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客授权行为对员工职业成长的影响：自我决定理论视角

聚焦于顾客授权行为这一概念, 以自我决定理论为基础, 分别引入基于组织的自尊作为中介变量和职业中心性作为调节变量, 探讨了顾客授权行为对一线服务员工职业成长的影响机制和作用边界。通过一项三阶段的时间滞后研究设计, 获取了245份有效样本, 结果显示: (1)顾客授权行为对员工职业成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基于组织的自尊在顾客授权行为与员工职业成长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 (3)职业中心性对顾客授权行为与基于组织的自尊的作用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当员工职业中心性水平较高时, 顾客授权行为对基于组织的自尊的正向影响更强; (4)职业中心性进一步调节顾客授权行为通过基于组织的自尊对职业成长的间接影响: 当员工职业中心性水平较高时, 顾客授权行为通过基于组织的自尊对职业成长的正向效应会增强。     

“近朱者赤”：同事主动行为如何激发员工动机和绩效

以往有关主动性的研究通常聚焦员工本身, 忽略了团队或组织中同事会对员工行为产生影响这一重要管理实践和理论视角。为此, 本研究以社会学习理论为基础, 探讨了同事主动行为对员工自主动机和工作绩效的影响, 以及员工主动性人格的调节作用。通过多时点、上下级匹配问卷(研究1)及情景实验(研究2)两项研究, 本文发现, 同事主动行为可以激发员工的自主动机, 进而提升工作绩效; 并且, 员工主动性人格强化了同事主动行为对员工自主动机的正向作用。本研究不仅从理论上将现有关于主动行为的研究视角迁移到同事, 也为如何更好地激励员工提供了实践指导。     

组织心理所有权、基于组织的自尊对积极组织行为的影响

采用自编的组织心理所有权、基于组织的自尊和积极组织行为等有效量表调查45家生产型企业共2566名员工,以检测组织心理所有权、基于组织的自尊对积极组织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组织心理所有权、基于组织的自尊和积极组织行为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组织心理所有权、基于组织的自尊对积极组织行为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其中基于组织的自尊在组织心理所有权与积极组织行为之间起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尤其是对组织及个人声誉或成就的心理所有权感对员工积极组织行为各个因素有显著正预测作用,基于组织的自尊在投入行为、主动行为和谋取人际和谐行为上影响效应更为显著。这意味着增强员工组织心理所有权感,培育员工主人翁意识和组织归属感,重视基于组织的自尊,提升员工的组织价值感和自豪感等措施有利于提升企业组织和个体绩效。     

仁慈领导对员工沉默的影响：组织内自尊和面子的作用

研究以333名国企员工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法,研究探索了仁慈领导对员工沉默行为的影响以及组织内自尊的中介作用和员工面子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发现：仁慈领导负向预测员工沉默行为,组织内自尊在此过程中起中介作用;面子正向调节组织内自尊和员工沉默之间的关系,即面子意识越高,两者之间的负向关系越弱,不光如此,面子意识还调节组织内自尊对“仁慈领导—员工沉默行为”之间关系的中介作用。     

职场排斥对员工主动性行为的影响机制——基于自我验证理论的视角

从被排斥个体的角度出发,以自我验证理论视角,研究了职场排斥对员工主动性行为的影响机制,考察在以上关系中员工的组织自尊的中介作用和员工的个性特征神经质的调节作用。针对3次追踪调查所得的403名员工和主管配对数据的层级回归分析发现:职场排斥对员工的组织自尊和主动性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组织自尊对主动性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组织自尊中介了职场排斥与员工主动性行为之间的关系;神经质增强了职场排斥与组织自尊之间的关系,员工神经质程度越高,职场排斥与组织自尊之间的负向关系就越强。     

