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一统"的"三时一贯"论

中国"大一统"的观念并不仅仅是自秦至清的帝国时代所特有的意识形态,而是中国政治文明中的一源远流长的根本传统,它"一以贯之"地存在、而又显现为"三时"即三个不同时代的历史形态--王权时代的大一统、皇权时代的大一统和民权时代的大一统.     

浅谈古代中国人尚武精神的式微

人类的尚武精神源于生存危机所引起的警戒心理。独特的地理和人文环境使中国较早地实现了国家统一。这种长期的大一统格局对中国人的尚武精神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统一帝国国力雄厚,可以有效抵御外敌入侵,以致承平日久,民风文弱;另一方面,国家统一后,为维护帝国稳定,统治者以防止内乱为首要目标,采取重文轻武的国策,民间的尚武精神由之湮灭。     

儒学的现代危机:启蒙话语与创生范型

回溯历史,儒学的每一次重大转型与发展都与其遭遇的困境以及所处的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五四"时期儒学批判话语的历史情境下,"儒学与现代性"关系问题逐步凸显出来,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必须正视和需要认真回答的历史性课题。一、"五四"运动下的儒学危机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与日加剧以及中国自身政治统治的没落,传统儒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机。传统士大夫们所尊奉的孔门圣教在西学的逼近之下也呈现出持久的紧张与冲     

少数民族与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

本文从少数民族对中国大一统理论的贡献、少数民族与中国大一统的历史实践、少数民族与近代中国的反侵略斗争、少数民族与中华民族的构建等四个方面,比较系统和深入地分析了少数民族与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少数民族建立大一统政权的历史贡献,少数民族为维护国家大一统而做出的卓绝努力,以及少数民族与汉族共建中华民族的历史脉络.史实证明,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是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缔造的,中国历史是中国各族人民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历史.     

西夏国家文化的构建

宋、辽、金、夏时期,少数民族政权相继建立,产生于大一统背景之下的礼教文化已经不能适应割据政权的统治需要,各割据政权便根据各自自身的要求,重新谋求建立一套独立的文化秩序来维护其统治,西夏政权即是如此。西夏统治者制定带有儒家色彩的礼法制度有其客观性和必要性。与此同时,西夏党项政权为构建自身的文化秩序,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践活动,最终建立起了既富有自身民族特色又带有浓厚儒家文化气息的文化体系,致使文化上形成一种"多元一体"的态势。     

何休《公羊》“大一统”思想析论

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理想追求和道德情感。而中华文明这一鲜明个性特征的形成，乃与儒家《公羊》学派所倡导的“大一统”理念的长期熏陶密切相关。东汉后期著名今文经学家何休，直接继承其《公羊》先师以“立元正始”、“尊王尚一”为核心内容的“一统”观，针对当时社会政治生活中世族崛起、分裂倾向出现的实际情形，致力于总结与弘扬“大一统”思想的精义，集中体现了人们追求统一、反对分裂的文化意愿。何休有关“大一统”思想的阐述与发挥，既具有深刻系统的理论思辨个性，又反映出突出的实践操作功能，即通过强调“一法度，尊天子”的立场，把维护中央权威，强化封建集权统治机制作为“大一统”的首要任务，从而提供了维持和巩固“大一统”政治格局的途径和方法。遂使儒家《公羊》学派的“大一统”理论获得新的生机，产生更大的影响。     

论小过卦的过与不及--析小过卦卦爻辞

小过卦依托卦象固有的等级框架,或取象比况,或直陈其事,揭示出当时社会的许多道理,其中包含了丰富的辩证法因素.<易>作者以为家事是小事,国事是大事,小事可以"过",大事不可以"过",这是尊君.这些思想见解是维护周王朝的统治和大一统思想的体现."过"的概念,实际上是哲学上"度"与"量"的问题.任何事物都有"度"和"量".本卦就运用了这一哲学思想来言说事理.     

