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人格的诠释及其现实价值

孔子平生教书育人,以培养造就"君子"为宗旨。君子、小人一直是人们区分人的道德品行好坏的标准,君子是人们追求达到的理想人格目标,小人是人们所鄙弃的无德行者。君子人格的内涵、特征或者标准,大致说来,应该有10种:仁、义、礼、智、忠信、勇、中庸、和而不同、文质彬彬与自强。孔子及先秦儒家汲汲于"君子小人"之辨,目的在于扬善抑恶,塑造仁德的理想人格。从优秀传统文化美德中汲取营养,激活和焕发人们内心由传统文化长期熏陶而形成的价值理念,是确立、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修课。既然如此,在当代,界定和培育君子人格就是"使中国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的重要抓手;是让中国传统文化换发出新的生命力,为解决当下中国人安身立命问题提供思想资源的一项重要举措。     

《孟子》君子意象的多重性向及其文化解读

《孟子》君子意象的多重性向,主要表现在对君子之德、君子之政、君子之仕、君子之变等方面的描述与解析之中。从文化角度看,《孟子》中的君子意象,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德性文化、仁政文化、君子文化有重要关联。《孟子》中的君子意象,不是孟子偶尔涉及的文化符号,而是其着力构建的一种理想人格,为儒家的生命追求和德治期盼标示出了鲜明的道德方向,这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及至当代文化的内涵构成,具有文化传承和文化发展的重要意义。     

儒家君子人格的跨语际旅行--兼与Gentleman(绅士)比较

儒家的理想人格是"君子",《论语》中的君子人格在跨语际旅行中突出了地位、智慧和德行三个方面。但是近些年却有更多译本将其与惯常译名gentleman(绅士)相比附。通过溯源与比较可以看到,"君子"与gentleman只有一部分交合,以gentleman对应"君子",使得后者丰富的内涵无法得以展现。     

胡瑗经学视域下的《周易》观

处在由汉唐经学向宋明理学转型过程中的胡瑗,在经学的视域下,对<周易>一经作了独到理解.依他之见,<周易>为圣者、王者通天而理天下的经典,为居首的王者之书.该经上以通天,下以贯人贯物,开显出"极天地之渊蕴,尽人事之终始"的宏大向度、根本宗旨与深厚底蕴.开示通天者有二,一为圣人,一为王.前者从生命人格意义上言,后者从拥有统御天下之大位意义上言.<易>所集中昭示的,是圣贤君子遥契超越之天而通天的整体天下意识下的应然价值自觉与使命担当.通天而高标王道,引领人生,平治天下.而圣贤君子所高标之王道,约而言之,即为一法天而正定的礼乐刑政之道.胡瑗的上述理解,既体现着汉唐礼乐文化的基本精神对于他的历史文化语境方面的内在深层影响,又昭示出士大夫层新的文化主体意识、天下平治引领性主体意识之自觉.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试解——“君子”现象分析

儒家文化的深远影响是由历代”君子”所承担的。然而何谓“君子” ,本文依据《论语》拟对这一问题予以探讨 ,包括“君子”的世界、“君子”的意义、“君子”的困惑及“君子”的本质四个方面。目的在于澄清“君子”的原始形态 ,为进一步探求传统文化的特征及与现代文化之关系做一点基础性工作。     

君子、理想人格及儒道君子文化的相异互补

君子作为现实生活中积极向上向善的正面人格形象,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成人成己的价值认同,是中华文化做人标准的人格化体现,是将内在德性外化为具体表现的现实人物。"君子"概念的内涵在历史上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中国儒、佛、道文化都为此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君子"与理想人格相比,有区别也有联系。理想人格作为道德楷模,是人们学习的榜样,"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君子则是不断追求并自觉践行理想人格的优秀人格,是不断趋向于理想人格的现实人格,是每一个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都应该努力做到的。在中国传统君子文化中,儒、道两家的君子文化最具代表性,道家的"天之君子"和儒家的"人之君子"中所展现的思想智慧相异互补,丰富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就现实意义而言,提倡每一个人做"君子",在当下社会中也许更具现实性和迫切性。     

