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儒学根源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具有深厚的儒学根源，特别是清代儒学的变迁，直接规定和影响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性质和方向。从内容看，五四新文化又是在儒学的基础上融合了一些非儒学派的产物，它继承了汉学的治学方法和宋学的怀疑精神，又接受了经今文学的历史观和经古文学对孔子的理解，从而实现了儒学的改造。当然，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深受西方思想的影响，不过这种影响是有限的，五四知识分子对西方思想的接受，仅限于将它当作实现传统更新的工具。     

傅伟勋堪当现代新儒家论

傅伟勋一直被看作现代新儒家之外的儒家批评者,文章则从三个方面证明他完全有资格归入现代新儒家阵营。首先论证他是一个具有高度文化使命感的学者,在中国现代三大主流思潮(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马克思主义)中,他必然要选择文化保守主义,从而走向现代新儒家。其次就他的四个学术思想倾向来论述他只能归属现代新儒家。最后论述他具有第三代新儒家共通的思想特征,即:①推崇儒学,但不将儒学价值绝对化;②虽不认同马克思主义,却能客观地评价马克思主义;③坚持多元价值观,虽以中国文化为本位,但从不拒斥西方文化,虽强调儒家精神的现代意义,但决不轻率断言认同儒学乃人类未来文化发展的惟一方向。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新文化建构中的位置

<正> 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主要是由三种成分构成的:一、渊远流长、根深蒂固的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思想文化;二、19世纪下半叶开始输入中国的近现代西方思想文化,其核心是民主和科学;三、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开始传入中国并指导中国取得革命胜利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思想是中国本土文化,固然根基深厚,近现代西方思想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也已深深扎根于中国人民的意识之中,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更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所接受。     

明清时期儒学东渐日本简论

明清时期是中国儒学东传日本的高潮时期 ,日本思想家全面接受和吸取了儒学思想 ,并结合日本国情加以阐释和创新 ,将传统的儒学思想融入日本社会各个层面 ,对日本文化发展及其社会进步起了重要作用。同时 ,也产生了某些消极因素。     

张其昀的孔子观:文化道统与文化开新

张其昀在文化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争论中开始"文化自觉"。他肯定孔子、孔学维系"中华一统"的社会价值,总结孔子确立中华民族理想人格典范、构建中华文明价值传承体系、开中国数千年文明教化先河之功,同时重述孔学的知识与思想谱系。他既认为中国文化之所以绵延不息,是因为有一以贯之的道统,孔子是中国文化道统的中心;同时也主张突破狭隘的儒学道统观,以中国文化大传统为中国社会的新道统。当代中国人应该在继承孔子思想基本精神的基础上,融合现代价值理念,为中华文化开出新道统。     

历史的轨迹 时代的展望─—从儒学发展进程看儒学的前景

儒学原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学派，从汉代以来，由于当政者的需要和重视，儒学逐渐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二千多年来，虽然中间有过一些曲折和起落，儒学基本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居于主导地位，到今天在社会上还有相当影响。但是儒家思想是有变化的，发展的过程也非一帆风顺，特别是封建社会走向没落，近百年来儒学是受到冲击，“文革”时期更是遭遇一场劫难，现在虽然得到拨乱反正，但如何适应现代化的需要，及在世纪之交儒学发展的前景如何，还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这就是写作本文的意旨所在。一、儒学思想的形成及其在先秦社会的作用（－…     

五四启蒙思想家的化约倾向与突破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２０世纪的重大历史事件之一，如何看待五四启蒙思想家所主张的思想启蒙，则不仅关涉到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正确评价，而且也涉及到当今中国的文化建设与现代化发展的一个大问题。五四思想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后期的思想有着明显的差异。前期主要着...     