团队领导组织公民行为的有效性：以双维认同为中介的多层次模型检验

本研究旨在考察团队领导组织公民行为对团队员工角色内绩效的影响及其以团队员工的共享团队认同和领导认同为中介的作用机制。采用团队领导—团队员工匹配问卷的调查方法,使用29个团队的样本数据对相应的多层次模型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团队领导组织公民行为对团队员工角色内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团队员工的共享团队认同和领导认同分别和同时在团队领导组织公民行为与团队员工角色内绩效之间起到完全的跨层次中介作用。     

被领导者“看好”的员工其行为也一定好吗?——内隐追随对员工行为的影响

领导者的内隐追随(Leaders’Implicit Followership Theories,LIFTs)是领导者对员工的特质和行为特征所持有的假设。从内隐追随的视角出发,有助于更深入分析“领导者和员工如何感知、决策和行动”的领导过程,是真正从员工出发的视角。本文主要从内隐追随的视角对员工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同时检验了领导–成员交换的中介作用及心理授权的调节作用。通过对19家企业的278名员工的分析发现:(1)领导者积极的内隐追随与员工的角色内行为和组织公民行为显著正相关。(2)领导–成员交换在领导者积极的内隐追随与员工角色内行为和组织公民行为之间均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3)心理授权正向调节了领导–成员交换对领导者积极的内隐追随与员工角色内行为和组织公民行为关系的影响;更进一步,心理授权调节了领导–成员交换对领导者积极的内隐追随与角色内行为关系的中介作用。本文的研究结果不仅拓展了内隐理论、认知理论在领导学研究的应用,而且丰富了社会交换理论的内容。     

组织中个体主动性行为“利与弊”

个体主动性行为是组织中个体主动做出的面向未来和面向变革的工作行为, 近年来成为组织行为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从现有研究来看: (1)在研究主题上, 多数研究发现了个体主动性行为可以带来正向结果, 个别学者也注意到了个体主动性行为的代价; (2)在分析视角上, 主要包括个体主动性行为对个体层面和组织情境层面的正向与负向影响; (3)在理论机制上, 个体主动性行为的“利弊”效应可用优势互补理论、自我决定理论和归因理论来解释。未来研究可着重进行以下理论整合: (1)从个体主动性行为类型出发, 基于智慧主动性的视角揭示其内在机制; (2)从主动性行为者和观察者特征两面性的视角, 实证探讨其背后机理; (3)从主动性行为主客体特征的发展视角进行动态研究。     

员工组织社会化程度对其行为绩效的影响

采用研究者自行编制的员工组织社会化内容问卷,通过对382名企业员工进行调查,运用潜变量路径分析技术,探讨了员工组织社会化程度和员工行为绩效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组织文化社会化对员工组织认同感有显著正向影响,工作胜任社会化对员工工作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人际关系社会化对员工工作绩效和工作满意度均有显著正向影响,组织政治社会化对员工组织认同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对离职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     

情绪劳动策略对主动破坏行为的影响

如何开展员工情绪劳动管理,避免负面行为结果,是服务行业面对的重要问题。以788名呼叫中心员工为研究对象,本文获得的结果表明:1)表层动作显著促进主动破坏行为,而深层动作的影响不显著。2)政策强度感知显著调节表层动作与主动破坏行为间关系;当政策强度感知较低时,表层动作对主动破坏行为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3)情感社会分享显著调节深层动作与主动破坏行为间关系;当情感社会分享水平较高时,深层动作对主动破坏行为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本研究从资源保存视角提出工作场所开展情绪劳动管理的有效策略。     

领导非工作时间电子通信预期影响下属工作绩效的多路径模型

领导预期下属非工作时间随时保持联系、并且及时回复工作信息已成为当下数字经济时代中的职场新常态。文章基于资源保存理论, 构建领导非工作时间电子通信预期(After-hours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expectations, AECE)影响下属工作绩效的多路径模型。通过实验研究, 以及多时点、多来源的问卷调查研究, 结果发现：(1)在资源获益路径, 领导AECE会通过增强下属组织自尊, 提升工作绩效; (2)在资源损耗路径, 领导AECE会增加下属的压力感知; (3)在资源威胁路径, 领导AECE会引发下属的名声担忧, 进而降低工作绩效; (4)自我领导调节资源威胁路径, 即当下属自我领导水平较高时, 领导AECE通过名声担忧降低工作绩效的间接效应被削弱。整合的理论框架为解释领导AECE对下属工作绩效的复杂影响提供更全面的解释, 这不仅丰富了AECE相关文献, 拓展了资源保存理论在数字经济管理背景下的应用, 同时也为“随时待命”这一职场新常态提供管理实践启示。     