"大一统"原则规范下的秦汉政治与文化

原义为"崇尚统一"的"大一统"概念,逐渐延伸出"高度统一"的含义,充实了"大一统"的内涵.在追求政治版图统一的核心内涵不变的基础上,秦汉时代的"大一统"概念还包含了学术文化的统一和制度文化的统一等内容.秦汉"大一统"的时代精神,反映在人们虚拟历史现象为现实社会政治文化的"大一统"张目,各类文化创造活动中对"大一统"精神的讴歌与弘扬,使中国的"大一统"理念之源头更加博大精深.     

20世纪中国伦理学研究的学术衍变

20世纪的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这场“大变局”肇端于19世纪末叶儒家主流伦理学说的式微之际。儒家伦理学说曾为传统中国社会提供了一整套关于宇宙、自然、人生的来源及意义构架的理论体系,它构成了中国人最基本的价值观。1895年以后,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大一统帝国王朝制度的动摇和宗法家族的解体,使得那套以维系传统儒家纲常伦理之建制化保障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加速崩溃。这说明,通行于传统中国社会的那一整套“内圣外王”的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价值观在20世纪初即已遭遇到了严重的危机。学者们将这种危机的表…     

庄存与春秋学的尊王特征——《春秋正辞·天子辞》读解

就"天子"一义而言,公羊学向有尊王与正王两种意涵,而其归趋则在于对大一统"王道秩序"的维护。庄存与完整承袭了公羊家的这一解经路线,但他表现出以下特点:一是其尊王的程度比四传多有过之而无不及;二是其正王非但没有《胡传》激烈,甚至比乾隆官方的经解亦有所收敛,更注重对以"天王"为代表的礼法秩序崩坏的闵叹,而非对天王个人的讥贬。彰显出作为皇子师傅的庄存与,其经解是自觉站在王室立场之上的,有着明确的维护王室、维护大一统、维护王道秩序的特点。     

"精英症候群":社会病理分析及对策 --医学社会学的解释视角

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精英群体普遍面临着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危机.从医学社会学的独特解释视角来看,这一非正常的"精英症候群"实质上是反复循环状态下生产与再生产的一种"社会病".在社会病理分析的基础上,从社会结构、社会评价体系、预防与保障机制诸方面为"精英症候群"会诊.     

青海回教教育促进会及其历史作用

正一、民国青促会成立的背景民国时期,青海之所以要成立"青促会",有其特殊的历史、民族和社会背景。(一)历史背景。清末,清政府为挽救统治危机施行新政,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和《钦定学堂章程》,开始了近代中国"废科举、办学堂"的教育新制度。在此影响下,回族中的先进分子进步意识逐渐觉醒,深感科学技术与启蒙思想的重要,从而掀起了近代穆斯林的新文化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一些知识分子纷纷投身改革传统的经堂教育制度,倡导并兴办新式学     

略论齐鲁文化在秦汉时期的发展与传播

齐鲁文化是先秦时期形成的具有时代特点、内容丰富的地域文化。秦汉大一统政权建立后，齐鲁文化得以广泛传播，既影响了政治统治的意识形态，为统治集团决策行政提供了理论依据，又在社会各个领域流传，成为社会教化的基本内容，同时也是学术研究的重要对象，并逐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受到以后各个时代的重视。     

中国古代“孝”文化的两重性

孝的本义是“善事父母”。因为人为父母所生养而成长 ,应该给以回报 ,所以孔孟主张对父母尽孝。先秦儒家还提出父慈子孝的对等关系 ,在道德人格上是平等的。秦汉大一统以后 ,移孝作忠 ,伦理向政治伸延 ,君父对臣子形成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汉朝称以孝治天下 ,建立察孝廉、奖孝悌的制度。对孝道的提倡 ,用以造就一批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孝悌家庭 ,对以家族为本位、家国同构的中国古代 ,儿女尽孝能和睦家庭 ,进而安定社会 ,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有一定的正面作用。同时把孝亲与忠君联系起来 ,所谓忠臣出于孝子之门 ,对于维护汉皇朝的统治亦有安定的作用。但是历朝的孝治政策亦有负面效应。由于朝廷奖励孝子 ,有的人就弄虚作假 ,败坏社会风气 ,把孝道作为沽名钓誉的工具。有的虽然真心尽孝 ,但措施不当 ,形成愚昧行为。正面与负面就形成中国古代孝文化的两重性。     