沉痛悼念方克立教授

正著名中国哲学史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原院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原会长、国际中国哲学学会(ISCP)原会长方克立教授,因病于2020年4月2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方克立教授毕生致力于中国哲学文化的研究与教学工作,著述精深,桃李满园。20世纪80年代,他作为国家"七五""八五"社科规划重点课题"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的负责人,开创并领导了中国大陆的当代新儒学研究,在海内外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20世纪90年代,他提出了中国现代思想史上自由主义西化派、文化保守主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三大思潮对立互动的思想格局,已得到学界的公认。方先生在学术上具有强烈的创新精神,其马克思主义哲学观、中国哲学史观和文化思想得到海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他提出的"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主张,把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推进到新的高度。方先生的逝世是中国哲学界的重大损失。     

《澳洲大地》中文化保守主义元素分析

澳大利亚当代诗人瞻姆士·麦考利是个崇尚西方古典主义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在他创作代表作之一<澳洲大地>时,西方古典主义的价值观、理性和道德观正面临后现代颓废思想的威胁,因而此诗中有强烈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     

从《十七条宪法》看早期日本儒学与中国儒学之不同

中日两国学者大都认为5至8世纪为中国儒学初传日本时期，称这一时期的日本儒学为“早期儒学”，但对这一时期中国儒学的影响，以及这一时期中日儒学的差异却各执一端、争论不休。日本学者中最有代表的是津田左右吉。津田左右吉认为，这一时期的“儒教毕竟只是儒教，是中国思想，是文字上的知识，还没有进入日本人的生活。”（津田左右吉：忡国思想和日本》，岩波书店，1939年版，第89－90页）他还认为，初传时期的“儒教思想，对日本人的政治实践也几乎未曾发生影响。”（同上书，第163页）与日本学者相反，出于对津田左右吉等人否认中国儒…     

许衡对韩国曹南冥思想和人格的影响

元初硕儒许衡的理学思想及其人格气质对韩国16世纪儒学大师曹南冥发生过重大影响。从南冥的心路历程看,其最大的影响在于他改变了南冥的人生之路,由早年的消沉而转向积极,由“傲物为高”、“有遗世之象”,转为“学道”、“为己”之人,后步入圣域,终成一家之学。同时,许衡还影响到南冥的思想特征的形成和人格气质的锻铸。由此,亦可从一个侧面窥测元代理学对韩国学术文化的巨大影响。     

儒学和天主教在明清的接触和会通

儒学和天主教在明清的接触和会通龚道运一中国文化以儒、释、道为代表。如果说由先秦以迄宋明，中国思想文化的演变历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的产生和它的传衍，①那么，明清以降，中国思想文化的进程则以懦学和基督教的会通为主导。因为儒学发展到宋明，固已汇合释、...     

论隋文帝与隋代的儒学

<正> 中国封建社会的儒学,从魏晋南北朝的衰颓中发展宏大起来,隋代是一个很重要的恢复和发展阶段。所以,史学界长期以来否定隋文帝对儒学发展的作用,实非中肯之论。其实,处在隋代这一继往开来,承上启下的历史时期的隋文帝,与儒学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在执政期间对繁荣儒学做了不少的贡献。可以说,儒学在隋唐时期一改消沉局面,再度振兴于     

儒学三次复兴的当代启示

当下如何复兴儒学?通过对儒学三次复兴历史的分析与总结,说明当代(当下生活的时代)循宗教的、哲学的、生活的路向复兴儒学都不足取,"儒学世俗化"应是当下复兴儒学所应遵循的路向。儒学世俗化,是祛儒学精神贵族化之魅,使之重归原始儒学之世俗情怀与世俗关切,而不是使儒学化为庸俗。为求儒学世俗化,儒学在当代迫切需要实现三大转变:(1)改变立场,由重"士"转向重"民";(2)改变观念,由不能容忍世俗价值转向重视民众的世俗愿望与世俗要求;(3)改变导向,由专注正面指导人生转向积极关注人生的负面问题。     