Customer-Initiated Support and Employees’ Proactive Customer Service Performance: A Multilevel Examination of Proactive Motivation as the Mediator

Drawing on the proactive motivation model and theories of motivation, the current study examined customer-initiated support as an antecedent of employees’ proactive customer service performance (PCSP) and investigated the mediating role of proactive motivations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serving culture. We conducted two multilevel studies to test the proposed hypotheses. In study 1, we collected diary data from 158 nurses across 10 working days, and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urses’ daily experience of customer-initiated support and their PCSP was mediated by self-efficacy, work meaning, and positive affect. In study 2, we collected multilevel multi-source data from 373 nurses nested within 80 units and found that nurses’ experience of customer-initiated support was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ir supervisor-rated PCSP via role-breadth self-efficacy and work meaning, but not through positive affect. Further, team-level serving culture strengthened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stomer-initiated support and role-breadth self-efficacy. These findings shed light on understanding the effect of customer-initiated support as an external factor on prompting service employees’ proactive behaviors, potential motivational mediators to explain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and potential boundary conditions inside of service organizations to strengthen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customer-initiated support.     

WHY DOES PROACTIVE PERSONALITY PREDICT EMPLOYEE LIFE SATISFACTION AND WORK BEHAVIORS? A FIELD INVESTIGATION OF THE MEDIATING ROLE OF THE SELF-CONCORDANCE MODEL

We integrated the proactive personality and the self-concordance model literatures to hypothesize and test a model that explicates the processes through which proactive personality relates to employee life satisfaction, in-role performance, and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s (OCBs). Across 3 time periods,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165 employees and their supervisors. Results indicated that more proactive individuals were more likely to set self-concordant goals and attain their goals, which in turn predicted psychological need satisfaction. Psychological need satisfaction subsequently predicted employee life satisfaction, in-role performance, and OCBs. Further, goal attainment directly predicted employee life satisfaction. Our results also indicated that proactive personality's relations with employee life satisfaction, in-role performance, and OCBs were entirely indirect through goal self-concordance, goal attainment, and psychological need satisfaction.     

领导者对员工主动行为的心理与行为反应

员工主动行为因有利于个人和组织的长远发展而受到学界和业界的广泛关注。以往的研究主要关注主动行为对员工本人的人际内影响, 而较少考虑对领导者的人际间影响; 同时, 考虑到员工在领导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对员工的主动行为如何影响领导的心理与行为反应做理论性整理将极大丰富对员工主动行为的认识。学界基于归因理论、内隐追随理论、自我-他人评价一致性理论等对上述自下而上的影响过程进行了初步探索, 发现领导者对员工主动行为的态度评价和行为反应受到多重边界条件的影响。未来研究可具体化员工主动行为所诱发的领导者心理与行为反应, 探索员工主动行为与领导方式的循环关系, 以及深挖主动行为与绩效评价之间的内在机理。     

配偶情绪智力对员工工作投入的影响：员工生活幸福感的中介作用和性别的调节作用

本文关注配偶情绪智力对员工工作投入的跨领域的人际间影响。基于努力-恢复模型视角和情绪智力文献, 本文提出高情绪智力的配偶能够通过提升员工生活幸福感, 从而促进员工工作投入。此外, 通过整合社会性别角色理论, 本文进一步讨论了员工性别的调节作用。通过两个子研究, 本文发现：配偶情绪智力与员工生活幸福感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 员工生活幸福感与员工工作投入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 员工生活幸福感中介了配偶情绪智力对员工工作投入的影响; 并且, 员工性别调节了配偶情绪智力和员工生活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即当员工为男性时, 配偶情绪智力对该员工生活幸福感的正向影响更强; 此外, 员工性别还调节了员工生活幸福感在配偶情绪智力和员工工作投入之间起到的中介作用。本研究首次提出和检验了配偶情绪智力对员工工作投入的跨领域的人际间积极影响, 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重要意义。     

