性容易掩盖这两种矛盾。通过剖析这一概念可以发现,马基雅维里要挑战的不仅仅是基督教道德,而且还有古罗马哲学中的某些道德主张。他的政治道德思想的新异之处,不仅表现在揭示因多元谱系而产生的道德内部的裂变和分歧,更重要的是,他要重新评价道德在政治中的地位与作用。     

马基雅维利论党争

马基雅维利的党争理论具有辩证的逻辑和丰富的意涵。三对关键的概念使我们可以澄清马基雅维利有关党争论述的一些表面矛盾,并深入体察他对现代政党观念之形成所可能产生的深刻影响。罗马式党争与佛罗伦萨式党争这对理想类型化的概念有助于我们准确理解马基雅维利对于党争的积极评价;必然性与野心这对概念有助于我们把握党争的不可避免性与派系之害的可消除性或可控制性之间的关系;而贵族与平民这对概念则有助于我们思考人民在共和政治中应当具有怎样的宪制地位。     

政治的优先性及其限度——对《政治自由主义》一个理论预设的反思

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不仅是只在政治的范围内、而且是直接在政治的范围内运作,因而除了主张政治的独立性,它事实上还同时预设了政治的优先性。但由于政治与人性的内在关联不再是现代社会的共识,疏离于政治与强调政治的优先性就成了两种对立的政治哲学思路。政治自由主义强调政治的优先性,是要优先考虑政治的背景制度和合理的政治关系,因为由此构成的政治社会是一种人们应当共享的、内在的政治之善。但政治的优先性被限制在正义问题的理论建构方法与思维方式上,它并不在实质性的正义原则中对公民课以积极参与政治的责任,这就使得《政治自由主义》在两种对立的政治哲学思路之间取得了某种平衡。     

自由与美德的双重政治——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概念

亚里士多德探讨政治概念,是在统治的视角下进行的,需要区分家长统治、主人统治(专制)、政治统治,以此来凸显政治具有的自由与美德的双重特点。其中,自由是底线性原则,美德是主导性原则。政治的双重性落在公民身上,就是既要统治又要被统治,因此政治被希腊人认为是他们独有的。自由就意味着法治,法治也体现基于美德的分配正义;同时,政治背后既有自然基础,也有某种超越性。只有讨论了政治概念,才能回答什么是最佳政体的问题。只有贵族制兼顾自由与美德,是严格的政治统治也就是最佳政体。其他政体,要么是缺少自由的家长统治(君王制),要么是自由与美德都缺的主人统治(僭主制),或是有部分自由(共和制、民主制、寡头制),都不是最佳政体。     

政治道德及其存在空间

政治道德的存在空间需要从横向与纵向视角进行审视,从横向上看,政治道德与政治理性"同轴"互补,构成了"并列"关系;与政治信仰"虚实"相生,构成了"远近"关系;与政治正义相互"映衬",催生出"高低"的价值位阶关系.从纵向上看,宏观层面的政治道德体现为政治美德,中观层面的政治道德表征为政党政德,微观层面的政治道德表现为官员官德.以是,政治道德的存在空间有了可视化、层次性、立体感的存在,并通过对比参照确证政治道德"求真"融于"求善"的功能定位;"务虚"与"务实"结合的性质定位;"理想"与"现实"统一的目标定位.     

春秋时期贵族妇女的参政与两性关系

春秋时期,贵族妇女依然在诸多方面对政治产生影响,干预继承制是贵族妇女对政治参与的一种特殊形式,存在根源为男性贵族的“以妾为妻”使宠妾策划“废嫡立庶”成为可能。此时期,贵族妇女对政治的参与,亦有了新的特点,即女性贵族在政治领域内的独立人格丧失,一般不直接干预政治,而是通过其与男性当权者的关系对政治产生影响。贵族妇女的参政使她们在家国中的地位得到提升,而对男性的权力与地位造成压制,甚至带来权力的分化与政令的分散。     

犹太世俗贵族的兴起与犹太社会的首次希腊化

在希腊化时代最初两百年间,以多比雅家族为代表的犹太世俗贵族迅速崛起.伴随着犹太世俗贵族的兴起,犹太社会迎来了第一次希腊化浪潮.本文通过分析希腊化时期犹太世俗贵族兴起的历史条件以及犹太世俗贵族与世袭祭司贵族的夺权策略,揭示了这个时期犹太世俗贵族对犹太社会希腊化所发挥的作用及其对犹太民族认同造成的影响,并总结了这次希腊化尝试失败的主要原因.     