1996-2004年中国大陆儒学研究的新进展

1996-2004年,中国大陆的孔子、儒学研究持续繁荣发展,在以下八个方面上,取得了新的进展: (1)儒学与世界和平; ( 2 )儒家人文精神; ( 3 )简帛儒家文献; ( 4 )儒学宗教性问题; (5)儒学与生态伦理; (6)儒学与普世伦理; (7)儒学与文化保守主义; (8)儒学与自由主义; (9)儒学与民主、人权; (10)儒学与全球化。     

儒学私德论的起源及意义——基于东亚视阈的考察

梁启超的公德私德论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开启了近代以来关于公德和私德持续不断的学术讨论热潮。梁启超对公德和私德概念的使用是受到日本近代思想家的影响，所以东亚视阈是理解其思想的一种有效补充。基于这一视阈我们可以发现，梁启超与日本早期公德私德论者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都以积极性和消极性作为区分公德和私德的重要标准，并在此标准下将儒学评价为消极性的私德，不过梁启超仍然重视儒学的消极性作用。从《论公德》到《论私德》,梁启超言论活动的重心虽然从公德转向私德，但是他的思想结构并没有变化，即始终是在消极性私德的意义上重视儒学的价值。     

儒学世俗化的现代意义

本文分为四个方面探讨了儒学世俗化的现代意义：首先，指出儒学在现代所遭遇的最严重的困境，当是现代民众在“情感上拒斥儒学”；其次，分析了儒学被冷落的原因，认为就儒学自身找原因的话，这只能归咎于儒学后来的精神发展在价值取向上坚持“贵族化”倾向，越来越背离原始儒学重“世俗”的精神蕲向；再次，以方东美与牟宗三为例，说明现代新儒家不但没有改变以往儒学的精神方向，反而更以现代理性的方式，把原始儒学原本十分明白易懂的说教变成了只有少数知识分子才能体悟的“绝学”；最后，就如何改变现代新儒家发展儒学的路数，以求实现儒学世俗化谈三点具体意见：１．须改变立场，由重“士”转向重“民”；２．须改变观念，由不能容忍世俗价值转向重视民众的世俗要求；３．须改变导向，由专注正面指导人生转向积极关注人生的负面。     

孟子与韩愈的论辩艺术浅析

孟子与韩愈是在儒学发展史上有着特殊贡献的历史人物,孟子素有“亚圣”之称,他对孔子的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使儒学得以广泛传播。韩愈则是新儒学的中兴者。张清华先生在1993年4月20日韩愈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给韩愈以这样的评价:“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韩愈是复兴孔孟儒学传统的倡导者和奠基者,相当大程度上规范了唐以后中国文化的面貌,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的形成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作为一代巨儒,孟子与韩愈不仅“道统”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其传授手段即论辩艺术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儒学、中国文化与世界多元文明——以儒佛道三教关系为视角

儒学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流和基础。儒学本身是在与诸子百家的争鸣中成长,在与佛、道的交融中发展的。儒学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同时也对佛、道等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宋明时代的儒学,其实是以原始儒学为基点,融摄了佛、道等多种思想,是儒佛道三教的合一。儒学的当代使命,与儒学自身的特质及其在当代的发展密切相关;以儒为主、佛道为辅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多元文明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课题。     

儒学在新加坡

<正> 1984年,新加坡隆重庆祝建国二十五周年,举办了大型展览会。其间,新加坡国立大学筹办的展览中有一项题为“儒学在新加坡”。展览把儒学在新加坡传播和发展的历史划分为两个时期:一是儒学在民间振兴的时期(十九世纪至1982年);二是朝野同倡的儒学发展时期(从1982年开始)。关于第一个时期的情况,根据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高级讲师、现兼任新加坡儒学研究会会务顾问苏新鋈博士介绍,儒学传入新加坡的时间,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初。那时,华人从中国的福建、广东等省移民南来,马六甲等邻近地区的华人居民也不断迁入,他们的思想文化、生活习俗充满着浓厚