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墨家思想对民间宗教的影响

中国的民间宗教一直以文化小传统的姿态存在于社会底层,内容极其复杂。学界在讨论民间宗教与文化大传统之间的关系时,对大传统的理解往往局限于正统的儒、道、佛三家。本文从统治类型的角度入手,分析了墨家思想对民间宗教的影响。本文认为,墨家实质上主张以神授型统治取代传统的宗法统治,平等、专制、功利构成其统治的主要内容,后世的民问宗教对这一思想进行了实践,从而呈现出专制性、功利性、革命性以及狂热性等特点。     

何仙姑宝卷的宗教内涵

何仙姑宝卷是明清时期民间宗教的宣传品,系统地宣扬了民间宗教关于收元、敦伦、魔考、炼丹的理论知识.     

民间信仰对中国宗教发展的影响

民间信仰,虽以鬼神信仰和崇拜为核心,但由于它不完全具备宗教的基本要素,因此,按正统说法它不属于宗教。尽管如此,民间信仰在中国的影响不亚于宗教。它不仅渗入到了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影响了中国宗教的产生和发展。本文将从民间信仰对宗教神灵信仰、仪式、组织、教义四个方面的影响来论述它对中国宗教发展所起的作用。     

明清士绅支持泰山全真道行为探析

明清时期,泰山地区的国家祭祀和民间社会的宗教信仰有着重要的社会影响和历史意义,这其中全真道担任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泰山全真道积极展现自身的宗教优势,并努力满足地方士绅的精神需求,从而得到士绅们的大力支持,全真道也因此得到发展。泰山全真道与地方士绅的这种互动关系,充分展示了明清时期宗教与民间社会之间相互依存的特征。     

批判、模仿与价值认同:对传统中国民间宗教与正统之间互动关系的一种考察

儒、释、道三教及形式丰富的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构成了传统社会民众信仰生活的基本事实。相对于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而言,儒、释、道无疑是居于正统、主导和强势的地位,尤其是在儒家伦理教化的背景之下,正统所具有的强大的辐射力和涵摄力,使得宗教信仰在某种意义上是从属于政治的,这也是中国传统宗教所具有的独特生存氛围。在这样的状态之下,民间教派要获得发展的空间,批判、模仿与价值认同是他们所必然采取的方式。批判是起点,模仿是基础,而价值认同则是其存在和发展的保证,由此,民间教派与正统之间呈现出一种互动的关系。     

论“养德”为明清民间信仰之核心——以关帝、观音、文昌信仰为例的考察

明清时期,民间信仰中关帝、观音、文昌信仰成为全国范围内的三大民间信仰,由于来源不同,所持立场有异,所呈现的庇佑解厄、教化劝善形态各异,但其共同之处,是在儒家伦理的基础上,劝人向善,其核心为"养德"。其劝善实施的路径通常由救度苦厄开始,以劝善养德为归结,呈现出一种伦理善扩散的固定模式,表现为不同于正统宗教的一种特有的"养德"形式。本文试图对这一现象进行初步解析。     

明清之际天主教在华地位问题略论

明清时期是一个多宗教的发展时期,既有长久以来就存在而被视为异端的佛道回回,又有被视为邪教的各种民间宗教团体。这时期新入华的天主教因为各方面的因素,其在华境地时好时坏,而大致徘徊于佛道回回与各种邪教民间宗教之间。既享受过"容教诏令"的保护,也经历过被视为邪教的艰辛,中西文化交流的这段历程值得我们好好反思与借鉴。     

明清时期老司城宗教坛庙时空分异论析

考古发掘、金石铭文及历史文献重现了明清时期老司城宗教坛庙时空分异状况。在彭氏土司入主溪州前,这里即有土家族传统宗教坛庙。老司城佛教建筑发展于彭世麒时期,道教建筑在彭翼南时期进入鼎盛,根基于原始宗教却又圆融了中央王朝意识形态的官宦信仰建筑则在万历年间彭元锦时期得到发展。其间,一方面,传统宗教信仰中以血缘为纽带的祖先崇拜在新的政治环境下融入了土司信仰,出现了土司王与"八部大王"祖先神神性叠合情况;另一方面,佛道教及官宦信仰迅速发展并本土化,逐渐融入到当地民众的信仰生活中。老司城宗教坛庙多元并置状况呈现出土司时期溪州社会国家力量渗透下的独特地理历史单元,这是土司政权调控地方文化,对国家正统文化和意识形态主动借用和圆融的结果。     