重铸君子人格 推动移风易俗

重建道德中国,推动移风易俗,必须造就大批新时代的君子去参与去带领。君子文化曾长期被冷落,而今又逐渐升温,其顽强生命力来源于:一是合情合理,二是文明需要。志愿者队伍的壮大滋养着君子群体。君子与小人的主要差别,一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二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而君子与小人的差别又是动态的可以转化的。梁启超有《论君子》之作。今日新的君子之论把君子道德人格概括为"六有":有仁义,立人之基;有涵养,美人之性;有操守,挺人之脊;有容量,扩人之胸;有坦诚,存人之真;有担当,尽人之责。我们要突破"君子不器"的局限,改曰"君子能器",呼唤各行各业都有大批君子出来肩负重任。全国道德模范的不断涌现,山东威海倡导"君子之风,美德威海"的成绩,都增强了我们重建礼义之邦的信心。     

"智者不惑"的道德意涵

"智者不惑"是先秦儒家尊崇的君子三大德行之一."智者"之所以"不惑",并非仅仅因为具备认识论意义上的认知能力而能知物识理,而是更多地指具备人事活动领域的道德理性而能明善祛恶,它主要体现为:明是非、辨善恶,贵知己、善识人,知当务、识时势.正因为对明善祛恶之智的强调,促使儒学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成人之教",而有异于西方的"爱智之学"."智者不惑"蕴含的人文内涵有助于纠正现代社会过于倚重科技理性之风,是以真善美为底色、崇尚人的全面发展之和谐文化建设的重要思想资源.     

利玛窦的《交友论》

<正>1595年,利玛窦首次尝试进入北京未果而南返,在南昌住了三年,受到建安王朱多(?)和乐安王朱多嫉的热情接待,经常设宴款待。席间,谈起交友之道,建安王说:"凡有德行之君子,辱临吾地,未尝不请而友且敬之。西邦为道义之邦,愿闻其论友道如何。"当时正在练习     

论子夏之学及其在后世的影响与流变

子夏之学基本特征是:在现实上表现为求成效的事务主义,在学术上表现为穷经的章句之学。这种特征可用小人儒名之而与君子儒相对,君子儒盖指"内及于性,外达于天"之儒,为思孟学派之特质,得孔子之道的正宗者。孔子之后,能绍述之者乃曾子,其后的子思与孟子俱依此而弘教。子夏与曾子并为孔子后期开坛授徒之弟子,但子夏德行存养上的"弱"使子夏之学沦为了小人儒,故其"内不能及于性,外不能达于道",而形上之道缺焉。子夏之儒的事务主义在后世为荀卿所继承,其流变为法家;而其章句之学在汉代则流为家法传经。二者俱远离孔子之道的真精神。     

“说”、“乐”与“君子”之平和——解读《论语·学而篇》第一章

《论语·学而篇》第一章所体现的可能逻辑结构是多重的,主要表现为由"说"而"乐"进而"君子"之平和的递进结构、或"说"或"乐"或"君子"之平和的并列结构、"说"统"乐"与"君子"平和的总分结构、"君子"之平和统"说"与"乐"的分总结构、"乐"统"君子"之平和与"说"的分总分结构。特定的结构所呈现的生活场景各有分殊,但皆通过对文字本义的探寻来实现。其间所体现的文化的多样性与传承性及其关系值得深思。     

成为君子的条件,只有一个

正在《论语》中,讨论君子小人的不少,这给中国人一个不太好的印象,好像儒家对君子的要求很多,很麻烦。其实,用儒家的标准做君子,只有一个终极条件,就是真诚。先有"儒",再"儒家"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但在孔子之前即有"儒"的说法。《周礼·司徒》中说:"师以德行教民,儒以六艺教民。"古代由"师"与"儒"负责教化     

《论语》的“君子”思想探微

《论语》通俗而多方面地阐释了“君子”的为人处世之道及其道德评判标准,多视角、多层次地展示了“君子”应具有的内在人格和外在表现。孔子在思想文化方面的伟大贡献之一在于他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给世人构建了一个丰富完整而鲜明的“君子”的人格形象,这一形象不仅集中地体现了孔子毕生所追求的人性美学理想,而且最终也使之发展成为整个中华民族乃至东方多民族共同的理想美德的象征和标准取向。“君子”形象的构建和形成折射出孔子一生的追求、进取与无奈,同时也使得孔子最终成为中国文化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思想伟人,也是千百年来孔子深为世人所崇拜的主要原因之一。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别解