浅析希腊传统德性的内在分裂——兼论麦金太尔的德性复兴

在麦金太尔看来,现代社会对传统德性的摒弃使自我因丧失了德性的根基而丧失了自我的完整性,最终使现代人沦为了欧文.戈夫曼所描绘的角色之衣借以悬挂的衣架。麦金太尔认为希腊传统德性具有超越城邦政治的一般人类实践的普遍意义,因此,他呼吁向希腊传统德性回归以拯救当代自我的失落,     

政治诠释学:义界、特征与相关性

政治诠释学是一个新课题。诠释学作为政治诠释学的基础决定了它的本质属性、理论视野、认识结构、基本方法和具体内容。特别是在政治哲学与诠释学在交叉过程中,政治诠释学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基本义界。它是诠释学观点普遍性的自然延伸和自觉应用,是在政治领域内对理解方式的共同性的承认,也是一种具体的诠释学经验。总体上看,政治诠释学具有整体性、对谈性、劝导性、反思性等四大基本特征。这些特性使之与哲学诠释学、政治的诠释理论(解释的政治学)、法学诠释学和"诠释学的伦理学"相区别,成为一个具体、历史和实践的当代诠释学范型。     

马克思与现代政治

"自由个体如何共存"是马克思和现代政治解放理论共同关注的主题。启蒙试图仅仅从道德、法律和政治层面解决这个难题,陷入了形式平等与社会民主的张力之中。马克思提出实践唯物主义、个人所有制和真正民主制思想,扬弃现代政治解放的矛盾,从人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出发,阐释了自由人联合体的可能性。他对政治解放的批判并不是完全放弃自由、平等、正义、民主、道德、伦理、法律这些一般概念,而是以实践唯物主义的自由概念为基础,在否定阶级政治暴力和阶级意识形态的基础上,赋予它们新的内涵。     

论政治的正当性

政治的正当性问题,是政治伦理和政治哲学的核心命题.自古以来,人类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从不同视角对政治正当性进行探索和实践的历程,就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历程,是人类政治同"善的生活"逐渐统一的历程.政治与"善的生活"的联系,在历史、法律和价值三个方面得到不断揭示和深化.政治的正当性,作为一种政治秩序应该获得其成员承认的价值根本,在人类政治生活中具有优先性:它是政治生活和政治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国家与社会、政治家与公民有效结合的基础;是政治生活和政治发展的最终目的和归宿;对谋取"善的生活"的不同方法和途径,决定了人类政治生活的变更和形式.     

政治价值及其实践意义

政治对于政治主体而言具有肯定性与否定性的双重价值,政治价值是政治对政治主体的肯定性价值和应然意义.政治价值具有多维内在构成,它对政治社会的进步、政治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政治哲学的当代复兴及其意义

一、政治哲学的衰落与复兴肇始自苏格拉底的政治哲学是哲学的一个特殊分支。政治哲学不仅追求知识而且追求德性,不仅追求德性而且追问德性与知识之间的关系,因此,它是一种关于人类应当怎样生活的智慧。它的目标是对政治事物进行善恶之别、好坏之分的价值判断,对政治事物的内在本性进行形而上的反思。可是,19世纪以后,随着自然科学日益突出的成就,其方法论原则也日益渗透到各个知识领域并逐步占据统治的地位。这就使以探讨政治事物的价值和意义、追问政治事物的内在本性为目标的政治哲学陷入了知识合法性的危机。科学主义的知识论原则不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