传统文化精神家园现实危机的想象性救赎——中国家庭伦理题材影视剧受青睐的文化分析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其伦理精神一直贯穿在中国的各种文化形式当中,所以,以家庭的悲欢离合来寄寓国家和民族的盛衰兴亡与历史变迁的家庭伦理影视剧,其道德伦理、宗法伦理与政治功利相糅合的叙事主题,与文艺创作者潜意识中接受儒家文化伦理精神的影响密不可分。新时期以来,家庭伦理题材影视剧受到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共同青睐,呈现出日益繁盛的景象。编导们通过展现普通平民的生活形态,揭示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所面临的道德冲突和文化冲突,挖掘普通人身上所蕴涵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和生活观念,既展现了他们身上所闪现的人性光辉,也表达了对传统伦理道德观及传统文化的维护,是对失落了传统文化精神家园现实危机的想象性救赎,是对现实文化怀旧心理的“视野融合”。     

论王阳明的民族观

王阳明的民族观是在强调大一统的王权统治下提出的,其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顺其情不违其俗,循其故不异其宜"的民族差异性;"人性之善,天下无不可教化之人"的民族平等性;"在身心上做,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的民族团结性。王阳明的民族观值得我们批判地继承和创造性地发展。     

文化政治经济学: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和国家

本文研究了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结构,在回应大西洋福特制①危机的过程中,这种经济日益成为霸权统治的(无疑是后统治metagovernance)后对象。本文认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KBE)是复杂的、异质的和不稳定的社会关系的配置,这个配置与特有的一套主观性有关,而且通过物质对象和社会制度得到中介。本文还把KBE的兴起描述成为临时性的、局部的     

毛泽东对传统“民本”话语体系的变革

话语体系是表达意义的符号系统。中国古代以"民"为核心的"敬天保民""民惟邦本""民贵君轻"的话语体系,不仅对于稳定统治秩序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形成了独特的中国文化传统。近代以来,毛泽东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从中国现实出发,变革了以"民"为核心的话语体系,形成了以"人民"为核心的"人民当家做主""为人民服务"的话语体系。话语核心的转变体现了人民的主体性地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意义表达,对于我们今天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张力与调适:董仲舒“天人三策”意涵追问

董仲舒作为汉代新儒学的开创者,其思维方式集开放、包容和排他于一体,吸纳扬弃先秦诸子百家之学,构建了一套以"天人三策"为基本框架的政治哲学体系。该体系借助于"天"的至上、至善性,为汉代社会秩序提供价值理想与目标导引,为大一统国家的统治秩序寻求合理与合法性论证,从而与汉武帝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某种文化共识。这种共识无疑是儒士与皇权对儒学价值理想认识存在的张力不断进行调试的结果。此结果使得以孔孟为代表的原典儒学,在汉代获得转型并最终以"新儒学"的形式取得独尊地位,进而逐渐使儒学在后世成为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文化,其影响至深至远。     

徐复观对“五四”时期非孝思想的反思

"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某些代表人物对中国传统孝道思想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其基本观点包括:孝道助长专制统治,孝道维护家族本位以及孝道贬损人格尊严。针对上述批判,现代新儒家徐复观作出了批判性反思。他在肯定"五四"时期非孝思想合理性的基础上,着重指出了其偏颇所在。这些偏颇有:以偏概全、因果颠倒、有"破"无"立"等。徐复观对"五四"时期非孝思想的反思,对我们仍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