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性探索

作为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冯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做了三方面的创新性探索。首先,丰富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体系：将狭义认识论拓展为广义认识论,充实了认识论中“知觉”和“意见”两个范畴,将“疑问”和“观点”两个普通概念提升为认识论的范畴。其次,建构了独特的马克思主义辩证逻辑体系：探讨了怎样将哲学理论化为思维方法,建构了以“类”“故”“理”为骨架的逻辑范畴体系,概括了辩证逻辑方法论的五个环节。再次,梳理与概括了中国古代自然科学成就：运用与发展了比类取象、比类运数的科学方法,设计、运用了实验手段。     

浅析孙中山的进化论哲学思想

孙中山吸取西方自然科学的成果,结合中国社会实践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进化论哲学思想,即宇宙进化论、生物进化论和历史进化论。他的进化论哲学思想超越了西方进化论,将进化论运用到历史和认知领域,提出了“突驾说”和进化认识论,因此孙中山的进化论哲学思想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评弗·赫尔乃克的《阿·爱因斯坦》——为真理、人性与和平而斗争的一生

同自然科学家们建立起密切的、战斗的联盟,是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长期以来的任务。这个联盟是为解决近代自然科学和哲学问题以及尽最大能力地把科学用在为人道主义的目的上服务的。在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它是科学迅速发展成为直接的生产力的前提。在现代的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同自然科学家的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现代自然科学”小型学术座谈会在上海召开

5月20日至21日,上海市哲学学会和《哲学研究》编辑部联合在上海召开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现代自然科学”小型学术座谈会,就如何以现代自然科学新成就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如何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概括现代自然科学新成就的问题,展开了讨论。会上思想活跃,气氛热烈。参加座谈会的有: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情报研究所、上海科学学研究所、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上海市委党校、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交通大学、华东政法学院等单位的部分哲学工作者和自然科学工作者,共20余人。     

与时俱进,深入开拓社会认识论学科方向

关于"社会认识与社会形态研究丛书",特别是欧阳教授的《社会认识论导论》,我认为它的价值首先在于开创了社会认识论这一学科方向。社会认识论的提出和研究使得我国的认识论研究发生了某种转型,这种转型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拟科学的哲学来说,往往很难跟踪自然科学的最新发展成果。而且近年来自然科学的发展很快,其分化又非常厉害,方向越来越窄,在自然科学领域综合性的大师越来越少,拟科学的认识论面临困境。在这个时候,社会认识论改变了我国认识论研究的发展方向,使得它立足于实践,向人文、社会的维度发展,从而深刻地影响了我国认识论的发展进程。     

在大连召开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现代自然科学”座谈会发言(摘要)

1981年6月11日至12日在大连召开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现代自然科学”专题座谈会的情况,已在本刊第7期上予以报导。这里,我们将这个会上部分同志的发言摘要发表,供大家进一步研究、讨论这些问题的参考。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现代自然科学问题,是认识论应当予以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同志来研究这方面的问题,共同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研究工作推向前进。     

匈社会主义工人党关于卢卡奇问题的决议

匈牙利《社会评论》(月刊)1983年第8、9期发表了《纪念乔治·卢卡奇诞辰100周年提纲》。这个文件是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文化政策工作部根据政治局决定拟定的。该材料对了解、研究卢卡奇及其论著有参考价值。提纲介绍了卢卡奇的政治生涯和他的思想的发展过程。提纲认为,乔冶·卢卡奇(1885—1971)是二十世纪影响最大的哲学家之一,他毕生的理论工作,为本世纪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他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中,他特别注重分析马列主义的哲学遗产、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问题、德国古典哲学史和批判现代资产阶级的哲学。他的艺术理论也为本世纪的欧洲文化做出了卓越贡献,他的活动和功绩远     

现代认识论研讨会概述

现代认识论研讨会于1988年12月20至25日在厦门市举行。会议由中国认识论研究会、武汉大学现代认识论研究中心、福建省社科院、厦门大学哲学系等十多个单位联合发起。与会代表70余人,提供论文40余篇。会议围绕当代认识论发展的趋势、认识论与现代科学的关系、思维的微观机制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一、当代认识论发展的趋势什么是现代认识论?过去的认识论研究工作有什么缺陷?当代认识论的发展趋势有什么具体的特点?针对这些问题,一些同志发表了意见。有的同志认为,以往认识论研究存在的缺陷,可以概括为六种分离:(1)认识发展规律与社会发展规律分离;(2)主客体相分离(忽视了主体的结构与功能的变化);(3)     

关于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几个问题(笔谈)

现在不少同志提出,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挑战”,哲学应当回答科学的“挑战”。这种迫切要求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我认为,更确切地应当说,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进一步丰富和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同时它也提     