太上老君信仰与明清民间宝卷

道教与民间宝卷关系密切。道教的神明信仰、哲学思想、内丹炼养、斋醮仪式都深深渗透到众多宝卷之中,其中道教的内丹术及斋醮仪范对宝卷的影响最大。明清时期,有多种宝卷与太上老君信仰相关联,且流传地域广泛。民间宝卷亦流传太上老君"化身"诸神之说。历史上,道教与闽、赣两省的民间宗教亲密无间,共生共长,诸多道教宫观转化成为民间宗教经堂。     

地域社会变迁与民间信仰区域化的分异形态——以近800年来福建民间信仰为中心

民间信仰的地域性与佛道教发展息息相关却又独具特性,民间信仰的区域化既是民间信仰地域性研究的核心问题,更是宗教社会学和宗教地理学的重要主题。本文以我国民间信仰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福建为中心展开研究。福建沿海与内陆地区民间神明信仰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别。南宋时期,福建沿海地区佛道教信仰式微,民间信仰取而代之,并在民间神明的敕封总量与信仰取向上与内陆趋向分异。沿海神明信仰的区域化进程相应展开,明清时期尤为显著,进一步形成与内陆分散化态势明显不同的体系化格局,而这一体系化又是在"高层—低层"之间形成地域层级的转换中逐步实现的。这不仅是地域社会变迁的深层反映,更隐含着地域社会与民间信仰的内在关联中经常被忽视却又是关键性的特征。     

The "Natural" and the "Formal"

The paper presents an argument against a metaphysical conception of logic according to which logic spells out a specific kind of mathematical structure that is somehow inherently related to our factual reasoning. In contrast, it is argued that it is always an empirical question as to whether a given mathematical structure really does captures a principle of reasoning. (More generally, it is argued that it is not meaningful to replace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a thing by an investigation of its a priori analyzable structure without paying due attention to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it really is the structure of the thing in question.) It is proposed to elucidate the situation by distinguishing two essentially different realms with which our reason must deal: the realm of the natural, constituted by the things of our empirical world, and the realm of the formal, constituted by the structures that we use as prisms to view, to make sense of, and to reconstruct the world. It is suggested that this vantage point may throw light on many foundational problems of logic.     

道家、道教与道学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向称儒、释、道三家(或称三教).自汉魏以来,史家多以"道家"一名混称老、庄之道家与张陵之道教.而"道学"一名既可指称"黄老之学",又为"宋明理学"之代名词.近世以来,学术界引入西学的概念,严格区分"哲学"(Philosophy)的道家与宗教(Reli-gion)的道教.而另外又有以"道学"之名涵盖"道家之学"者.而自19世纪以来,西方汉学界又以英文之Taoism或法文之taoisme统称中国的"道家"与"道教".于是,"道家"、"道教"与"道学"名称的内涵界定与使用范围遂成为学术界多年以来致力探讨的重要问题.本文拟从宗教文化与历史学的角度,通过考察道家思想衍变发展的五个历史阶段,即先秦老子之学与庄子之学,秦汉黄老之学,魏晋玄学,隋唐道教重玄学与宋元道教内丹心性学,来探索"道家"、"道教"与"道学"的内在联系与区别.笔者主张,"道家"一词可作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是狭义的"道家"概念,就是确指自先秦老、庄之学,秦汉黄老之学至魏晋玄学的道家学术流派;另一种是广义的"道家"概念,就是既包括原来先秦自魏晋的"道家"学术流派,也包括东汉以后创立的中国本土宗教"道教".这样,既对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哲学的"道家"与宗教的"道教"作出了明确的区分,更为重要的是表明了我们尊重自身文化传统的学术立场.至于"道学"的名称,笔者认为无论从历史的层面还是现实的层面都易于与原有的文化现象"理学"发生混淆,为学术长远计虑,使用似宜慎之.     