“激将法”会激发还是打击员工?感知能力不被领导信任的“双刃剑”效应

感知能力不被领导信任是信任研究的重要内容。已有研究普遍认为感知不被领导信任会对员工的自我产生不利影响。相反, 传统领导方式“激将法”则认为领导的不信任可以刺激员工展现更好的自我。为了解释上述矛盾, 本研究基于自我评价理论和心理逆反理论, 采用实验研究和多源多时间点问卷调查研究方法, 探讨了感知能力不被领导信任对员工自我的“双刃剑”效应及边界条件。研究结果表明, 当员工感知领导能力较强时, 感知能力不被领导信任会通过降低员工的工作效能感削弱员工的工作努力和绩效表现; 当员工感知领导能力较弱时, 感知能力不被领导信任会通过增强员工证明自我能力动机提升员工的工作努力和绩效表现。     

员工被上司信任感的形成机制

现有文献显示员工感知到被上司信任在工作场所中非常重要,因为这种感知会带来许多与工作相关的积极产出。虽然我们已经知道被上司信任感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但是对它的形成机制却知之甚少。忽视这一感知的产生机制将会限制其在管理实践中的有效应用,因为被上司信任感只有被成功地激发才能使信任关系得到建立,并由此对员工的行为产生影响。作为一种由个体对信任相关信息加工而得的感知,员工被上司信任感未必等同于上司实际的信任水平。因此,要想通过让员工感知到被信任来进行有效的管理,作为授信方的上司不仅要主动做出信任的行为,更需要考虑如何让员工准确地感受到自己的信任。 基于符号互动理论和社会信息加工理论,本文构建了一个关于员工被上司信任感形成机制的理论模型。根据该模型,上司的授权与培养这两种管理行为被识别为影响员工被上司信任感产生的重要因素;授权与培养对员工被上司信任感影响的有效性依赖于员工的目标导向、上司的可信度以及团队焦虑水平;员工被上司信任感的产生会影响员工的忠诚与敬业奉献,其影响程度受制于上司所面临的管理风险。 通过揭示上司的信任行为如何以及何时能激发员工被上司信任感并由此对员工的工作行为产生影响,本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做出了三个主要的贡献。首先,被信任感不是由授信方或被信任方单独一方决定的,而是在二者的互动中形成。虽然过往研究曾检验过领导风格对被上司信任感的影响,但却未从信任互动的角度进行解释。本文识别出了授权和培养这两种可以传达典型信任信息的管理行为,从而在理论上拓展了关于被上司信任感前因的文献,在实践上为上司如何做可以让员工感受到被信任提供了新的思路。其次,尽管被上司信任感的形成有赖于社会信息加工,却鲜有研究对该过程进行过探索。根据信息加工理论,本研究对被上司信任感产生的机理及边界条件发起了新的对话。我们不仅关注信任信息加工的正反效应,还探索了信息相关度（员工目标导向）与可信度（上司可信度）对这一过程的影响。关注员工目标导向有助于识别基于信任的管理行为的有效目标人群,而关注上司可信度进一步明确了上司在相关信息传达中可能产生的积极或消极的两种不同的影响。实践上,这一探究为管理者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帮助他们有针对性地、有效地让员工感知到被信任。最后,通过探讨团队焦虑和管理风险这两个团队层面上的消极因素的调节作用,本文丰富了对上下级信任互动情境的理解。实践上,我们为管理者如何在高不确定和充满挑战性的环境中采用信任管理策略提供了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