划分认识阶段的根据问题

认识的发展阶段问题,是个古老而又有争论曲问题。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近几年来,我国哲学界对这个问题展开了讨论。为了促进研究和讨论的深入,本刊今年已发表了数篇文章,这一期又开辟了“认识阶段问题讨论”专栏,欢迎大家积极参加争鸣。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发展阶段理论是一个完整的思想,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它是高度抽象的科学思想系统,但又深刻地反映着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生动的现实。当代社会实践的发展,人们认识领域不断扩大,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达到了更高的水平,不少学科如心理学、脑科学等为认识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新材料;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如电子计算机、数学方法等为人们认识世界提供了新的手段;一些自然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对人类认识的发展也提出了引人思考的新见解。这就要求我们,在深入研究和讨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发展阶段理论时,应该从更多的方面、更新的角度进行阐发,以利于把认识发展阶段问题的探讨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卡西尔的文化哲学及其广义认识论建构

本文是对卡西尔文化哲学的总体把握,即将其定位成一种广义认识论的体系建构。围绕着他的"符号形式哲学",本文简要分析了卡西尔是如何从康德哲学中吸取思想方法,并结合新康德主义的认识论主张,提出了以"形式因素"为基石的认识论反思路径;进而围绕卡西尔的"符号形式哲学"讨论他关于语言、神话、艺术、科学等符号诸形式的全新观点,从中可以看到他是如何"从理性批判走到文化批判";文章最后强调了卡西尔文化哲学的建构主义原则,并将其与当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进行关联。本文的基本论点是肯定卡西尔文化哲学所开启的广义认识论之路径,表明卡西尔的文化哲学在一定程度上预示和开启了当代认识论的演变进程。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当代中国的文化软实力

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当代中国的文化软实力。首先,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一种科学的、先进的现代社会理论,具有宗教神学所没有的开放性和传统无神论所缺乏的现代性;第二,马克思无神论是凝聚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力量,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中国政教和谐与宗教健康发展的思想保障;第三,从国际层面来看,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与中国文化传统深度契合,形成一种以人文关怀为特质的文化软实力,这种文化软实力可以化"文明冲突"的戾气为文化交流的祥和。     

《狹义认識論》导言

最近克劳斯发表了一部以“研究”逻辑语义学为中心内容的著作:《狭义认识论》(《Spezielle Erkenntnistheorie》,VEB Deutscher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Berlin 1965,383 Seiten)。作者在本书“前言”里说,生产自动化、采用电子计算机、企业组织与经济规划的现代形式要求对符号学作“科学的研究”,但是,这门学科迄今在很大的程度上都“被忽视了”,因而许多自然科学代表人物“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采取正确的态度”,并且在社会科学里出现了“许多教条主义与肤浅的经验主义的现象”。而本书的任务就是要建立“一门以科学态度来研究的语义学”。作者在本书“前言”里还说,虽然语句学、语义学与语用学的划分起源于现代数理逻辑奠基人C.D.皮尔士,而皮尔士在许多方面都与实用主义有联系,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承认这个课题对现代认识论与科学方法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作者还援引了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里关于如何对待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教授所说的那段话,表示他自己要研究和吸取资产阶级哲学家的“研究成果”。这里译出的“导言”,集中地表现了克劳斯想“建立一门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用符号学来“补充”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企图。作者抄袭皮尔士和莫里斯的观点,把符号学规定为“语言符号的一般理论”,把符号学分为四个部分:研究符号与符号的关系的语句学,研究符号与反映的关系的语义学,研究符号与客体的关系的信号学,研究人与他所使用的符号的关系的语用学。克劳斯反对把符号视为“客观存在的对象的反映”,他说,“我们从来都不能说,符号以某种方式依赖于客体,与客体有因果关系”。他认为,符号只是通过反映而跟被反映的客体有关。他公然声称,“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称符号学为认识论的一个分支”。在这以前克劳斯还写了概括地讨论符号学问题的《符号学与认识论》(柏林德国科学出版社1963年)、专门讨论语用学问题的《语词的威力》(柏林德国科学出版社1964年)、部分地涉及语句学问题的《现代逻辑》(柏林德国科学出版社1964年)以及一些论文。民主德国的某些哲学家对他的这种研究趋势赞扬备至,说什么克劳斯的著作“采取了反教条主义的立场”(《统一》杂志1965年第6期),“将若干神圣的禁物抛于舟外,沉诸大海”,“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德国哲学杂志》1965年第4期)。     