中文语境下的“心理”和“心理学”

“心”或“心理”等词语在汉语中有相当长的历史,对这些词语的理解反映了中国人关于“心理”的认识。中文的“心”往往不是指一种身体器官而是指人的思想、意念、情感、性情等,故“心理学”这三个汉字有极大的包容性。任何学科都摆脱不了社会文化的作用,中国心理学亦曾受到意识形态、科学主义和大众常识等方面的影响。近年中国学者对心理学自身的问题进行了反思。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对“心理”和“心理学”的理解或许有助于心理学的整合,并与其他国家的心理学一道发展出真正的人类心理学     

处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争论框架之中的"合理性"和"多种合理性"

价值判断的对象并不仅仅包括各种行为方式,[1]也包括各种语词。“合理性的”这个术语是这样一个语词:具有了合理性的就是善的。在刚刚过去的几十年间,作为对所谓的“西方的合理性”的某种反动,人们之所以开始谈论“多种合理性”———这是一种特别被后现代主义者提出的主张,很可能原因就在于此。在这里,我并不打算详细论述导致这样一种主张出现的各种历史发展。我只想使自己限于———在与这次学术讨论的主题有关的各种概念所具有的学术框架之内———详细考察这些概念:这种框架就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争论。作为与“古代”、“传统”、“…     

“外部的思想”与“横向的逻辑”

形而上学是一种以“再现”方式不断重复的同一性活动,它把瞬间的判断加以凝固,做出“必然性”的结论,并同时排斥精神的其他可能性。“外部的思想”是对形而上学精神传统的暴力,它认为“再现”最终会导致一种陌生事物之间关系的差异活动,这种关系遵循一种“横向的逻辑”。“横向的逻辑”放弃关于事物“起源”的假设,也就是不假定时间与空间中的“某一点”和“其他点”比照具有特权地位。事物不是按照某个中心点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而是无数个彼此毫无关系“点”的陌生合作关系促成的,而这样的合作关系具有任意性。在“横向的逻辑”中,用很多“出发点”或者“精神的拐点”代替独一无二的“起源”。     

西部大开发与“生存本位”的新发展伦理价值观探究

西部大开发实践活动的展开、深入 ,需要营造一种必要的“伦理化的社会环境”,呼唤一种为西部社会群体所需要和普遍认同的新伦理价值观念 ;这种新的伦理价值观念的基本精神 (个性追求、内在气质 )和集中表述应该是 :“生存本位”的新发展伦理价值观 ,即 :以发展求生存 ,以发展促生存 ;新发展伦理价值观所包含和要求的伦理规范及其现实践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竞争与合作的良性博弈——新发展伦理价值观的实现机制 ;二是公平与效率的动态和谐——新发展伦理价值观的理想目标 ;三是“社会”与“国家”的功能分殊——新发展伦理价值观的根本前提     

再论"五行"与"聖智"

思孟五行与乐有密切的关系.<史记·乐书>不仅保留了思孟五行,而且以汉代五行图式,凸显"聖"德的地位."聖"居中,含容"仁义礼智",君位,宫音,土德,具有包容、为主、统合、生生的意蕴.<荀子>、<中庸>,特别是<孟子>与<孟子字义疏证>中有不少关于"聪明聖智"与"天德之知"的材料.戴震的发挥,深得思孟五行的个中三昧.与"聪明"相联的"聖智"是一种"神明"、"天德",是对"天道"的体悟或神契,是体验、接近超越层的"天德之知".切不可从知识论的视域,特别是主客对待的认识论的角度去理解思孟五行.思孟五行是具有终极信仰的、以天道观为背景的"天人聖智五行观",蕴含着深刻的道德形上学的思想,其枢纽是"聖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