《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语,历来有两种解法:一种以"德"分君子、小人,宋儒多如此解;另一种以"位"分君子、小人,秦汉儒者多如此解。以"德"分君子、小人,则"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语宣说的是一条道德原则;以"位"分,则可视为一条政治原则。作为道德原则来讲,以义利之辨分君子、小人,可视为一种修己之学,然修己本身不足以平天下。作为政治原则来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语有两层内涵:一是有"位"之"君子"不当与民争利;二是有"位"之"君子"当以"义"化民,此不仅合孔孟先富后教之义,且孔子"为政以德"的思想亦得以充分体现。就此而言,以"位"分君子、小人,似更合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语的本旨。     

帛书《二三子问》“龙之德”之意蕴及忧患意识

帛书《二三子问》作为解经之作,其论述是依《易》之经文展开的。《二三子问》论《易》屡称"龙德",分别从龙与天地阴阳的关系,龙的变化特性,龙之德在人类社会中的体现三个方面进行论证,表达作者的易学观。在此基础上,《二三子问》的作者通过对卦爻辞的诠释,以阐述施政艰难的方式表达忧患意识,同时通过比较人君、贤者、君子、小人的不同德行,表达重德的核心观念,凸显忧患意识。     

孔子时代的“君子”和“小人”

春秋中期之前的"君子"、"小人"概念,不同于现代汉语中的道德褒贬含义,而是指代两大不同等级的社会人群,即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春秋中后期,即孔子时代,"君子"、"小人"开始发生重大转变,有了道德含义,进而"君子"成为道德、文化的代名词,失去了与人的出身等级之联系。这一转变的背后有深远的历史背景:历史由传统的贵族制时代向官僚制时代演变,推动了君子、小人概念的演变。亦即词汇意义的演变过程,打下了深深的中国文化平民化走向的烙印。     

伦理生活与形上超越——亚里士多德arete概念的多重涵义及其内在张力

在当代哲学的"伦理转向"中,德行伦理学的复兴是一个重要事件,从中也生发出新的理论形态和中西伦理思想的比较研究。在这一背景下,澄清德行伦理学核心概念arete(德、德行)的思想内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亚里士多德最早构建德行伦理学的思想体系,arete得到全面系统的阐发,他一方面区分出不同的层次,有"伦理之德"和"理智之德","自然之德"和"完全之德"以及"完满之德",另一方面将arete的多种面向关联起来,使之互相贯通,形成一个整体,这个整体蕴含着逻各斯与习惯、沉思与实践的张力,并致力于实现形而下的伦理生活与形而上的智慧超越之间的协调统一。亚氏关于arete的探讨对于当代伦理思想仍不失其现实的启发意义。     

“守正以待时、不争而贞胜”——王夫之论君子与小人相处之道

君子小人之辨在明末臻至顶峰。身为明末遗老,王夫之要求君子不用权术、避免与小人进入对立,即君子秉持正道以容纳、接触和控制小人,不能以权术对待之。一旦君子不能控制小人或局势,王夫之则斥之为"识暗而力柔",但是王夫之没有认识到,他欣赏的"识胜"而"力定"本身就是一种权术。王夫之及其同辈在小人面前的束手无策提醒我们,"喻于义""喻于利"的动机鉴别并不适合于政治和社会管理,儒家的礼义教化和包容也不能有效制止小人的肆意妄为。反倒是制度的建立、法令的约束是超越君子小人之辨、约束小人妄为的良策。因此,应将道德修身与政治管理适当分离,而不是用君子小人之辨来混淆个体修身与政治管理。     

孔子之精神境界论

孔子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当系统的关于精神境界的思想 :按人格境界 ,把人分为小人、君子和圣人三等 ;按心理范畴 ,把人分为智者、勇者和仁者三类。于是就有了九种境界 :小人之智者 (小智 ) ,小人之勇者 (小勇 ) ,小人之仁者 (小德 ) ;君子之智者 (大智) ,君子之勇者 (大勇 ) ,君子之仁者 (大德 ) ;圣人之智者 (圣智 ) ,圣人之勇者 (圣勇 ) ,圣人之仁者 (圣德 )。     

管子的“禾变”君子观及儒家的“合变”传承——以《管子》为中心

管子的思想对中国影响较大,《管子》的君子观是天地之道,是君子存在的依据,君子的“禾变”智变是君子存在的现实需要,君子境界是静因无为自然境界与“重任”在身的道德境界的结合,君子的核心思想是“禾变”智变,这符合当时社会现实需求。这种“禾变”智变思想与儒家君子观仁义礼智合一的思想不一致,后来儒家君子观在发展上对管子君子观进行了“合变”式地发展传承,既有批判又有吸收,使儒家君子成为理想的社会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