观察中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关系

本文探讨了观察中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关系这个科学认识论的重要问题。文章认为自近代科学诞生以来,在这个问题上有两大流派。一派是以近代哲学家培根为代表提出的“纯观察”方法;一派是波普、库恩、汉森等现代科学哲学家主张的“观察渗透理论”。前者对于近代科学冲破神学与经院哲学的束缚而兴起和发展有过巨大作用,后者则是适应现代科学发展的需要而提出的一种认识论观点。这两大流派各自强调了主体与客体相互关系中的一个方面,都只有某方面的道理。文章认为,观察中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关系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观察一方面受主体中理论结构的巨大作用和观察手段的限制,另一方面又要排除理论结构的消极影响,改进、提高观察手段,这二者的结合与相互作用,表现了认识运动的发展过程。     

H.外尔——科学哲学家

外尔(H.Weyl,1885—1955)是本世纪著名德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兼科学哲学家。1918年发表的《空间、时间和物质》一书被公认为有关相对论的一部经典著作。他对科学哲学的最大贡献当推《群论与量子力学》(1925),因为他在该书中打算用相对论去解答统一场的理论。《数学与自然科学的哲学》一书(1927)也在西方科学哲学界享有很大声誉,该书探讨了纯粹数学与应用数学。他认为自然科学的基本问題就是空间、时间和超验世界;尤应关注主体与客体的认识论的问题。他还分析了物质与因果性的     

论汤一介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之探讨

汤一介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最早开始讨论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关系的学者之一。他在用彤先生"文化调和说"的基础上提出"文化双向选择论",从文化交流与发展规律的角度说明二者结合的必然性;他认为当代中国文化无疑存在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新、旧两个"传统",故二者结合有其必要性;他指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有其契合处和互补性,提出了二者结合的可能性路径;他还以冯契先生"智慧说"哲学体系和张申府的哲学理论这两个成功的"接着讲",作为二者结合的现实性例证。汤一介的研究对于我们思考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显然具有启发意义。     

奥伊则尔曼论辩证唯物主义(下)

三　辩证唯物主义已经提出但尚未解决的问题长期以来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 ,已成学术界的定论 ,而且苏联哲学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它的基本原理已经有全面准确的阐述 ,哲学家的任务只是对它们加以论证、宣传和运用而已。奥伊则尔曼完全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 :“马克思和恩格斯令人信服地指出 ,唯物主义应当是辩证唯物主义 ,辩证唯物主义首先要用辩证法改造以往的唯物主义 ,用唯物主义改造唯心主义的辩证法 ,并对当代自然科学的成就进行辩证的和唯物主义的思考与总结。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这些任务完成得如何 ?我认为 ,任务并…     

当代新康德主义研究述介

当代新康德主义研究述介毛怡红新康德主义是一个哲学流派。它起始于１９世纪５０——６０年代。在本世纪初一跃成为德国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思潮。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始,随着现象学、存在主义等其它哲学流派的兴起,新康德主义逐渐走向低谷。由于新康德主义不仅是教授们所积极倡导的学院哲学,它还渗透到当时德国社会政治运动及文化思想领域中,因此,人们又称这种哲学现象为新康德主义运动。一、新康德主义研究的历史沿革虽然新康德主义在哲学史上,曾经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批判．但是,系统地研究和评价它却是近年来的事。本世纪５０——６０年代,随着德国哲学向科学理论．新实证主义及分析哲学的突然转向,新康德主义在德国一度遭到冷遇。一些重要的哲学史著作．如施太格缨勒的《当代哲学主流》对它几乎只字不提。而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卢卡奇则认为．新康德主义作为一种教授思想体系对哲学发展无任何意义①。布洛赫则在谴责新康德主义对康德思想歪曲的同时,把它仅仅看作一种国家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尽管他本人曾就李凯尔特的认识论做博士论文）．认为其认识论上提出的问题只是一定党派利益的产物②。７０年代末以来,德国哲学界对科学理论及文化哲学问题的普遍关注重新点燃了研究新康德主义的兴趣     

价值观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

认识论是一个古老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创立,为她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从此对认识论的研究踏上了科学、正确的道路。随着认识论研究的深化,哲学、自然科学、思维科学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也在不断地充实和丰富自己,日渐高涨的呼声是:把价值观引入认识论的研究中。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发展必要的一环。     

20世纪中国哲学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进入21世纪后,面临着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困难性。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在研究视域上作出一个大的转换,即从20世纪中国哲学视域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20世纪中国哲学主潮之一,通过参与创造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与现代传统,通过与20世纪中国哲学诸思潮的相激互融,通过转化成为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的哲学内核,进入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成为了20世纪中国哲学的有机内容,并为广大中国人民所接受和认同。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取得了作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笔者的这些思考与探索,得到了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陶德麟教授的鼓励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